《臺灣科幻小說的文化考察1968-2001》，臺北：秀威資訊，2008年
戰後臺灣科幻小說的創作，由張曉風創作於1968年的〈潘渡娜〉開其緒端，在這一階段裡，臺灣本土科幻小說創作還處於向歐美學習及摸索的階段，其中對於科幻小說的定義、價值、功能、性質有諸多的討論。
而於六○年代末開始從事科幻小說實驗的作家黃海，則以其大量的科幻小說創作，成為探討此時期臺灣科幻小說特色時必不可忽視的作家。
曾自言受到張曉風〈潘渡娜〉影響的黃海，1968年末也開始針對科學與小說的結合做出一連串的寫作嘗試。
當時，科幻小說仍屬於新興的文類，黃海可說是相當積極地在從事這個文類創作實驗，因此在臺灣科幻小說史上，黃海的確可以說是一個開創性的人物。
也由於他的嘗試，誠如林燿德所言，黃海的科幻小說「提供了諸如星際冒險這一類一般人印象中的科幻規模」。黃海的「星際冒險」風格的確開拓了臺灣科幻小說的一種類型，而之後也以此風格在兒童科幻小說領域裡得到肯定。
黃海（本名黃炳煌），1943年出生於台中大甲，雖然貧苦的生活再加上健康因素的雙重壓力，但是黃海仍努力堅持文藝創作的興趣。從1963年起便開始在各報發表短篇文藝小說，而在1968年則轉向另一個當時臺灣文壇尚屬新領域的科幻小說，發表了第一篇科幻小說〈航向無涯的旅程〉，其後陸陸續續在各報章媒體發表一系列有關宇宙旅行的科幻小說。該系列故事最後在1969年12月結集成《一○一○一年》。其故事主要是敘述在二十世紀末，六位不同國籍的太空人在奉命去尋找太陽系外是否有其他文明的旅途中，與其他星球生物所產生的各種交際互動，如當人類造訪低於地球文明的星球時，可能會被當做神明看待；訪問高於地球文明的星球時，則相反地人類可能會覺得遇見了神。而透過如此地想像，其實也寄寓了黃海對於現實世界的看法，諸如戰爭、當時流行的存在主義思潮、生命的意義、科技未來的發展……等等。
至於為何當時會從事科幻小說創作，黃海曾如此說道：
從小我對自然界的奧秘就很好奇，對於有關科學知識的涉獵未曾稍懈，再加上我曾兼做過兩本翻譯的兒童書（科幻小說）的校對，電影「二○○一太空漫遊」給予我的啟示， 張曉風 女士在中國時報科幻文藝小說「潘渡娜」……種種因素集合起來，促使我胸中積壓的一段朝向未來與未知開拓寫作的熱忱，澎湃洶湧起來。
因此，在諸多原因之下，黃海以「太空歷險」作為其科學與小說結合的嘗試題材，《一○一○一年》可說是其首次嘗試的成果。
之後黃海繼續深耕此文類，又分別於1972年、1979年出版了《新世紀之旅》及《銀河迷航記》。前者是由《一○一○一年》中的〈從死亡線歸來〉短篇小說所展開的長篇小說，其內容描寫一位留美的中國學生魏凌非，因為心臟病突發而瀕臨死亡，但卻在科學家的冰凍技術下得以暫時存活下來，並等待日後成熟的醫療技術讓他復活。因此，已等同「死亡」的人可以在未來的世紀重新復活，而於未來復活並痊癒的主角也在作者的刻意安排下到處遊覽未來文明的種種，從中揭露了人類在高度科技文明下的墮落與危機。後者則是包含了不同題材的短篇科幻小說合集，同名小說〈銀河迷航記〉則是近於《一○一○一年》的故事模式，同樣透過與外星文明接觸的方式，突顯了人類本性上的醜惡面。
對於當時尚未有人積極創作的科幻小說，黃海認為自己所做的嘗試只不過是「純以文藝創作者的立場，把文藝的筆觸向外伸展，開拓寫作的新領域」，並且只是「借用了科學的題材，加以幻想性的發揮」而已。然而，這樣的嘗試也使得他能在當時開拓出一條與他人不同的創作路線。不過，也由於選擇了與眾不同的題材，使得黃海一度對自己的科幻創作被稱為「科學幻想小說」而顯得侷促不安，其在〈科幻小說的寫作〉一文中便如此分析當時的創作心情：
在五十八年十二月，出版了「一○一○一年」這本書，當時我還沒有冠上「科學小說」這一類的名稱，老實說，我很害怕遭遇到批評，說它不是文學作品，甚至對於「科學幻想小說」這個名稱，也不屑提它，總以為它太過庸俗化，只是寫給小孩子看，哄哄小孩似的，要稱「科學小說」又怕擔當不起「科學」的「重量」，就這樣，這本書的後半還加入了我的一部份短篇文藝小說，希望能夠加強一點文藝氣息。
正因為這種「庸俗化」及「科學化」的不安，使得黃海的科幻小說創作甚或是往後其他科幻創作者始終籠罩在嚴肅文學與通俗文學之間的憂慮中。
其實從整個臺灣科幻小說發展歷程來看，臺灣科幻小說可說是迥異於西方科幻小說早期發展時的通俗性（尤其對照於美式科幻），因為臺灣科幻小說在初期發展時便賦予其深沈的人文意識。
十九世紀科學的興起一方面加速了人們生活形態的改變，也促使科技文明的到來，可是一方面人們卻也不自覺地在膨脹自我，科學成為光明未來的保證。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人們才警覺到科學雖然可以造福人們，但卻也有可能帶來更重大的災難，兩次世界大戰便是最好的例子。因此科學技術既可能帶給人類幸福美滿的未來，但也有可能讓人類更加快速地趨向滅亡。所以描寫科技負面影響的題材時常成為科幻小說的關注點。而綜觀臺灣科幻小說的發展，更可以清楚地看出臺灣科幻作家對於科幻小說的警惕、反省功能似乎更加著重，然而也正由於這樣的傾向，遂使得臺灣大多數的科幻創作始終給予人「文以載道」的嚴肅感覺。
此點正可在黃海的科幻小說中清楚地發現。雖然黃海的科幻小說大多呈現出一種「太空歷險」的故事模式，然而從黃海的第一本科幻小說《一○一○一年》起，黃海便呈現出他對於科技文明、人性善惡及毀滅戰爭的關懷。「生命的意義是什麼？人類永不息止的紛爭是為什麼？人類的將來又是如何？」也正因為如此，所以黃海選擇比寫實小說關懷面來得更廣更遠的科幻小說來表達他的理念：
我的用意不在做科學性的預測，而是把時間、空間移向遙遠的未來，在人文方面，以未來的眼光反看今日，與今日做一比較。
不過誠如他之後對自己早期科幻小說的評價，「我的創作過程，前七、八年思想還不成熟，完全承襲了西方樂觀的觀念，認為整個未來文明可以經過科技來解決問題。」，的確可以發現黃海早期的作品如《一○一○一年》、《新世紀之旅》、《銀河迷航記》等書中，確實是對於未來科技抱持著過度樂觀——或者說單純——的態度。未來便利的生活有可能帶來人類的墮落、文明的毀壞，然而能夠使人們解脫目前的困境（戰爭、貧窮、生死……等問題），卻也「只能」依靠科技了。例如，當一個人思想有問題或有犯罪行為時，他便會被送進「腦部矯治中心」去修正他的行為。又如一個人想要達到永生的目的，他可以預先將自己的思想儲存在機器中，以便在死後可以依照生前的記憶復活起來……。雖然，黃海曾不斷地透過小說人物來反省這類科技所可能帶來的問題，不過卻也總是稍縱即逝而已，對於其深層的意涵探討的還不夠深入，這或許誠如黃海所言是剛接觸科幻小說時的炫奇心態呈現：
後來，我漸了解，在小說中耍弄科學道具或描述科學布景，只有使作品距離文學越遠，這種作品，是科學作品，不是文學作品。
也或許是當時整個時代的氛圍所導致，如在一篇〈「新世紀之旅」評介——兼談文人對「科學」的誤解〉的評論中，論者關雲如此說道：
我們必須認清一項事實，那就是「科學」所造成的「惡果」（根據一般人的看法），還得由「科學」來收拾，「文學」是插不上手的。比方，防禦飛彈的最有效方法，便是建立反飛彈系統。這不是作作文章，罵罵人就可以解決的。
針對此論點，其實仍有討論的空間。不過，基本上對於科學的樂觀態度在當時政治風雨飄搖、經濟仍剛起步的年代是可理解的，因此黃海早期的科幻小說可說是呈現出一種樂觀、成人童話式的想像，正如林燿德所言的「偏向於著重機關道具的十九世紀科幻小說模式」。
而在之後黃海所創作的科幻小說，便如其一直在反省科幻小說的文學定位時所得出的結論一樣：
我以為科幻小說要具備有永恆的文學價值，應該是「科學異想」成分越低，「人文幻想」成分越高。
所以在日後的科幻小說像《天堂鳥》（1984）、《最後的樂園》（1984）、《鼠城記》（1987）的「文明三部曲」中，讀到的不再是酷炫新奇的科技玩意堆疊陳列，取而代之是一種更深沈的人文思考。
↑圖：左起大陸北京科幻學者吳岩、傅吉毅、黃海、王洛夫。2008年7月17日，參加國語日報舉辦的兩岸科幻交流會後，在林文寶家客廳留影。
文章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