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群從故鄉出走，遷移到台北居住的客家女性，在過了半輩子隱藏族群身份的日子後，打開多年來深藏內心的包袱，與所有族群一同分享她們的生命故事，歡喜扮戲團台灣告白【六】，平靜但堅定地說出來，「我們在這裡。」
主文
一個陽光的午後，循著地址來到「歡喜扮戲團」排練室，那是一處位在台北士林的2 樓公寓住家，寬敞的木頭地板，10多位剛從德國公演回來的劇團成員，正為了即將在台北的演出做排練，悠揚的樂聲伴隨高亢的吟唱，演員們正在排練最後一幕。這群年紀和我們的媽媽、阿媽相仿的演員們，在音樂營造的氣氛下，以略顯生疏的動作，緩緩解開肩上的藍色包袱，捧在手上，然後緩緩打開，一場令人震撼的結尾戲，就從訴說多年來深藏在包袱內的秘密開始。
「我介（的）包袱裡背（裡面），放介係我撈（和）我爸唯一一張共下（一起）拍介相片，我一生人最感謝介，就係我爸無撈我送分別人！」阿媽用客家母語，訴說自己的遭遇，她的幾個姊姊都送人當養女，幸好父親堅持把她留下來，才沒有被阿公送走，邊講眼珠裡邊滾著淚水。
「我介包袱係空介，當年我離開屋下（家），麼介（什麼）都無帶走，現下（現在）我有自家（自己）介屋，自家介細人仔（小孩）。」這是春秋包袱裡的秘密，自小生長在偏遠的苗栗縣獅潭鄉，一個貧窮、沒有發展、人口嚴重老化的客家庄，年輕人要有前途，只有選擇離鄉。
惠美的情況算是比較好的，在重男輕女的客家庄，惠美有幸唸到大學，實在難得，回想起當年考上私立的輔仁，父親到處籌錢，惠美永遠記得從父親手上接過這筆錢的那一刻。「現在我在公家機關服務，每個月的薪水隨便都比那筆錢多太多，但是怎麼也比不上那筆錢的重量。」惠美印象最深的一句話，就是父親告訴她的：「種田曬腳板沒出息，以後一定要拿筆！」
童年及少女時的記憶不斷湧現，故鄉給她們的印象是貧窮、蕃薯簽、送養女兒、做不完的田事，不願認命的人，就會被親友指點或唾棄，最後只能選擇出走。然而離開自己生長的土地，來到陌生的台北市，卻又是另一場惡夢的開始。這群客家人隱藏自己的族群身份，來到都市求學或謀生，為的是開創一片天地，如今她們各自有家庭及事業，但回想起當年剛到台北的情況，每個人都有滿腹辛酸。
「剛到台北的時候，真的很不習慣台北的天氣！」老家住高雄美濃溪埔寮的菊英，嫁給外省老公後，帶著小孩一同到台北發展，想起第一次在台北過冬，又濕又冷，彷彿永無天日。「那時候先生的收入不穩定，還有兩個小孩要帶，只能找在家做的工作來做。」為了負擔家計，菊英後面揹著一個小的，手上牽著一個大的，每天在社區附近的小公園打轉，希望能找一些裁縫在家裡做。
菊英到處找店家問，得到的回應都相當冷漠，「好在碰到一家剛好也是客家人，老闆娘很熱心，分我一點做，就這樣開始愈做愈多。」老闆娘慷慨答應，還拿糖果給小孩吃，讓菊英感動得說不出話來，就這樣，菊英靠著一把剪刀，撐起家裡的經濟重擔，一直到現在，菊英還在做裁縫，包括這次演出的戲服，全都是菊英的傑作。
另一位團員春秋，當年好不容易逃離貧窮的獅潭，來到台北時從小妹開始做起，但族群的標籤讓她產生自卑感，「以前我一直不敢講客家話，怕會被人家瞧不起。」嫁給福佬人的春秋說，在台北住那麼久，很少和客家人接觸，直到去年參加劇團的訓練，才真正確認自己的族群認同，
從客家庄到台北都會討生活，這群客家女性的心情告白，成為歡喜扮戲團第六部作品的內容，這次是歡喜扮戲團首次嘗試以客家話發音，也是台灣現代劇場首次以客家女性的生命故事為題材演出。從去年9月開始，這些南腔北調的客家媽媽們，因緣際會在此相遇，開始接受導演彭雅玲的劇場訓練。
首先，彭雅玲讓這些生疏的媽媽們開始講自己的故事，「這是個相當有趣的過程，當蕉妹講到自己被收養的遭遇，大家就開始講起來，有些人不是自己的媽媽是養女，就是阿姨、姑姑、嬸嬸是養女，後來大家發現，原來每個人都有同樣的經驗。」就這樣，大家從分享故事當中，逐漸發現共同的經驗。在300多個故事中，彭雅玲最後挑出5個，每個故事都代表客家女性的集體宿命。雖然已經演了好幾次，但是對這些媽媽們來說，每次演出就像再次掀開血淋淋的傷口，尤其接著要在台灣演出，還有媽媽跑來問導演，「可不可以不要演？我怕我無法承受！」
另一個讓人深深感動的，是這群媽媽們吟唱客家山歌，以即興的歌詞抒發內心的情感。「我覺得山歌是客家族群最有特色的東西，甚至不需要歌詞，就可以隨性地唱。」彭雅玲將媽媽吟唱客家山歌穿插在戲裡面，加上客家音樂創作者顏志文的配樂，為整齣戲增添不少生命力及感染力，連德國的觀眾都相當好奇，那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音樂。不過您恐怕很難想像，這群媽媽當中，有很多人在這之前從來不曾唱過山歌，也不知道山歌是什麼。
這群客家女人的生命告白，不只是她們個人的心情，更是許許多多年少時離開故鄉，來到台北打拼、討生活的客家人共同的心情，她們在家族中沒有地位、受到不平等待遇，甚至莫名其妙地被責罵，只因為她們不是男生。來到臺北，她們被迫變成隱形人，一手撐起一片天，默默承受家裡大大小小的事情。
不過彭雅玲強調，「就像一位德國導演說的，這齣戲不是控訴，也沒有悲情，而是和平地說，『我們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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