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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台灣人提到全球化時第一個關鍵字一定是「外語」，大意是台灣人藉著外語做為溝通工具，成為地球村的一份子。而所謂的外語自然就是英語。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的確是希望藉著單一工具(英語)朝向單一的世界(大一統的全球化)，迥異於此的便是「多語種」與「在地化」這兩個概念。
　　
　　從《舊約》〈創世紀〉第十一章便描述了「世界語」這樣的一個概念：那時，天下人的口音、言語都是一樣的。他們在往東邊遷移的時候，在示拿地預見一片平原，就住在那裡。他們彼此商量說：來吧！我們要作磚，把磚燒透了。他們就拿磚當石頭，又拿石漆當灰泥。他們說；來吧！我們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頂通天，為要傳揚我們的名，免得我們分散在全地上。耶和華降臨，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華說；看哪！他們成為一樣的人民，都是一樣的語言，如今既作起這事來，以後他們所要做的事就沒有不成就的了。我們下去，在那裡變亂他們的口音，使他們的言語彼此不通。於是耶和華使他們從那裡分散在全地上；他們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為耶和華在那裡變亂天下人的語言，使眾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稱作巴別(即變亂之意)。
　　
　　從語言的角度來看，「全球化」的確是清楚地朝向單一的方面發展，學者克勞斯(Michael Krauss)綜合了各項統計數據之後表示：我認為這樣的計算應該很合理－依目前事態發展的速度來看，下個世紀，人類的語言不是已死就是必死。「瀕危語言基金會」就得出兩大意見，第一，全球語言的處境大部分都很脆弱，不只很可能衰落還很可能滅亡；第二，全球的語言，有一半以上處於彌留的狀態，也就是說，無法有效傳予下一代的子孫(附註１)
　　
　　但是，所有人不正熱烈地相互告知多元化的發展是多麼的正確合理，每個人都有權利選擇自己的政治立場，或者婚姻態度，甚至重新定義自己的性別。在我們都以為自由意志像煙火般絢爛在漆黑的夜空時，卻沒發覺那或許只是短暫的假象罷了。走進書店裡，或許我們都過於習慣那一落五花八門的英文學習書籍，而逐漸遺忘了這個星球還有著大約六千多種語言的現實狀況(附註２)。或許有人會說，我們只要保存主要的語言，甚至朝向單語世界，就會像耶和華說的，以後人類所要做的事就沒有不成就的。不過問題來了，誰是「我們」？誰是「他們」？那些語言是主要的？那些語言是不必要的？
　　
　　那首先得牽扯到資訊量的對等性，幾乎所有台灣人對美國、英國、日本比起剛果共和國、阿富汗來得了解，因為我們的電視節目裡不會出現阿富汗人的自製節目，通常裡面只有稀少的第二、三手的片面描繪，但是大家卻對美國電視影集慾望城市裡的腳色們如數家珍。因此，在人類因陌生而產生恐懼的狀態下，不熟悉的事物自然都歸類在「他們／不必要」的區塊中，也無怪乎美國的武裝攻擊稱為維護世界和平，穆斯林的武裝攻擊卻得冠上恐怖的字眼。雖然台灣和美國確實在文化上連接著(相較於台灣的邦交國)，但是到底是以何種關係來連接卻十分值得玩味。
　　
　　薩伊德(Edward W.Said)認為「文化」意指描述、溝通和再現的藝術，有其獨立於經濟、社會和政治領域的相對自主性，且經常以美學的形式存在，而其主要的目的之一就是享樂(附註3)。我想台灣的電影非常契合薩伊德對於文化的概念，
基本上台灣電影在某種程度上根本是脫離台灣本土大眾文化的，因為台灣電影的商業片呈現一種冰河期的凍結，從朱延平早期的《新烏龍院》系列還可以賣出千萬票房，到現在台灣的商業片根本無法在國內的電影院進行播映。台灣的導演似乎陷入很殘酷的二分法，叫好不叫座或者是不叫好也不叫座，雖然這和電影市場的景氣低迷有關，但是本土商業電影類型趨近死亡，意謂著台灣的觀眾選擇了好萊塢電影的享樂模式。或許嚴肅一點地來看，台灣人逐漸選擇越來越趨近美國人的生活方式，選擇電影只是其中之一，學習語言也是其中之一。
　　
　　但是若用帝國主義來形容台灣與美國的關係似乎又顯得過於嚴重，畢竟美國對於台灣並不至於到薩伊德所認為的統治偏遠領土的主控宗主國中心的實踐理論與態度(附註4)；台灣和美國就好比明星文化中的迷(fans)和明星，台灣藉著許多同步符號的消費，像NIKE、聖誕節以及和美國同步上映的院線電影建立了某種認同感：台灣似乎是全球化的，我們跟上了資本主義的潮流，連好萊塢明星芮尼齊微格和麥特戴蒙都會來台灣，我們已經步上了全球化的康莊大道了，不是嗎？(附註5)

　　然而，去年在義守主辦的通識教育研討會當中，一位成功大學的教授起來提出一個非主流的看法，他認為，台灣人只是把全球化當作一種晉升社會地位或財富的工具，我們還是很短視近利地在處理天涯若比鄰的明日世界，我們真的有嘗試學習其他國家的文化嗎？亦或只是背了很多英文單字以及片語？而把這個問題向內延伸，又回到當時滿清末年的老問題，我們究竟要選擇面對自身的文化保存亦或敞開心胸面對外來的文化衝擊；但這似乎不足以成為一個問題，因為台灣實在是一個變動極為快速的社會，海島上的人民永遠處於一種過渡期，所以台灣的「在地化」和「全球化」竟然就這麼並列行駛了，就好像三立的八點檔連續劇中出了國外卻還是講著河洛話，不過回到台灣卻又把英文名字和幾個單字掛在嘴邊般的荒謬且超現實。
　　儘管我們能夠否認文化有高下之分，不過卻不能否認文明的確有著優勢和劣勢之別，就像先前提到迷(fans)和明星的差距一般，前者必須得買票進場，後者卻已經有資格在台上表演了。　　

附註１　摘自語言的死亡(Language Death)　大衛克里斯托著　周蔚譯
　　　　貓頭鷹書房譯版　P68~P69
附註２　摘自《民族錄》(1992)

附註3 摘自文化與帝國主義(Culture and Imperialism)
　　　　薩伊德(Edward W.Said)著　蔡源林譯
　　　　立緒文化出版　導論P2
附註4 摘自文化與帝國主義(Culture and Imperialism)P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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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台企銀高雄抗爭現場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