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叫魂：乾隆盛世的妖術大恐慌
（Soulstealers：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
作者：孔復禮（Philip Kuhn）
譯者：陳兼、劉昶
出版：台北，時英出版社，2000年2月
「毫不奇怪，冤冤相報仍然是中國社會生活的一個顯著特點。」這句話是孔復禮《叫魂：乾隆盛世的妖術大恐慌》（以下簡稱《叫魂》）書末提及的一個觀察所得；據此，我們對於20040925游揆為6108億軍購案所撂下的狠話：「你有能力毀滅我，台灣也有反制能力，你打我100顆飛彈，我至少也要打你50顆，你打我台北和高雄，我也打你上海。」這樣莫明奇妙的屁話或許多少可以同情地理解一丁點。
《叫魂》是中國時報2000年開卷好書獎翻譯類十大好書之一，作者原欲研究的是「專制權力如何凌駕法律而不受到法律的限制」、「官僚機構如何試圖操縱通訊體系來控制最高統治者；最高統治者如何試圖擺脫這種控制」等歷史課題，但其實書中觸及許多層面，它的內容雖自德清縣的石匠們所沾惹的「叫魂」案展開，但其實作者對於「妖術」所探討的分量，並不多於對十八世紀中國法制、政治、經濟、社會等畛域的研究。作者由小而大、由點而面、由地方上細瑣的刑案擴及整個帝國的政治體制與社會文化等的敘述方式寫作，手法新穎，可說是上乘的歷史著作。
書首開宗明義，第一句話便寫著：「1768年，中國悲劇性近代的前夕」。眾所周知，清朝康、雍、乾三代號稱「盛世」，乾隆一朝自1736年迄1799年，在位時間（包括內禪之後）是中國有史以來最長的一位，而康、雍、乾統治時間長達近140年（1661-1799），這段時間的歷史呈現了一派穩定、綿延萬世的景象。然而，作者由1768出現、蔓延的「妖術大恐慌」深入剖析其時的中國，方知所謂乾隆治下的「盛世」，其實是一個「鍍金時代」；一切衰敗的跡象，在這個看來正值盛世的年代，隱隱浮現。
我們對於「叫魂」的故事其實並不陌生，讀者或許可以聯想到在眾多清裝連續劇中出現過的劇情與畫面；在一些現在流行的命理節目中，或許也可聽到類似的「法術」。當時人們稱之為「叫魂」的妖術，指的是石匠們將活人的姓名寫在紙片上貼在木樁頂部，好給大錘的撞擊添加某種精神力量的傳言，據說凡是因此而被竊去精氣的人，非病即死。案件最先發生在1768年的浙江省德清縣，一位被侄兒苛刻的可憐人沈士良，覺得在陽間再無希望討回公道時，決定訴諸陰間的力量；他在土地廟的供案前焚燒了一張黃紙，正式向土地爺告狀，然後去找正在該縣進行打樁入河工作的石匠吳東明……
故事的序幕由一連串發生在江南地區的「叫魂」（剪辮）案揭開，接著作者描述了當時江南一帶的經濟、社會狀況，因為「要更全面地理解18世紀的經濟變化（尤其是人口增長和錢幣的較易獲得）如何決定人們對周圍社會環境的認識，必須要從事更多的研究。」作者點明，叫魂危機恰恰發生在18世紀的最後25年──貨幣供應的增長已開始緩解人口壓力的前夕，當時在長江下游人口過於密集的地區，稻米的價格對於普通百姓仍是一個沉重的負擔。在乾隆一朝，各地人口迅速地增長，假設康熙晚年的人口已回復晚明的一億五千萬水準，那麼到了乾隆末年，中國的總人口數已經「翻了一番」；分析人口成長的變化，可以發現重要的社會與政治意義，而造成清代中葉社會與經濟結構更形複雜的重要因素之一便是人口的急遽成長。人口遽增，將中斷任何穩定與漸進成長的模式，而人口過剩的壓力，使得生存競爭更為激烈，人們對於眼前和未來的生活缺乏安全感而充滿焦慮、沮喪，因此當剪辮叫魂的妖術傳言在地方上一傳開，他們便如驚弓之鳥，害怕自己會成為妖術的受害者，而處於社會底層的乞丐與陌生的遊僧（披著袈裟道袍的乞丐）往往成為被懷疑的對象，一有風吹草動，許多無辜的乞丐遊僧便成了無權無勢的小民百姓渲洩不滿的對象，因而成為叫魂案的犧牲品。
接下來，作者轉而剖析乾隆在統治上所面臨的困境與焦慮。十八世紀末，中國各地亂事頻仍，外有戰事經年，內有阢隉不安，或隱或現的威脅，使得乾隆對於各省傳來的叫魂「災情」神經緊繃。乾隆之所以對叫魂案異常重視，其實有其身為帝王的特殊考量。
第一、對江南的疑慮。叫魂案的起源地在富庶的長江三角洲，並且正沿著運河兩岸向北蔓延。在弘曆看來「南方是漢族官僚文化的罪惡淵藪：腐敗頑固、朋黨比奸、懦弱虛偽。強健的旗人可能會陷入江南的魔咒。」對他來說：「術士們竊取人們的靈魂，腐敗的漢文化則竊取滿洲的品德。」而「某種罪惡又從江南向外蔓延，那就是官場中的腐敗習氣和社會上的妖術陰影。」即使像弘曆這樣一位已經漢化的滿洲君主，也無法將謀反與種族因素區隔開來，特別是長江下游的魚米之鄉，自古以來文風鼎盛，抗清活動層出不窮，在弘曆的眼中，妖術的威脅及其背後所隱藏的政治陰謀是確實存在的，他相信有人正利用叫魂（剪辮）來煽動對滿清帝國的仇恨，並且意圖挑起反清叛亂。
第二、辮子的象徵意象。在清初的許多反清事件中，薙髮令是江南反清的一帖催化劑，光是叫魂案所牽涉的剪辮問題，便足以成為使弘曆疑慮爆發的導火線。滿人出乎意料之外地在1644年輕取北京。多爾袞在進入北京城的隔日即下令，漢人皆須依滿人的髮式剃去前額頭髮，餘髮編成長辮，結果遭到漢人的強烈反抗，於是多爾袞撤回成命，不過隨即在6月又下令漢軍必須薙髮；1645年7月，多爾袞再次頒佈薙髮令，規定在十日之內執行，不服從者處斬，漢人面臨了痛苦的抉擇，誠如一般俗語的講法：「留髮不留頭」、「留頭不留髮」，許多地方在頒佈薙髮令之後群起反抗，甚至降清的地區亦然。因此，辮子問題自清初即成為與謀反危險相伴隨的禁忌問題。
第三、轉移對軍事行動受挫的注意力。弘曆對於異端的兩次最嚴厲的清剿，均發生在清政府軍事行動受挫、對其軍隊表現深為不滿的時候，這大概並不是偶然的巧合。1751-1752年的危機─包括偽稿案和對馬朝柱的瘋狂搜捕─恰好發生在鎮壓川西金川土著的漫長軍事行動之後。而當1768年的危機發生時，「征伐緬甸之役正毫無指望地被困在瘴癘肆虐的熱帶叢林中。」作者指出：「當清軍陷於困境時，難道弘曆不會將震怒和沮喪發泄到國內事務中來嗎？」
第四、對官僚的猜忌。作者想說明：「1768年的妖術危機，不僅對政府來說是一種緊急狀況，而且對弘曆來說，為他對官僚制度的極深猜忌提供了一個出氣孔。說弘曆故意利用叫魂危機來整飭官僚，可能超出了證據的效力範圍。但已有的證據確實表明，當弘曆看待官僚體制時，他的習慣用語源於他內心最深層的憂慮，即常規化和漢化。……弘曆憎惡妖術，並對其社會影響懷有恐懼，但他對妖術的反應卻受到了他對其政權所患頑疾的看法──常規化、漢化的左右、江南文化的毒化──所有這些都在嘲弄帝王的權力。」弘曆對叫魂案下達了全面清剿的飭令，但這一命令卻撞上了官僚們所設置的「路障」，亦即最令他痛恨的「官場惡習」：謹慎地隱匿情報、小心地自我保護、隱瞞真相以掩護人際關係、百促不動以墨守常規程序。
地方官府在面對叫魂案初發之時，其反應總是要把案子從街上轉移到官府大堂上來，「若在某人的管轄範圍內發生了群眾動亂，那便是此人無能或無知的鐵證。比起未能完糧納稅，更確定地會摧毀一個人的仕途生涯。」因此，最好的辦法是息事寧人，將地方上發生的叫魂恐懼侷限在自己轄區和職權範圍內，不必驚動上級官府。在中國的司法制度中，縣官基本上同時扮演探長、法官、陪審團的角色，縣官必須蒐集研判證據，最後做出判決，而嫌犯在牢中經常受到刑求，若是拒絕招供，通常會遭到嚴加拷打的命運；不過，公堂上的用刑雖能逼人招供，卻往往會因為受到指控的被告在上一級官府翻供而使供詞難以作數。當某件案子到達上級審訊時，官員們對於被告的偏見比之攸關利益的縣府要小得多：「誰說這是一件涉反妖術的案件？更有可能的是，這是由容易輕信的民眾，受到貪婪的地方捕投中的惡棍以及無能的縣府官員們的挑動，所造成的又一椿早已司空見慣的醜事。現在，省裡的官員們很樂意於銷掉這個案子」但在皇帝老兒眼中，各級官員們對叫魂案案情的隱匿，實為官官相護的腐敗惡習，這種令他深惡痛絕的官場積習，將可能造成帝國嚴重的危害。
作者認為，在全國範圍內對妖術的清剿，觸發了弘曆與各省督撫之間的較量，而這場暗鬥的燃料則來自於官僚的責任制度：官員若讓罪犯逃脫，將受到北京吏部的制裁，官員的上司便有責任對下屬的失職加以彈劾，若失於彈劾，則又會構成更上級官員彈劾失察者的理由，到了總督、巡撫這一層，行政上的失誤則會在皇帝對其個人的寵信上出現裂痕。官僚責任制度的運作，圍繞著對訊息的控制而展開；一項罪行如果未經官方確認已經發生，那麼，一個官員就不會因為對此罪行失察而受到懲罰，這一極為簡單的事實，可以說明弘曆與其官僚之間在叫魂案中的緊張關係。
皇帝對官員們的顢頇怠惰、敷衍塞責、欺上瞞下與官官相護大為不滿，意欲藉著叫魂案對整部官僚機器徹底整肅，因而對官員大肆施壓、加重刺激，對他們辦案的速度和強度層層加碼，對行動遲緩的官員們則刻薄訓斥。雖然隨著清剿的展開，叫魂案與謀反的關連性益顯薄弱，破綻也越來越多；最後證明，叫魂案所產生的疑懼全是出自皇帝個人的想像，但要停止清剿卻並非簡單地收回成命即可，因為皇帝已對此案投入了這麼多的個人威望和道德權威，因此一個更具禮儀性的結局是必需的。此時，軍機大臣們扮演了微妙的角色，當他們捏拿著這樣一個嚴重的政治問題時，在處理上必須更為小心謹慎，一方面必須將被遞解至熱河的叫魂冤案「嫌疑犯」妥善安排，另一方面更必須想方設法說服弘曆，以徹底解決叫魂案所帶來的種種尷尬與紛擾。
末了，作者以「主題與變奏」為題，論述君主、知識階層與大眾、官僚在叫魂案中的不同心態、角色、反應及顧慮。本人認為在第299-300頁中的一段文字寫得格外傳神與貼近事實：「作為現代中國的前奏，叫魂大恐慌向中國社會的觀察者們凸顯了一個特別令人難過的現象：社會上到處表現出以冤冤相報為形式的敵意。……一旦官府認真發起對妖術的清剿，普通人就有了很好的機會來清算宿怨或謀取私利。這是扔在大街上而且上了膛的武器，每個人－無論惡棍或良善－都可以取而用之。在這個對一般人民來說權力向來稀缺的社會中，以叫魂罪名來惡意中傷他人，成了一般人的一種突然可得的權力。……在這樣一個倍受困擾的社會中，人們對於自己能否經由工作或學習來改善自身的境遇產生懷疑。這種情況由於腐敗而不負責任的司法制度而變得更加無法容忍，沒有一個平民百姓會指望從這一制度中，得到公平的補償。在這樣一個世界中，妖術既是一種權力的幻覺，又是對每個人的一種潛在的權力補償。施行妖術和提出妖術所折射反映出來的，是人們的無權無勢狀態。對一些無權無勢的普通民眾來說，弘曆的清剿給他們帶來了再好不過的機會。任何人─無論貴賤─都可以指稱別人為叫魂犯。其實，把僧人和乞丐當作替罪羊，是朝廷和民間的某種共謀。……對於這些處於社會邊緣的群體，弘曆動用國家權力對他們大加撻伐。……這些人也成為弘曆恐懼謀反的最佳陪襯。……即使在今天，讓普通民眾享有權力仍是一個還未實現的許諾。」這段話赤裸裸的呈現了真實的人性，確實一語中的。
明朝自1368年起一統天下，但太平盛世到了十七世紀初就已結束；清初的盛世維持三代，但可以肯定的是，到了十八世紀末期，朝廷的運作機制也開始渙散遲鈍，衰象紛呈：義倉十有九空，大運河多處淤塞，八旗武勇昏聵蠻橫，土地地力盡耗，官僚結黨謀私、憑權納賄的弊端益形嚴重。時值二十一世紀初，我們的國家不乏妖言惑眾者，官僚的表現令人難以恭維，天災人禍接踵而至，讓人不禁要想：好日子是否快過完了？
93.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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