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尋找成吉思汗─騎馬橫越蒙古大草原（In Search of Genghis Khan : An Exhilarating Journey of Horseback Across the Steppes of Mongolia）
作者：提姆‧謝韋侖（Tim Severin）
譯者：劉麗真
出版：台北，馬可孛羅文化，2001年8月
英國探險家提姆‧謝韋侖在「白馬年、馬月、黑馬日、銀馬時」（1990年7月16日蒙古中央時間下午2-3點之間），與同伴自烏蘭巴托出發，進行蒙古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合作調查絲路的計畫，預定沿著中古時代的商旅舊道前往法國；雖然他最後僅到達巴顏烏古烈的吐瓦（Tuva）部落而未竟全功，但對西方人而言，幾乎全以蒙古馬為交通工具的旅遊歷程已屬十分難得，其與牧民們直接貼身接觸，對正由閉鎖世界走向改革開放的蒙古所作的犀利觀察記錄，使得本書非常具有真實性與可看性。
1870-1880年代，蘇俄探險家尼可拉斯‧普熱傑瓦斯基（Nicholas Prjevalski）上校在蒙古草原漫遊時曾經下過一句評語：「鐵打的人才禁得住這一切」，生活環境的嚴苛，沒有確實經歷的人實在很難想像，而作者身歷其境，對此語則深表贊同。蒙古深處大陸中央，距離海洋十分遙遠，幾乎得不到水氣的滋潤，冬季苦寒，雪量也少，而蒙古人絕處求生的能力，正是物競天擇最好的說明。
作者在1960年代於牛津大學撰寫畢業論文時，即以研究十三、四世紀蒙古帝國統治期間，歐洲人第一次深入中亞心臟的歷程為題，而本次前往蒙古的主要目的，則是想瞭解蒙古悠久的傳統在現代還剩下多少。在走過了肯特省半冰凍的貧瘠土地，見識了杭愛高原繁花似錦的絢麗景色，拜訪了飼養獵鷹的哈薩克獵戶、與黑死病擦身而過、訪問吐瓦部落的薩滿傳人珊嘉……之後，作者認為，今日（以1990年的觀點而言）正是蒙古現代史的關鍵時期，雖然其前途仍然「晦暗不明」：蒙古人民共和國（Mongolian People’s Republic）夾在蘇聯與中國之間，半個世紀以來始終刻意保持閉關自守的態勢，但外人不是以為它是蘇聯的附庸，便是把它當作中國的一部分而稱為「外蒙古」（我們自小所受的教育即是如此），不過，隨著蘇聯解體，駐軍撤離蒙古領土，執政的蒙古人民革命黨改變了原先的鐵腕政策，仿效蘇聯的改革開放，蒙古人開始追尋他們的國家認同，尋根與找回傳統成為無可扼止的浪潮。因此，熬過三○年代整肅的老喇嘛，滿懷信心要恢復蒙古的宗教傳統、曾經是禁忌的名字─成吉思汗─成為全國瘋狂的英雄象徵、科技改變了原本落後的窮鄉僻壤……，雖然蒙古依舊貧困，生存條件仍然惡劣，但游牧時代所尊崇的價值：嚮往自由、個人獨立負責、家庭自給自足、刻苦耐勞、友善好客的精神，仍然散布在所有蒙古牧民的心中。
作者的史學背景，使其對蒙古人的評價相形之下較為客觀。例如，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西方旅行家在深入大漠的記錄中有一共同點：蒙古人又髒又懶。作者認為他們從自身文化出發，其實並未抓到蒙古人真正的精神，所以怎麼看都覺得他們是個懶洋洋、不思上進的民族；根據他們的看法，這個民族唯一適合的工作就是自由自在的在草原放牧羊、牛、駱駝，逐水草而居，要他們耕地會要了他們的老命；但其實在蒙古人眼裡，莊稼就是束縛，而荷著鋤頭翻田除草的就是奴隸。又例如，蒙古人煮食的方法自成吉思汗迄今，一直都是那一套：煮開一鍋水，把食物往裡面一扔就完了。普遍聽到的理由是：蒙古牧民講求效率，沒有時間做頓好吃的，但經過與牧民的實際相處，作者感受特別強烈──他覺得蒙古人就是喜歡吃煮的東西，其他做法都勾不起他們的食慾。我想，就是要有這樣深刻的觀察與理解，才有可能化解不同文化間的歧異，避免不必要的誤會與紛爭。
本書對於成吉思汗多有著墨。在蒙古人眼裡，成吉思汗是他們歷史上的大英雄，但蒙古人無比崇拜的好漢，在別的民族心裡，卻是個殺人不眨眼的惡魔，是殘暴與毀滅的象徵。曾經，歐洲人被蒙古鐵騎殺得膽顫心驚，八個世紀以後，恐怖的傳說依舊在歐洲人的記憶深處飄盪。黃禍（Yellow Peril）、蒙古蠻子依舊是西方人提到蒙古時最表面、最直接的反應；一般人甚至認為蒙古症（mongolism）跟蒙古人是一回事（維多利亞時代的醫生，一看到這種病徵便聯想到蒙古人猙獰的面容，於是取了這個病名）。
成吉思汗統治的時代，恐怖屠戮是蒙古族的政策，手段之狠毒，看得當時的西方人驚駭莫名；蒙古人每破一城，屠戮之慘，史不絕書。在成吉思汗以前，蒙古人就已經有約令俗成的戰爭規矩：只要城裡的居民自動投降，蒙古大軍秋毫不犯；膽敢抵抗，蒙古人就會屠城，絕不留情。蒙古人信守承諾，居民投降，城市就會是他們的戰利品，人口壯丁自然也就收歸版圖，沒有理由跟自己的產業過不去，但選擇跟蒙古人作對，居民便絕無倖免。而碰到下面三種情形，這個城市絕對是萬劫不復：第一，城主有眼不識泰山，竟然敢殺害蒙古使臣；第二，城市降而復叛；第三，成吉思汗的直系親屬在攻城時陣亡。例如1220年，在成吉思汗西征初期，阿富汗的重鎮阿魯（Heart）迅速投降，城中大部分居民尚能安居樂業；六個月後，阿魯居民竟然意圖謀反，初期打了幾個小勝仗，蒙古駐軍節節敗退，等到蒙古主力一到，情況逆轉，奪城之後，將軍下令血洗全城，居民全部斬首，蒙古大軍足足花了七天，才在城中找出所有人，砍掉他們的頭顱。大軍離開這座死城之後，躲在暗處的倖存者出來替死者埋葬，沒想到蒙古人留了一支伏兵，等他們出來，一看到人就全部斬首，全城果真沒留下半個活口。
雖然在歐洲人的眼裡，對成吉思汗的看法和我們的思維可能相差甚遠，但當作者在不兒罕山絕頂，人稱「成吉思汗寶座」的石堆（敖包）前，參與奉獻雕工精細的成吉思汗壯年時代銅雕時：「每個人面向敖包，僵硬的伸直雙手，沒有喇嘛帶領祈禱，但是，頓了一下之後，一股說不出的自信突然揚起，我的蒙古朋友不約而同地大叫起來，『萬歲！萬歲！』，在荒野寂靜的山頂上，突然聽到這樣發自心腑的亞洲之聲，任誰也不免動容。」而「從強風中，我聽到了蒙古族對成吉思汗記憶的無限眷戀，突然之間，我覺得這趟旅程，對我跟保羅的意義，可能比我們蒙古朋友還要重大──這是一趟朝聖之旅。」不可否認，成吉思汗的確曾是蒙古的驕傲，也是人類史上最偉大的帝王，建立過幅員最遼闊的帝國，在祂的子民身上，仍然可以看見那意氣風發的豪邁。
作者在旅途中，一度與「必死地」（peste）擦身而過，這種以高燒不退、全身顫抖、腋下腺和鼠蹊腺腫大，導致心神不寧、撕裂般的疼痛、頭昏眼花為典型病徵的病，即當地牧民稱之為「土撥鼠疫」的流行病，也就是令人聞之色變的瘟疫，一個夏天會帶走十分之一的牧民性民。作者曾向當時新上任的公共衛生部長奈馬達瓦求證，他透露蒙古其實還是這世上的主要疫區，而瘟疫一旦爆發，這塊土地則幾乎沒有抗拒的能力，因為它的幅員實在太過遼闊，完全沒有方法杜絕瘟疫；而病毒宿主是無所不在的草原齧齒動物，除了土撥鼠、草原犬鼠、田鼠、家鼠之外，就連倉鼠和沙鼠都在散布病毒的行列當中，使得蒙古百分之六十的土地都成了天然的瘟疫細菌保存場。
牧民散布在廣大的草原裡，無法及時知道政府已經發出疫情警報，許多措施緩不濟急，例如為了警告都市居民瘟疫的危險性，蒙古政府製作了電視宣導短劇，用病鼠照片警告居民要留心，但許多牧民根本沒有電視，不過牧民們自有一套傳統方法，即在厲疫盛行的季節裡，見到孤伶伶的蒙古包絕不下馬，而必定在遠遠的地方就把馬勒住，然後大叫：「拴好狗！拴好狗！」，如果蒙古包裡有人出來答應就表示沒有問題；如果叫了半天沒有人出來，那麼裡面的人可能已經罹患瘟疫而病得沒法起身，這時絕對不能耽擱，兜轉馬頭就跑，免得呼吸到污染的空氣而染上惡疾。蒙古包裡的人知道自己感染瘟疫，也有責任蓋住蒙古包上的通風口，再把控制通風蓋的繩索掛在門邊，外人一看就知道這個蒙古包沒能逃過一劫，不可接近，而看到土撥鼠奄奄一息，或是不明原因死去，又有腐食性動物去吃牠們的屍體，大概就知道要爆發瘟疫了，所以看到昏沉沉、遇到敵人也不知逃跑的土撥鼠，獵人會很機警的不去抓他們，因為這可能是土撥鼠感染瘟疫的徵兆。
作者在最後一段旅程中，見到了一位末代薩滿－將滿八十六歲的珊嘉，並且進行謹慎而有禮的訪談，也目睹了薩滿的招靈儀式。雖然這樣的信仰對於作者而言難以接受，但珊嘉最後說的話，卻是通用於古今中外的金玉良言，她說：「要尊重自然，因為你就是自然！照顧好給你水喝的小溪大河，照顧好讓你暖和的空氣，照顧好養育你的土地！」自然界的力量循環不息，人類與自然本該和平共處，共生共榮。
93.9.11 大雨成災之夜
圖片：蒙古包 PHOTOGRAPHY BY DAVID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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