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劇孫毅安第一次見到導演黃建新，是1987年春天。 那是西影廠（西安電影製片廠）的一次主創會議，而會議的一項重要議題就是——表彰黃建新，此前，他的電影導演處女作《黑炮事件》拿到了第六屆金雞獎的最佳男主角獎，還獲得了最佳故事片和最佳美術的提名。
孫毅安記得，那天，在表揚黃建新時，時任西影廠廠長的吳天明導演說到了張藝謀，說到了陳凱歌，說到了何平、滕文驥，對於黃建新，吳天明說的是，一個藝術家要有批判意識，要有反思精神，他還說，「西影的希望就在這些人身上。」 後來，在一篇回憶文章中，孫毅安這樣描述那天的黃建新：
「大約一米七零的身高，瘦瘦的，眉清目秀，一頭黑髮。 他給人的感覺就是一文弱書生，但眼神堅定，舉止文雅，玉樹臨風般站在一大群西影的糙老爺們中，顯得與眾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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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吳天明提到的那些名字，被冠以「第五代導演」之名，成了對中國電影影響至深的一代創作者。
在第五代導演中，黃建新一直都是一個獨特的存在。
同代的導演，如陳凱歌、張藝謀，大多擅長「宏大」，反覆操練東方符號，在他們創作的早期，也都將目光投向遠處的時間和地域「尋根」，而黃建新的作品，絕大多數都在拍城市，拍城市中的小人物，用黑色幽默刻畫雞零狗碎的世俗生活，以此展現他對人、關係、權力、社會結構的洞察。
在一篇分析文章中，影評人梅雪風曾這樣解讀黃建新的獨特性：「從某種程度來說，張藝謀和陳凱歌都是寓言家，他們都追求那種高屋建瓴和一擊即中的透徹感。 相對而言，黃建新更像個社會學家，他關注一個體制內部的運行細節，他的電影有時候就像一種社會學的田野調查。」
在拍攝處女作《黑炮事件》之前，黃建新剛剛完成了在北京電影學院導演進修班的學習，常年的閱讀習慣和系統的學習，讓他找到了自己的藝術方法。 據他回憶，當時，西影廠希望他拍一部商業電影，但他最終還是選擇改編作家張賢亮的小說《浪漫的黑炮》。
因為發電報尋找一枚丟了的「黑炮」棋子，專業出眾、為人本分的工程師趙書信遭遇了一場莫須有的信任危機。 電影中，有一段開了4分鐘會卻一動不動的長鏡頭：白牆，白窗簾，巨長的會議桌鋪著白桌布，巨大的白色時鐘佔滿牆面，粗黑的指標沉默地走著，會議桌兩側的領導們爭論不休，討論是否要將一位被懷疑有「政治問題」的科研專家排除在重大技術工程之外。
但就是因為這個鏡頭，《黑炮事件》的拍攝一度被叫停。 「哪有這麼拍電影的，想明白了再拍！」 那時，黃建新剛領著全劇組讀了現代藝術和電影理論。 他只好打電話給吳天明，說自己不僅想明白了，而且打算做得更極致。 電影重新開機。
後來，電影送審也遇到問題，修改了70多處。 吳天明在全廠幹部大會上說：「《黑炮事件》是我讓他們拍的，我喜歡，現在沒通過，所有的責任在我。」 黃建新的眼淚掉了下來。 「改革開放初期，人們關於改革還是不改革，是很對立的兩種情緒，支援改革的人覺得這是一部呼喚改革的電影，反對改革的人就認為這是個找毛病、找麻煩的電影。」 後來《黑炮事件》不僅過審，還得了政府獎，排名第九——特殊年代中，知識份子曾被叫做「臭老九」，那次，一部知識份子的電影上臺領「第九名」時，台下響起一陣會意的笑聲。
《黑炮事件》
當時，北京電影學院最年輕的教員戴錦華這樣描述那個時期：「充滿特定契機的年代」——第一次，電影不是在政治整合與市場票房的狹隙間輾轉，而是對電影藝術的巨大熱戀對抗著陳規陋習和單一功能。日本淑女剋星精華素 日本興奮劑必利吉 藍P 德國必邦 威而鋼 印度必利勁 一炮到天亮 Goodman增大丸 GHB FM2 安眠藥 迷姦藥
那也是第五代在國際電影節屢屢獲獎的時代。 黃建新記得那會兒出國參加影展，他和張藝謀都沒有西裝，就跑去陳凱歌家，陳凱歌的父親把自己的西裝拿出來，擺一床，但都不合身，他們就逛蕩著穿走了。
1994年，在拍攝電影《背靠背，臉對臉》時，黃建新和孫毅安第一次合作。 那部電影改編自作家劉醒龍的中篇小說《秋風醉了》，講述的是一個小城文化館里，基層文化幹部為了升職勾心鬥角的故事。 孫毅安記得，電影還未公映時，先在市委禮堂給市委機關幹部放映了一場，劇終時，禮堂的燈亮起，「300多名幹部起立熱烈鼓掌，掌聲持續了很久很久」。
孙毅安告诉《人物》，那次合作后，他从黄建新那里获得了一种最重要的思考维度，就是批判和反思意识。「我再写任何东西，我都不单纯去歌颂。」
如今，《背靠背，脸对脸》豆瓣评分9.5，在国产电影中，只有陈凯歌执导的《霸王别姬》排在它前面。
但以上，只是故事的一面。故事的另一面是，在电影的艺术性被极端推崇的乌托邦理想里，创作者们几乎集体背向了大众，张艺谋的电影处女作《红高粱》在柏林获得金熊奖的同时，在国内甚至曾被质疑过于商业。到了90年代，中国电影逐渐失去了「自己的」观众，加上电视等娱乐媒介的快速发展，电影院活不下去了，改茶楼，改录像厅，放着香港的打斗片，「就不看自己拍的故事片」——黄建新记忆犹新。
更让他印象深刻的是，1993年，第一部正式引进的好莱坞电影《真实的谎言》上映，电影院门口突然开始排队了。电影里，施瓦辛格骑马追摩托车，追到楼顶，摩托车飞过去，汽车在街头被炸，窜进下水道……「这怎么拍？中国电影那时候连这个该怎么拍都不知道。」黄建新说，「那时候我就知道，我们的电影快活不下去了。」
後來，黃建新從西影廠調到中影，負責合拍片，遇到了正在為《殺死比爾2》尋找中國合作方的昆汀·塔倫蒂諾。 第一次作為中方監製與好萊塢體系合作，黃建新體會到前所未見的計劃性流程，一本製片流程幾釐米厚，從開拍的第一天到最後一天完全按計劃執行，財務管理嚴格有效。 「我們做導演的時候都是任著我性子，我今天不高興，情緒不高沒有靈感，我今天不拍了。 我都幹過這事兒。 在工業體系裡那是不可以的。」
那段時期，第五代導演們也各自回應著市場和時代的變化，張藝謀《英雄》、陳凱歌《無極》、田壯壯《狼災記》、何平《天地英雄》...... 而在2000年拍完極度個人化、精神內核極度迷茫的《求求你，表揚我》後，黃建新就暫時放下了導演工作，轉型成為電影監製，因為，「中國電影要走工業化的路，不走就沒了。」
2004年，香港導演張之亮帶著《墨攻》來了，中國內地、香港，韓國，日本共同投資，那是黃建新作為監製把控整體流程、完整實戰操作的第一次。 他把從《殺死比爾2》學來的製片經驗簡化、中國化，設計了一整套報表系統，後來被很多製片公司沿用。 他逐漸成了電影圈內的「金牌監製」，參與的作品包括《投名狀》《十月圍城》《白髮魔女傳之明月天國》《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動》《我和我的祖國》《我和我的父輩》...... 以及《長津湖》。
關於自己的選擇，幾年前接受採訪時，黃建新說：「我以前的所有電影，永遠引起爭論，那就先放放，做監製如果能對中國電影的發展有説明，我就去做監製，後來做著做著，不知道怎麼就做成職業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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