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非馬的詩
李魁賢
非馬早期詩作發表於藍星、現代詩、現代文學等，赴美後，學有所成，重新執筆為詩，即以笠為中心發表作品，間或旁及幼獅文藝、創世紀、台灣文藝、聯合報、布穀鳥、台灣時報、自立晚報等，作品甚豐，出版有中英對照詩集《在風城》（1975年），《非馬詩選》（1983年），《白馬集》（1984年），《非馬集》（1984年），《非馬集》（1984年）和《篤篤有聲的馬蹄》（1986年）。他的翻譯更勤勉而豐富，除出版有英譯白萩詩集《香頌》（1972年）、《笠詩選》（1973年），和中譯《裴外的詩》（1978年）外，其翻譯世界各國詩作大部分發表在笠詩刊，据統計超過七百首，數量極為驚人，介紹遍及英、美、法、意、波蘭、俄、澳、猶太、希臘、拉丁美洲等國詩人作品，非馬做了這麼多文學交流工作實績，卻找不到出版機構替他出書，常令他感嘆萬分。
非馬作品曾被選入中華民國出版的《美麗島詩集》《中國新詩選》《當代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現代百家詩選》《中國當代新詩大展》《中國現代文學年選 ‧詩卷》《80年代詩選》《聯副30年文學大系‧詩卷》《1982年台灣詩選》《71年詩選》，日本出版的《華麗島詩集》《台灣現代詩集》，美國出版的《Yearbook of Modern Poetry》《Melody of the Muse》， 印度出版的Ocarina 版《世界詩選》 等。獲1981年吳濁流新詩獎，1982年笠詩社翻譯獎。
非馬寫詩的中心思想，可以說是植根於中國傳統儒家的「仁」為基本而出發的，他自述的「詩觀」說明很簡要清楚：
對人類有廣泛的同情心與愛心，是我理想中好詩的要件。同時，它不應該只是寫給一兩個人看的應酬詩，那種詩寫得再工整，在我看來也只是一種文字游戲與浪費。
詩人應該誠實地表達他內心所想的東西。一個人應該先學會做人，再來學做詩。從這個觀點看，我覺得一個人如果內心不美而寫出一些唯美的東西來裝飾，是一種可厭的作假。
對一首詩，我們首先要問，它的歷史地位如何？它替人類的文化傳統增添了什麼？其次，它想表達的是健康積極的感情呢？還是個人情緒的宣洩？對象是大多數人呢？還是少數的幾個「貴族」？最後我們才來檢討它是否誠實地表達了想表達的？有沒有更好的方式？更有效的語言？（注1）
足見非馬所著重的是秉持仁民愛物的「同情心與愛心」的根源與懷抱，來從事詩的創作。他強調「先學會做人，再來學做詩」，正是堅持詩人立場的最好注解。以人品的修養，才能建立詩品的層次，是他基本的觀點。因此，做為詩人，應負有文化傳承与教化社會的使命感，做為詩的作品，應具有適當準確的傳達性。而在此二項並進的作為上，先根植詩人厚實的立場，再講求詩藝的創作，正是非馬整個觀念論的基礎。
至於非馬的表現論，可以從他1977年在芝加哥中國文藝座談會上演講〈略談現代詩〉（注2），表現得最清楚，他認為一首成功的現代詩應具有四個特徵：
第一個特徵是「社會性」：非馬認為一個詩人「必須到太陽底下去同大家一起流血流汗，他必須成為社會有用的一員，然後才可能寫出有血有肉的作品，才有可能對所生活的社會及時代作忠實批判和記錄。」因此，詩人本身就必須是一個生產者，同樣是勞動人口。
第二個特徵是「新」：非馬排斥標奇立異，他所意指的「新」，是要從「平凡的日常事物裡找出不平凡的意義，從明明不可能的情況裡推出可能」，換句話說，是要喚起事物被蒙蔽的意義，令讀者發現其本質，而產生「驚訝」。
第三個特徵是「象徵性」：他說：「一首不含象徵或沒有意象的詩是很難存在的。一個帶有多重意義的意象不但可以擴展想像的領域，而且使一首詩成為一個有機的組織。」意象可以喚起讀者知覺上的經驗，達成必需的共感。而象徵是「意象」與「意義」間建立的關聯性，詩人如能善於經營意象，來產生象徵性效果，就會使詩成為飽和成熟的果實。
第四個特徵是「濃縮」：善用意象本來就是濃縮的手段，但非馬所要求濃縮的意義不但是要精簡字句和意象而已，甚至於也要求「避免用堆砌的形容詞及拖泥帶水的連接詞。過量地使用連接詞或形容詞，必然使一首詩變得鬆軟疲弱，毫無張力。」這裡實際上已牽涉到詩學上方法論的問題了。
我們考察非馬的全部作品，幾乎都是遵循著這四個特徵在努力，因此他的詩兼具了語言精煉、意義透明、象徵飽滿、張力強韌的諸項優點，具有非常典型性的意象主義詩的特色和魅力，和意象派六大信條中強調的：語言精確、創造新節奏、選擇新題材、塑造意象、明朗、凝煉，有相當符合。在我國詩壇上，非馬是正牌的意象主義者，旗幟非常鮮明，而且他的創作立場和態度也一直循此方向在發展，很少有曖昧或模棱兩可。
筆者曾在〈風城的巡禮〉（注3）一文中評非馬詩集《在風城》，並舉〈電視〉〈致索忍尼辛〉〈籠鳥〉〈鳥籠〉〈裸奔〉五首詩加以賞析。其實，非馬好詩很多，為免重複，今另舉《非馬詩選》以後的作品五首為例，以見其詩藝與風格之一斑。
〈黑夜裡的勾當〉
仰天長嘯
曠野裡的
一匹
狼
低頭時
嗅到了
籬笆裡
一枚
含毒的
肉餅
便夾起尾巴
變成
一條
狗
本詩前後以「狼」「狗」對比，來劃分出狀態的改變。狼和狗本來同屬食肉目哺乳動物，同列於犬科，實際上狗的祖先就是野狼，後來逐漸馴服，而狼則還保持相當強烈的野性。
在詩意上，狼象徵保持原有個性和獨立格調的存在，是極為明顯的。以「曠野」空曠無際罕有人跡的背境，來襯托「一匹狼」的惟我獨尊。而「仰天長嘯」之借用岳飛滿江紅詞，愈顯其壯志遼闊、豪情萬丈的氣慨。實際上，「狼」不是單純寫狼，其象徵的人物個性和態度已至為明顯。
從「仰天」到「低頭」，是純然的對比，並顯出突兀的改變。低頭時卻是嗅到籬笆裡的一枚肉餅，相對於前段產生譏刺性的境遇。由「仰天長嘯」時的精神昂揚，到「嗅到肉餅」的物質誘惑，從「曠野」的開放天地，到「籬笆」的狹隘限制，顯示轉變的激烈。
然而，最令人觸目驚心的是「肉餅」竟是毒餌。這個「毒」可能是致死的美麗毒物，連壯懷激烈的人物也禁不住其誘惑。然而，更嚴重的卻是無形的毒劑，並不傷害其生命，卻是腐蝕其精神意志，摧毀其生命的本質。
於是，受到誘惑的狼，一下子就變成了「夾尾狗」，畏畏葸葸，真是喪家之犬了。由仰天長嘯的狼，到夾起尾巴的狗，其間變化有如天壤，而其變化之肇因，在於立場不夠堅定所導致。
題材新穎是這首詩的魅力，語言精煉是它的特點，而其象徵性所包含的普遍性意義，則對所象徵的某些社會現象產生尖銳而中肯的批判（回顧詩題〈黑夜裡的勾當〉，即思過半矣！）完全符合了非馬對好詩所立定的要求。
〈醉漢〉
把短短的巷子
走成一條
曲折
迴盪的
萬里愁腸
左一腳
十年
右一腳
十年
母親啊
我正努力
向您
走
來
這首詩曾獲得1978年吳濁流新詩獎佳作，非馬1936年在台中市出生後，同時隨全家遷返廣東潮陽原籍，1948年隨父來台，不久大陸變色，與留在故鄉的母親斷絕音訊。
這首詩雖然寫的是思親的愁緒。題目的〈醉漢〉本身便有多重的意義，可以表示真正醉酒後引起酒入愁腸化做相思情，也可以表示因思情以致如醉如癡的恍惚。
然而從詩裡所描述的，顯示一種近鄉情怯的醉態，是極為令人黯然神傷的情景。「巷子」與「愁腸」的對比，把走近門口將要與親人重見的一段歷程強化了。「短短」的巷子，竟然有「萬里」愁腸的心酸，除了真有舉步沉重，以致感到遙不可及外，另含有萬里尋親的真實意義在。巷子可能真的曲折，但是能夠克服一切困難，使親人重見，本身豈不是經過相當曲折的困境嗎？大概只有「迴腸蕩氣」才能形容那種兼揉酸甜苦辣的心頭滋味吧？
「左一腳／十年／右一腳／十年」，暗喻離別之久外，更是近門時那種寸步難進的寫照。對母親傾訴「我正努力向您走來」，這種努力也不只是抑制悲情要扣開鄉關的努力而已，真是不知要擺脫多少內心的交戰，外界現實的阻礙和困擾啊。
文字的簡單、旋律的短促雖是非馬的特徵，但在本詩到末尾的一字一句，更暗示了路途的遙遠吧。
幾乎每一個詩句都要負擔多重的意義和象徵，是非馬詩藝最講究之處，因此，看似短短的幾段詩，常是飽和的自足自立的存在，而象徵性的延伸，也是令人常有愈讀愈有新的体驗的發現，也感到讀詩的快慰和感動。
〈反候鳥〉
才稍稍括了一下西北風
敏感的候鳥們
便一個個攜兒抱女
拖箱曳櫃，口銜綠卡
飛向新大陸去了
拒絕作候鳥的可敬的朋友們啊
好好經營這現在完全屬於你們的家園
而當冬天真的來到，你們絕不會孤單
成群的反候鳥將自各種天候
各個方向飛來同你們相守
所謂「候鳥」是指每年順應氣候而遷徙的鳥類，主要當然為了生活，不得不避開惡劣的氣候，遷往容易覓食之地。例如氣候嚴寒時，向南方，等到氣候轉暖時再飛回，每年就重複如此循環的集体遷徙作業。相反的是「留鳥」，即無論氣候如何變化，只有在原地變化生活環境的海拔高度，而不向遠方移徙。
實際上，在鳥類學上並無「反候鳥」的動物，非馬創作此名詞，用來表示與候鳥相反的行徑，假設有一種鳥，不但不避開惡劣的環境，反而投往境遇不佳的場所，以求團結抵禦困境的獻身，是一種迎向戰鬥的美德的象徵。
詩中所寫的候鳥，當然是明喻著對本身植根的土地失去信心，而逃往美國新大陸的人物。作者所寫「才稍稍括了一下西北風」，表示並非真正嚴寒季節來臨的徵兆，而候鳥的過敏，顯示過度反應的行徑。
當然，非馬對過敏的候鳥並未提出譴責，基於詩人悲憫的心懷和寬容吧。因為在下一段中，非馬立即對拒絕作候鳥的朋友們，表示敬意，那麼詩人對候鳥的態度，也就不言可喻了。
最後，非馬以自創的「反候鳥」，表示真正冬天到來時，將發揮與候鳥避難行為完全相反的赴難態度，回來共相廝守家園，是極為令人感到溫暖，並富有鼓舞士氣力量的宣告。
〈四季（2）〉
‧春‧
只有從冰雪裡來的生命
才能這麼不存戒心
把最鮮艷最脆弱的花蕊
五彩繽紛地
向這世界開放
‧夏‧
向焦渴的大地
奉獻我們的汗滴
滾圓晶瑩的露珠
源自生命的大海
帶著鹹味
‧秋‧
妻兒在你頭上
找到一根白髮時
的驚呼
竟帶有拾穗者
壓抑不住的
歡喜
‧冬‧
越冷的日子
希望的爐火越旺
我們心中
沒有能源危機這回事
對於意象主義者，追求以部分意象暗示全體的努力，似乎勢所必趨，因為透過這個層次，才能達成象徵的效果。非馬寫過不少以四季意象為主題的詩，季節的輪替，可以顯示自然景物的盛衰變化，從而看出生命的迭替。在《白馬集》裡，甚至寫出樹、鳥、狗等生物的四季形態，非馬刻意從意象中去探究生命的實質，是很明顯的。
就以此處所舉〈四季〉第二組詩為例，便一直圍繞著生命的勁力在表達。在春天，生命嶄露新姿，是大自然更新之始。非馬特別選定在雪後的場景，對於終年不見雪的台灣讀者，對雪也許只有遠隔的美感想像，缺乏親身的感受体驗，但以在入冬後即被雪封閉的芝加哥等北方之地生活的人們而言，冰天雪地真的有如夢魘。經過如此嚴重苦難後的生命，即使「最鮮嫩最脆弱的花蕊」，也敢（不存戒心）向世界開放，表示了生命從與自然的疏離，又進入與自然和諧的一個轉化過程。那麼，這個「世界」終究是一個自由的、自適自如的存在場所。
夏天正是酷暑的季節，大地的「焦渴」乾旱，在大自然的調適上，也產生了疏離現象，然而詩人卻以生命的「汗滴」做為諧和的趨迎之道，同樣努力以轉化來提升精神的境界。由「汗滴」轉化為「露珠」，已成為「甘露」的象徵。而「鹹味」是鹽份的特質，生命的鹽份（本質）對焦渴的大地（存在）的基本關聯性，在此短短數行中表露無遺。
「秋」稍微帶有一些戲謔性，對於步入中年者初生華髮的心情，有反面思考性的表達。平心而論，人生歷練雖然學識經驗日豐，但生命卻日衰，尤以人到中年，感覺日漸強烈，因此，中年生白髮是相當「敏感」的話題，即使再如何坦然處之，仍不免有百感交集湧上心頭。非馬在詩中卻非常巧妙地把「白髮」與「拾穗」意象加以聯接，一方面在人生時序上，同樣有入秋，從夏季的絢爛回歸平淡的況味，另方面卻有進入收獲季的喜悅感，在精神上也是以「轉化」求得生命與自然的諧和歸趨。
在天寒地凍的北方冬季裡，如不升火取暖，人簡直無法抵禦自然氣候的肆虐，在北方可以沒有冷氣設備，卻不能沒有暖氣。然而，在發生能源危機的時候，因石油價格高漲，對北方冬天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威脅。非馬把現實的困境故意隱晦，卻以「希望的爐火」來代替，是從現實到精神層次的另一種轉化過程。由於此項轉化，在越困境中產生對未來越強烈的希望，所以「能源危機」的威脅自然不放在心頭。
〈芝加哥〉
— 一個過路的詩人說：沒有比這城市更荒涼的了，
連沙漠‧‧‧
海市蜃樓中
突然冒起
一座四四方方
純西方的
塔
一個東方少年
僕僕來到它的跟前
還來不及抖去
滿身風塵
便急急登上
這人工的峰頂
但在見錢眼開的望遠鏡裡
他只看到
畢卡索的女人
在不廣的廣場上
鐵青著半邊臉
她的肋骨
在兩條街外
一座未灌水泥的樓基上
根根暴露
這鋼的現實
他悲哀地想
無論如何
塞不進
他小小的行囊
這首詩曾入選前衛版《1982年台灣詩選》。芝加哥是美國的工業城市，在詩中可以做為西方工業文明的象徵，美國詩人桑德堡也寫過芝加哥，就是其中一例。但非馬寫芝加哥，不單純在描寫芝加哥，而是企圖表達出來自東方文明國家的少年，來到西方工業城市的感受，實際上就是部分留學生的心路歷程的寫照。
所謂「海市蜃樓」是烏有的假想，初履斯地的東方少年，對於市內聳立的高樓巨塔，會產生難以想像的驚訝，因此，以為是海市蜃樓的幻境。可是儘管工業城市的建設令人驚嘆，那種「四四方方的」造型，對東方少年來說，已暗示著單調，而有文明技術與文明實質背離的觀感。
東方少年不可諱言是懷著理想來到西方城市，僕僕風塵來此登臨，本身行徑大概就有讀書人千里迢迢登臨泰山的朝拜心情，一種登泰山而小天下的壯志心懷，只是時空倒錯，自然與人工造境也就大異其趣。
第二段顯示非馬在廣大鏡頭內將意象加以壓縮和跳接到描寫技巧。凡觀光之地，大多有投幣式望遠鏡的設置，要投錢才能觀望，「見錢眼開」一則為寫實，二則諷刺物質社會唯利是圖的行為。所謂「畢加索的女人」指畢加索在芝加哥廣場的一座雕塑而言，而畢加索自從1907年繪出揭開立体主義序幕的「亞維儂的少女們」後，在他筆下，將形象加以肢解和重組，對於一般純潔、諧和的美，重做新的銓釋。這種立体主義以後的一些美學感念，正好與機械文明有些吻合之處，因此，非馬從實景聯想到畢加索的女人，也是自然而大膽的意象技巧。
女人「鐵青著半邊臉」，而肋骨暴露在兩條街外，這是很典型的畢加索立体主義時期的構圖，非馬的造型可以是景物的比喻，實際上也可以是實景的組合，簡單的說，從望遠鏡裡也可能真的看到一個女人鐵青著半邊臉，那是奇異化妝的側寫，而在兩條街外，另外有女人在樓基上作日光浴呢。但無論如何，女人肋骨與鋼筋的聯想，陰柔與陽剛的強烈對比，以及女人整体的美與鋼筋樓板犬牙交錯的醜相對照，都予非馬除了東方與西方的本質文化歧異外，又刻意加上的對立效果。
這樣的矛盾給予東方少年的衝擊，成為他無法包容或接納這種唯鋼鐵支持一切的工業城市風格。事實上，非馬寫出了東西文化接觸時的矛盾，而他的東方立場，使他肯定了表面上繁榮的西方城市實際上是荒涼的說法，因為只見技巧，而不見實質。
總之，非馬的詩正如他所要求的，具有著社會性、新奇性、象徵性、精確性的特質，他的努力已經把自己塑造成為相當典型的一位意象詩人。
附注：
1、見《美麗島詩集》226頁，笠詩社，1979年6月。
2、《笠》80期，1977年8月。
3、《笠》70期，1975年12月。
原載： 《文訊》，第三期，1983年9月10日；《台灣詩人作品論》，李魁賢著，名流出版社，台北，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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