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匹駿馬﹐馳騁在詩壇。他有一幅傳神寫意的自畫像﹕
任塵沙滾滾／強勁的／馬蹄／永遠邁在／前頭／／一個馬年／總要扎扎實實 ／踹它／三百六十五個／篤篤
何止馬年如此。歲歲邁前﹐年年篤篤。這不分明是馬﹐而且是英姿勃勃﹑意氣風發的詩壇奔馬嗎﹖偏偏自名為“非馬”﹗除了“白馬非馬”的中國哲思借喻外﹐還包涵著詩人的自謙﹑自信和自勵。
◎詩心
說來湊巧。我第一次見到非馬﹐就欣賞到一幅取意于他的詩作《醉漢》。 那是在芝加哥﹐在趙少昂大師高足陳海韶先生的尚美畫苑同非馬不期而過。那天﹐我前去參加芝城文藝春日茶會。聽脫著名詩人非馬先生也在場﹐我想憑我的眼光去發現哪個是他。我心中推測著那幾個人可能是他。沒想到陳海韶作介始時﹐真正的非馬卻是在我推測的範圍之外。他的衣著﹐他的神情﹐他的言談﹐在人群中毫不顯眼。
“噢﹗這是取非馬詩意畫的畫”有人說道。
我的視線被那幅畫吸引過去了。
那時﹐我對他的生活經歷幾乎毫無所知。觀賞著那幅畫中的醉漢形像﹐品味著《醉漢》的詩句﹕
把短短的直巷／走成一條／曲折／迴蕩的／萬里愁腸／／左一腳／十年／
右一腳／ 十年／母親啊／我正努力／向您／走／來
其神態頗似醉漢﹐其心態則異于醉漢。觀察一下非馬本人呢﹐那天滴酒不沾。既無醉樣﹐更無醉意﹐何以又自喻為醉漢呢﹖
在短短的交談中﹐我才知道他自幼離別母親。先是隔著一個台灣海峽﹐後又隔著一個太平洋。歷經二﹑三十年的思念﹐才同母親重聚。由時空釀成的鄉念﹑親情醇于酒﹐濃于酒﹐烈于酒。他怎能不醉呢﹖他怎能不迴蕩著“萬里愁腸“”呢﹖
非馬的詩空是廣闊的﹐詩情是多樣的﹐但我深深感到﹐這種親情的沉醉卻仿彿是他的人情和詩情的一個基因。有時它濃縮成對母親的眷念﹐有時它擴展成對同自己有著共同的境遇的人們的同情（如像《挑擔的老嫗》﹑《月臺上的悲劇》）﹐有時候﹐它衍化為對故國故土的關切（如像《長城謠》﹑《夢游明陵》﹑《黃河》等等）。在我的感覺裡﹐這正是非馬的“詩心”。
去年﹐中國華東地區遇到特大洪患。一個夜晚﹐我家的電話鈴響了。拿起話筒﹐傳來非馬低沉而焦急的聲音﹕“戴厚英的女兒剛剛來電話﹐說戴厚英昨晚從上海打來電話﹐叫她女兒立即同我聯絡﹐發起募款救濟。我們一起發起好嗎﹖”我毫不遲疑﹕“我正有這個想法﹐你就草擬一份發起書吧﹗”過了幾天﹐在8月1日芝加哥的華報上﹐刊登了非馬7月25日寫成的短文《淮河長江在流淚》。他寫道﹕
“每當世界某一個地方遭遇災難﹐在美國的華裔踴躍捐輸的情形﹐常使我感動不已。不管是出於血濃于水的民族感情﹐或人溺己溺的人類慈悲胸懷﹐我都能在他們的臉上看到可貴的人性光輝。那麼就讓我們一起伸出溫暖的手來﹐擦乾淮河﹑長江臉上的淚水吧﹗”
這是用詩的語言表達了神州赤子之心﹐由此﹐也可感受到他的中華民族的“族魂”。如果說詩心是他的親情﹑華魂的詩化﹐那麼﹐親情華魂則正是他詩情的基因。他的人生閱歷儘管大半在“洋域”﹐但他的為人做事依然使人們感到民族心靈的溝通。其基因在於此。我讀過二﹑三十篇有關非馬詩作的評論﹐遺憾的是有些論者往往只是樂道他的詩象﹑詩藝﹐而忽視甚至輕視了他的詩心。
他這種親情華魂﹐又同他的“涉世”詩思凝聚在一起。他寫的是“比現代主義還現代主義”的詩﹐但只取“現代主義”的詩象﹑詩藝﹐而沒有取某些現代主義詩人的人生態度。就其人生態度來說﹐他卻是地地道道的現實主義者。他曾表露說詩人“必須到太陽底下去同大家一起流血流汗﹐他必須成為社會有用的一員﹐然後才可能寫出有血有肉的作品﹐才有可能對他生活的社會及時代作忠實的批判和記錄”。我幾乎翻閱了他全部詩作。透過那些“現代主義”的詩象的外層﹐可以感受到詩人的目光﹐從來沒有離開過社會。詩作的觸角一直伸進社會的深層。《從窗裡看雪》﹐首先看到的卻是“黑人／的／牙齒／不再／好脾氣地／咧著。”在《電視》裡﹐“一個手指頭／輕輕便能關掉的／世界／卻關不掉。”就因為那“仇恨的火種”﹐“引發熊熊的戰火”。他的許多詩作﹐都表明他是一個涉世極深的詩人。
◎詩路
我同非馬相識時﹐正是他的詩作鼎盛之際。好比一本月曆己經翻到八﹑九月份﹐我必須一面往回翻閱﹐回顧他的詩途足印﹐一面追隨著他前行﹐看著他新踏出的足跡。
他素有“核子詩人”美稱。有些人稱他“核子詩人”﹐只是鑒于他既攻研核子﹐又創作詩歌。其實“核子詩人”對於他應有更深一層的意義。如同在科技工程上力求讓微小的核子放射出無窮的能量一樣﹐在詩歌創作上﹐他既善於把豐賅的人生體驗﹑卓越的哲意思緒﹐提煉成詩情和詩藝“濃縮”﹐又擅于讓讀者去把他的詩情﹑詩藝“濃縮鈾”裂變為各自的多層次的人生體驗﹑哲意思緒。
縱觀其詩歌創作歷程﹐大體上可分為三個階段﹕晨曦期﹔奔馬期﹔博貫期。
他最初試步詩壇﹐始于台灣。這與他的家境和生活攸關。他1936年生于台灣省台中市。同年全家返回原籍廣東省潮陽縣農村。幼年時﹐他深受中國民間故事和歷史人物事跡的陶染。1948年又到台灣投靠已先去台灣的父兄。在台中一中讀初中時﹐五四新文學就闖進他的心靈﹐激起他的文情思緒。《徐志摩選集》曾使他沉醉。1954年﹐與同學創辦了自寫﹑自編﹑自印的《晨曦》月刊。1955年﹐他的散文和詩歌開始出現在台灣報紙副刊。接著﹐他又著迷于德國詩人里爾克。此時﹐詩作不多﹐且尚末定型﹐但已顯露了雛型﹕以短求精﹐脫俗求新﹐“冷靜”的科學想像融入“熱情”的藝術想像 。這就是他詩路歷程中的晨曦探路時期。
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八十年代﹐他的詩歌創作進入一個馬蹄篤篤﹑馳騁東西的時期。六十年代初期﹐他似乎出現了一個詩歌創作的“斷層”。其實是為詩歌創作奠定了更堅實的基礎﹐進行了更充份的醞釀。1961年﹐留學美國﹐在密爾瓦基的馬開大學研究院攻讀機械工程。1962年9月﹐與同在馬開大學攻讀而來自臺灣﹑原籍湖南的劉之群小姐結緣成婚。1963年﹐在獲得機械碩士學位之後﹐在密爾瓦基參加一個核能發電廠設計工作﹐成功的立業﹐使他有了良好的創作條件。1965年﹐在台灣《現代文學》上發表詩作及詩歌譯作。從1967年起﹐他參加了《笠》詩人行列。他的科學思維同藝術思維並翔。就在他寫詩譯詩的年代﹐他又進入麥迪生的威斯康辛大學攻讀。1969年﹐他獲取核工博士學位﹐進入芝加哥西南郊的阿岡國家研究所﹐從事核能發電安全研究工作。從此定居于芝加哥西郊的登諾斯哥洛夫。工餘﹐他譯介英美當代詩作。英詩中譯﹐其實是他詩歌創作的淬火。“我做這樁工作的時候﹐奉獻的成份居多﹐沒想到﹐到頭來﹐得益最多的﹐卻是我自己。”
他畢竟是眷戀故土故園的馬。“對於生我育我的臺灣﹐我自有一種特殊的感情在。”他的篤篤馬蹄﹐更多地馳騁在台灣詩壇。他的許多佳作﹐分別被台灣諸種詩選﹑詩集所選入。他慣于逆思﹑反諷熔煉“比現代更現代﹐比寫實更寫實”的獨特意象﹐構成短小而雋永的詩歌。因而被人視為台灣詩壇的“異數”。隨著臺海兩岸情勢的變化以及他多次回原籍探望年邁的母親﹐他的“特殊感情”﹐也就逐步由寶島而擴及整個“故園”。1975年﹐他的處女詩集《在風城》由笠詩社出版。收入從1957至1974年間 58首詩作﹐中英文對照。甫一出版﹐立即在台灣詩壇引起熱烈反響﹐好評如潮。1978年《醉漢》一詩獲得台灣吳濁流新詩獎佳作獎。1982年﹐他又獲得1981年度吳濁流新詩獎和第二屆笠詩翻譯獎。1983年﹐《非馬詩選》由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1984年﹐《白馬集》由台北時報出版公司出版。而由三聯書店香港分店出版《非馬集》。1986年﹐台北笠詩社出版《篤篤有聲的馬蹄》。同年﹐台北爾雅出版社出版詩集《路》。以產量之豐﹑題材之廣﹑觸角之深和詩象之新而言﹐《路》標誌著他的創作進入了高峰時期。
從八十年代中後期至今﹐非馬進入一個博貫致遠的時期。這一時期﹐詩作數量稍減﹐這固然受到詩壇淡風影響﹐但主要是詩人力求博覽貫通。1986年的《長城》﹐1987年的《被擠出風景的樹》﹑《微雕世界》﹑《孔雀開屏》﹐1988年的《有希望的早晨》﹑《盆栽》等等﹐意象更為洗練﹐意境更為深遠。人們以為﹐這正預示著他新的創作遠景。
◎詩使
非馬從七十年代至今﹐幾乎年年或隔一兩年便僕僕風塵奔走在“三岸”﹐溝通“四壇”。從太平洋此岸﹐回到臺海兩岸﹐溝通美國華人詩壇﹑台灣詩壇﹑香港詩壇和中國大陸詩壇。他的交往﹐常常廣及整個文壇。
1991年底﹐他應邀回家鄉潮州參加世界潮人作家研討會。臨行﹐他告訴我﹐時間太緊﹐打算從香港直飛汕頭﹐再從汕頭直飛香港。12月中﹐他甫回芝加哥郊區﹐立即約我見面。我同他們夫婦相聚在西郊一個華人商場﹐他先送給我一大疊《華夏詩報》和北京成立東方文化館的資料﹐又送過來香港詩人張詩劍和夢如送贈給我的詩文集。我驚異地問﹕“你不是不到廣州﹐也不在香港停留的嗎﹖”他笑了笑說“友情難卻。在潮州開會時改變了主意﹐去廣州同野曼他們見面﹐路經香港﹐張詩劍又找了一些詩人同我會見。”
今年五月﹐由於芝加哥同沈陽是姐妹城市的關係﹐沈陽著名詩人劉永玉先生應邀來芝加哥參加亞裔文化節活動。劉文玉並不知道非馬就住在芝加哥地區。平素很少出頭露面的非馬﹐此回卻當仁不讓﹐逐天地安排劉文玉的日程。從活動﹑參觀﹑住宿以至接送人員﹐都一清二楚地作了安排。一天晚上﹐劉文玉住宿在我家中。極為感慨地說﹕“這次幸得有非馬這樣熱心﹑盡心的朋友。”我不由自主地想到﹕這回他又花了多少時間和精力啊﹗真是難得的詩使﹗
難怪一些友人相聚﹐戲稱他為“四通大使”。 他溝通四個文壇﹐最為顯著的是不 遺餘力地編選詩集。詩是他所長﹐他當仁不讓地充當“詩使”。1988年﹐主編《朦朧詩選》（台北新地出版社）。1989年主編《台灣現代詩四十家》（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年﹐主編《台灣詩選》〔廣州花城出版社）。1991年﹐主編《台灣現代詩選》（香港文藝風出版社）。人們公認﹐在諸多台灣詩歌選集中﹐非馬所選編的最為全面而公允地反映詩壇的實績。
◎詩品
人品制約著詩品．詩品體現著人品。他有高格的詩品﹐也有高尚的人品。
在台北《聯合報》副刊上﹐有他寫的一篇《咱的人生觀》。他與眾不同﹐談自己的人生觀。
“我自己對事情也一向抱著這種只管耕耘不問收穫 的態度。沒有過份的壓力﹐事情反而容易做好。而 且只要沒白白浪費掉自己的潛能﹐便對得起自己了﹐大可不必去同別人爭什麼短長。”
這是他心口如一的話。我忽然想起他寫的一句名言﹕
“寫作是寂寞的事業﹐只有耐得住寂寞的人﹐才有可能在這條路上繼續走下去。”
這句名言寫在詩集《路》的自序中。《路》是1986年由台北爾雅出版社出版的。寫這篇序之時﹐非馬正博譽于美國詩壇﹑台灣﹑香港和中國大陸以至世界華人詩壇。在贊聲不絕于耳的時候﹐他卻寫出一句警闢的話。
那天晚上﹐我駕車到他家中﹐坐他的車一起到華埠﹐在回程中﹐我提起正在北京參加學術交流的台灣中央研究院院長吳大猷先生的話。他在答台北《中時晚報》說﹕“台灣整個社會都太浮了﹐大家只會作表面工夫”。非馬兄一邊駕車﹐一邊感慨地說﹕何必呢？要緊的是有真實的學問﹐有真實的作品。”
確實﹐他是個矢志不移的求真求實而甘于寂寞的人。
在艱苦構思﹑辛勤寫作的時候﹐他甘于寂寞。
在尚沒被欣賞﹑尚沒有讚揚時﹐他依然甘于寂寞。
在好評如潮﹑贊聲不絕﹑甚至捧場熱烈之時﹐他更甘于寂寞。
我想起杜甫《丹青行贈曹將軍霸》中的名句﹕“詔謂將軍拂絹素﹐意匠慘淡經營中。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非馬這匹詩壇之馬﹐其詩作亦是在寂寞地于“意匠慘淡經營中”。其詩品﹐其人品﹐雖不敢妄言“一洗萬古凡馬空”﹐卻可以說“一洗詩國凡馬空”。
1992.7.16 于美國芝加哥西郊
原載﹕華夏詩報70期，1992.8.25; 中國學人 3期，1993.3; 潮聲，19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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