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馬詩文光譜 旅美詩人非馬在台灣的藝術分站, 有超短詩,幽默詩,童詩,情詩,動 物詩,戰爭與和平詩,英文詩及散 文隨筆,作品評論及翻譯詩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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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馬著《非馬集》

美籍華裔詩人非馬的文學創作和翻譯活動﹐歷來都局限於台灣一地﹐直至去年底﹐他的一冊詩集《非馬集》﹐才列為三聯書店香港分店《海外文叢》的一種﹐在香港與讀者見面。

也許因為這個原故﹐香港和海外的讀者﹐以往對於這位在臺灣地區具有相當詩名的詩人和翻譯家的瞭解﹐可說是相當有限的。

從初步的印象﹐人們會以為非馬是個純粹的現代派詩人因為從他的詩的意象和擅用的象徵主義表現手法著眼﹐他的傾向似乎很具有現代派的意味﹐然而﹐如果我們能夠深一層地從非馬所選擇的題材﹑詩作的內容﹐以及其社會意義去分析﹐則他又似乎是更接近寫實派。

對於這具有兩重性矛盾的現象﹐ 我們如何作出個正確的判斷呢﹖要明瞭這個問題的實質﹐唯有從非馬的詩論和詩創作的實踐作出分析。

非馬對詩的見解﹐是立足於現實﹐立足於人生的。他主張詩人應「對人類有廣泛的同情心與愛心」﹐主張「先學會做人﹐再來學做詩」﹐反對只寫給少數幾個「貴族」看的「應酬詩」。對於詩的內容﹐他強調的是：「誠實地表達他（詩人──引者）內心所想的東西」﹐以及「健康積極的感情」；在詩的形式上﹐他則排斥「文字游戲」和唯美的裝飾﹐並認為這是「一種可厭的作假」。

對於詩的社會意義﹐非馬在一九七七年芝加哥舉行的中國文藝座談會上的發言中指出：詩人「必須到太陽底下去同大家一起流血流汗﹐他必須成為社會有用的一員﹐然後才可能寫出有血有肉的作品﹐才有可能對他所生活的社會及時代作忠實批判和記錄」。

非馬對自己的詩論主張是身體力行的﹐這不難從他創作實踐中題材的選擇上得到印證﹐他的詩篇反映的不是個人內心哀怨的喟嘆﹐不是無病的吟詠﹐而是將眼光投向社會﹑投向生活﹔他關心社會的「通貨膨脹」﹑「戰火裡的村落」﹐以及遇難的班機等。當然﹐他對日常生活中瑣屑的事物﹐也不是熟視無睹﹐或者輕描淡寫﹐以渲泄內心的情緒﹐而是給這類題材賦予積極的意義﹐寓於深厚的內涵。

如〈香煙〉這首詩﹐寫的只是人們日常慣見的事物﹐但詩人並不是拙劣地作如實的描繪﹐或作令人厭煩的說教﹐而是借香煙這一事物﹐帶出特殊化的意象﹐象徵出生命的掙扎﹑求存的意義：「燒到手指頭的時候／煙灰缸的亂墳堆又多了一具屍首／註定被點燃吸盡捻熄的生命／猶在不甘心地呼最後一口氣」。這類日常瑣屑事物的題材﹐還有〈鳥籠〉﹑〈煙囪〉﹑〈門〉、〈吃角子老虎〉等﹐都是借小寓大﹐賦予不同的意象。

在寫作手法上﹐非馬極力追求一種有別於現代派手法的新嘗試﹐因而﹐從集子裡的大部份詩篇﹐看出詩人喜歡借助事物的本意或原形﹐去挖掘與原本完全不同的實質﹐從而達到他所企圖象徵的意義﹐如〈醉漢〉一詩﹐詩人就是借醉漢酒後恍惚的神志﹐象徵游子對故國那種特殊的情愫：「把短短的直巷／走成一條／曲折／迴盪的／萬里愁腸／／左一腳／十年／右一腳／十年／母親啊／我正努力／向您／走／來」。或者用與詩篇所標出的題目亳無相關的事物﹐去體現詩人內心想要表達的多重題旨﹐如〈門〉：「老處女的／雙唇／／童貞／在它裡面」﹐等等。

從集子中的絕大部份詩篇﹐或僅就前文所列舉的幾首﹐銳眼的讀者則不難發現非馬詩創作的另一個特點﹐ 就是致力於詩歌語言上的濃縮﹐ 這也是詩人實踐他的詩歌理論的一種努力。

運用現代派手法﹐ 尤其是象徵主義手法來反映生活﹐ 表現社會﹐ 是非馬詩歌創作既有別於寫實派﹐又不同於現代派的藝術特色。至於這個特色能否調協﹐能否產生它的魅力﹐則有待時間的證明和讀者鑑評。

原載﹕ 香港大公報副刊﹐ 1985年3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