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許薌君hss@cbs.org.tw
民國3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在那個兩岸處於敵對狀態的特殊時期，只要大陸人士來歸，不管游泳來的，駕船來的，開飛機來的，一律被稱為「反共義士」。在當時社會上，擁有這個稱號的人被歸屬一個特定階層，在他們身上，籠罩著「反共」的光環，卻也帶著一些和台灣平民百姓有些許差異的與眾不同。
中央電台副總台長盧光宇回憶：反共義士這個名稱，是從韓戰開始有的。當時，有1萬4千名投誠或被俘的共軍官兵在韓戰之後選擇前來台灣，社會上把他們稱為「1萬4千個證人」或是「反共義士」。這批人來台後，多半仍舊編入軍隊，由於其中不乏知識水準不差，且因實際在中共統治下生活過，對於大陸當時情況較為了解的中共軍官，在兩岸互不往來的那個特殊時代，這些人的經歷對於台灣認識大陸有一定功效。因而，在「1萬4千個證人」中，有些人進入台灣對大陸的心戰單位工作，以他們對中共的了解，向大陸介紹兩岸的種種差異及大陸面對的種種問題。
網羅反共義士至電台服務
當「反共義士」這個名辭成為台灣民眾熟悉的新辭彙之後，台灣逐漸把所有不滿中共專制統治，用種種方法逃到海外的大陸同胞都稱為「反共義士」，這其中，又以1965年5月難民潮時期，從大陸逃往香港，再輾轉來台的人最多。和韓國戰場上的「證人」們不同，5月難民潮來台的「反共義士」有很多是年輕學生，他們由救總接來台灣，接受大學教育後，投入社會各個崗位工作。由於他們在中共統治下生活得更久，同時身歷了大陸「三面紅旗」的狂潮與文革開始前的山雨欲來風滿樓，因而，對於中共政權的本質和鐵幕深鎖下的民眾狀況，要比中共統治大陸之初的韓戰時期官兵來得更了解。
這種特殊背景，在兩岸敵對狀態下極為可貴，為借重他們的親身經驗，這些「反共義士」常是台灣心戰單位的網羅重點，中央電台自不例外，從民國40年代起，中央電台陸續有「反共義士」加入工作行列。年長些的，有「1萬4千個證人」時期的劉儒裕、陳煌、胡輔仁、岳瑞武、蔣春松、彭七珍、吳祿安、雷勵夫、胡仁祥、郭守勤、張迪生等人；年輕些的，則有5月難民潮時期的葉遠翔、蕭玉井等人。由於這些反共義士具有實際在中共統治下生活的經驗，因此，他們撰寫的播稿與編輯的新聞，都能切合在那個特定時空下的心戰主題，具有一定效果。
當時政策鼓勵中共飛行員起義
中央電台和反共義士的淵源，自然不止於擁有多位反共義士員工，事實上，在民國80年代之前，「反共義士」的新聞，一直是中央電台的報導重點，其中駕機起義來歸的「義士」們，更是焦點中的焦點。
聽過當時中央電台廣播的人，或許還會對當時節目中反覆播報的「中共飛行員駕機起義獎勵辦法」留下印象。這個鼓勵共軍飛行員駕機來歸的辦法常常緊接著「對中共軍官兵的召喚」之後播出。其中除了說明駕什麼型號的飛機來可以獲得黃金多少兩的獎勵之外，也播出飛行氣象、航行指示，讓中共飛行員瞭解：如果他們從浙江、福建的機場起飛，方位是多少？要如何才能飛到台灣來？至於離台灣較遠的東北、華北等地，由於油料不可能直接飛到台灣，就鼓勵他們就近飛到韓國去。
當時，台灣對於大陸軍備瞭解有限，因而，鼓勵中共飛行員「起義」是相當重要的政策，一則可以借這些駕機起義的中共空軍顯示「自由祖國」的號召力；二則從他們駕駛來的中共軍機能夠推知中共武器裝備的發展程度。對負責向大陸心戰的中央電台而言，播出號召共軍官兵認清中共真面目的報導性節目和「共軍起義來歸」的辦法自是重點項目。
直到多年後的今天，當時撰寫「對中共軍官兵的召喚」節目稿件的梁國林，依舊記得那是一個5分鐘的節目，每周播出3篇稿件，周一、周三、周五出稿。而曾經播出「獎勵辦法」的鄭正瑜，在談起往事時，也不曾忘記當時對中共飛行員投奔自由時的反覆叮嚀：「放下起落架，打開落地燈，搖擺機翼」。
從民國49年到民國78年，總共有13架中共飛機起義來歸，除了49年1月，從浙江路橋架米格十五起飛的王文炳由於地形不熟，在宜蘭降落時失事殉難之外，其餘12架飛機的飛行員都成功達成投奔自由的願望，雖然，這些駕機飛到台灣或是韓國的反共義士們並不是每一位都公開承認收聽中央電台廣播。但是，從他們駕機飛來的方位、方式、表達自己是前來投誠而非挑釁的「飛機肢體語言」，在在可以證明：他們的確曾經收聽過來自台灣的廣播，才能夠明確而及時的完全表達出「起義來歸」意願，並得以在我國空軍或韓國空軍的導引下，完成這段航程雖短暫，卻對他們一生影響至為長遠的「終極飛行」任務。
機駕來歸從締造風雲而沒入歷史
回憶近30年來中共飛行員駕機投奔自由的史事，那個逝去的時代彷彿又在眼前掠過：民國49年1月12日出師未捷身先死的王文炳；民國50年9月15日駕AN2型民用螺旋槳飛機，從山東膠縣起飛，降落於韓國濟州島的邵希彥、高佑宗；民國51年3月3日駕米格十五從浙江路橋起飛，降落於桃園的劉承司；民國54年11月11日駕伊留申型噴射轟炸機從杭州筧橋起飛，降落於桃園的李顯斌、李才旺、廉保生；民國66年7月7日駕米格十九從福建晉江起飛，降落於台南的范園焱；民國71年10月16日駕米格十九從山東文登起飛，降落於韓國漢城的吳榮根；民國72年8月7日駕米格二十一於遼寧大連起飛，也降落於韓國漢城的孫天勤；同一年11月14駕米格十七從浙江岱山起飛，降落於中正機場的王學成；民國74年8月24日駕轟五型轟炸機從山東膠縣起飛，降落於韓國裡里市的蕭天潤；民國75年2月21日駕米格十九從瀋陽市起飛，降落於韓國水原基地的陳寶忠；同年10月24日，駕米格十九從山東煙臺起飛，降落於韓國清州鄭菜田；民國76年11月19日駕米格十九從福建龍溪起飛，降落於台中清泉崗的劉志遠，以及民國78年9月6日駕米格十九同樣從福建龍溪起飛，降落於金門的蔣文浩。
這13架飛機，16名中共空軍飛行員，或是達成了投奔自由的願望；或是連台灣的地面都不曾踏上即魂歸泉下；或是心不甘情不願的成為「義士」或「烈士」。然而，無論生死，無論窮達，無論他們來台後走的是什麼人生旅程，在那個特定的時代裡，他們所標示的「飛向白日青天」的「反共義士」形象在台灣社會確實曾經引起注目，也都曾經是中央電台新聞和節目中大力宣揚的主角。桑田滄海，自海峽兩岸情勢丕變，政府亦在民國80年5月2日停止實施共軍官兵起義來歸的獎勵辦法後，「反共義士」這個名詞和戒嚴時代許多事務一樣，成為塵封歷史的一部份。只是，任何「現代」都源自歷史，撫今追昔，儘管「反共義士」風華不在，然而，他們曾經締造的風雲，曾經走過的歲月，都將永遠鏤刻在20世紀後半葉的台灣。
(資料出處)
http://www.cbs.org.tw/e-radio/200404/10-01.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