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的，米蘭昆德拉所寫的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中提過的永劫回歸(eternal return)，以捷共對當時國內的壓迫而言的話，對我們台灣人來說，由於歷史事件的不復回歸，革命那血的年代便成了一種比鴻毛還要輕的東西。但是對身處七八零年代的年輕捷克市民來說，那種隨時可能一再發生的革命，與群眾走上街頭的場景，以及一九六八年記憶猶鮮的布拉格之春，歷史鏡頭的重演便成了一種沉重的輪迴與負擔，他們即是面對一種尼采所謂的永劫回歸。而我們台灣人面對這樣一個歷史場景，只能像昆德拉說的，由於這些事件到最後都只能成為一些文字的探討與理論，於是一切都預先的被原諒了。
所以說捷克與台灣這兩個小國都同樣面對著強大的共產黨壓迫，而後卻都能夠讓世界見識到她的精神力量，以名不見經傳的小國稱譽於國際上。這裡就出現了很重要的一點，台灣靠的是經濟，捷克靠的是文化。
為何會有如此大的差異並不清楚，不過基本上相同的一點就是，反共人士後來都當上了總統。捷克的總統哈維爾是位詩人總統則就更令人嘖嘖稱奇了，台灣是律師治國，大陸是工程師治國，而捷克則是以詩人治國。大陸搞經濟，台灣搞政治，捷克則是安安靜靜的站在一旁發表她的文學。要到哪一天台灣才能放下政治的鬥爭。為自己的過去與未來立下一個清楚的定位，然後產出一些令國際稱讚的文化瑰寶呢？
有人說過，二十一世紀將是文化經濟導向的世紀﹔哈維爾自己也說過，這個世界上每個國家對世界的貢獻並不在於她的國力強弱，而是在於這個國家對於整個世界與人類有多少思想與精神上的影響力，就如同中世紀的文藝復興對於整個歐洲的復甦而言一般。捷克人以其精神導師卡夫卡以及歷史遺產布拉格，來向世人證明他們的確對世界的思想有了重大的影響。這一點台灣也做到了，只不過是踏著資本主義的腳步快速前進罷了。
我向來相信未來的趨勢一定是以文化交流為導向的，如果說捷克是以其著名且為數眾多的文學家著稱的話，那台灣恐怕拿不出什麼作家來向世人宣稱她的獨特性與自主性的。我想，這是因為身處陲島邊緣地帶的台灣面對廣大的中國大陸，與理不清的歷史情結時，連自己的地位都搞不清楚了吧。
捷克當代文學中，以米蘭昆德拉最為國內的讀者所熟悉，他所寫的一些小說深刻的描寫了共黨壓迫下人民的思想與生活，流亡法國的他最先的幾本小說都先以法文版問世，然後再輾轉譯成各國文字發行。不過以這次國際書展參加的作者而言的話，我們應該是可以期待這些捷克的新作家有些耳目一新的表現。
移動與閱讀並不衝突，經濟與文學更是應該相依相存，也許國人的經濟實力令人刮目相看，但是文學與閱讀習慣卻令人搖頭嘆息，如果以哈維爾所謂國家對世界的貢獻而言的話，我覺得台灣是遠遠落後在捷克背後的。
別忘了一點，人家現在也是有著民主政治制度與方便的捷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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