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喜歡走路。
從住家走到離十分鐘腳程的捷運站，從捷運站走到兩個街口外的商家；從公園走到書店，從學校走到公車站牌，再從充斥著昏暗燈光與嗆人煙味的網路咖啡店緩緩走向住家。
我開始用雙腳踏著厚實的水泥地前進，經過騎樓，轉過巷道，停停走走於各個路口的紅綠燈旁。我習慣用雙眼捕捉色彩鮮豔的街景；藍天上晴雨相間的大彩虹，造型特殊的微黃路燈，安全島上成排無限延伸的常綠植物，紅紅綠綠的旋轉霓虹招牌，誘人的楓紅。熙熙攘攘來往的人群不停的與我擦肩而過。
因此路過公園社區時你可以停下腳步稍作休息，看著球場上打球的青少年揮灑年輕的汗水﹔可以看著大人們逗弄著搖籃裡的小孩。經過咖啡店時可以屈身向前，看看菜單上琳瑯滿目，透明櫥窗裡色香俱全，高貴不貴的食物而垂涎不已。所以說行走是一種超乎預期的經驗，永遠會有許多美好的事物隱藏在其背後。只是，在這個交通工具無遠弗屆而又超乎便利的時代與城市中，人們恐怕早已失去了用雙腳去體驗所在城市的熱情與信心。
去布拉格是個難得的行走經驗；微突的石灰岩鋪成整齊的街道蜿蜒前進，壯闊的山壁緊鄰著雨後濕漉的小徑而不見盡頭。查爾斯橋上佇立著許多慕名而來的遊客與替人們臨摹的業餘畫家，腳下踩的是黑色而巨大的岩石路，哥德式火焰般的建築則盤據在橋的兩端，順著高聳而奇魅的尖塔向你招手。
我用雙腳走過蘇聯坦克曾經大軍壓境的舊城廣場，走過歷代君王護佑著的神聖查爾斯橋，走過連自己都與自己的身體有所疏離的夜間作家(the night-writting writer)卡夫卡所居住的黃金小巷。
所以行走是種體驗，是回憶偉大文學與歷史的絕佳途徑。
偉大的時代往往伴隨著 偉大的人物出現，也只有在十八十九世紀動盪不安的歐洲社會才夠激盪出人類偉大的思潮。在最近的一次投票中，許多民眾則認為馬克思是當代以來最偉大的思想家﹔他所寫的資本論與和恩格斯合著的共產主義宣言則已經被翻譯成多國的版本，在世界各地被人們閱讀著。
人們真的自認為了解社會嗎?現代的民眾生活在社會福利健全的城市中，可能無法想像十九世紀英國工業革命前後那些被奴役的勞工們所過的悲慘生活﹔他們有的甚至從六歲開始就被迫在暗無天日的礦坑中工作，並且必須時時刻刻提心吊膽隨時可能會被爆炸事故所波及。馬克思與恩格斯親眼目睹了當時勞工階層的慘況，並思索著如何拯救他們。回歸最原始的本意，他們只是想帶領當時的人們走向一個完美的社會罷了。
而革命需要時間，需要熱情，更需要廣大的群眾簇擁著歷史的大旗昂首闊步在領導者背後前進。俄國的革命家，也是屠夫列寧在決心發動俄國的革命時，從未意識到群眾的力量是如此龐大，那時的敵人不但是為數眾多的資本家，更有高高在上，實行威權統治的俄國沙皇。當列寧於一九一七年革命成功後，搭乘的列車緩緩駛入芬蘭車站時，許多俄國民眾高興得流下了革命的眼淚，而這歷史性的一刻將會導致日後多少共產使徒的興盛與猖獗!
當代捷克作家米蘭˙崑德拉在小說《生活在他方》(Life is Elsewhere)中提到，一個人在他所生活的地方將會覺得日子索然無味﹔週遭的景色與人物是顯得那麼的熟悉與無趣，生活單調而乏味，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就好像體內的靈魂被困在現實無奈的生活中，夢想和希望無所實現，奇想和喜樂也逃避無蹤。這時你聽到隔著窗外，遠處傳來隆隆的砲響，人民的嘶吼聲不停的在街道中迴蕩，革命的旗幟則在水泥包所堆成的防護陣地旁揮舞飄揚。
於是你再也忍受不住，只有跳上駛往戰鬥前線的火車，跟隨革命同志的腳步才有意義。因為你無法承受地主對農民的剝削，無情資本家對勞工的無止境要求﹔你更盼望著為平淡的生活帶來一絲刺激的火花。這時候革命才是真理，行動勝過於思考，只有走出屋簷下的廚房，踏上替廣大勞工爭取利益與自由的革命道路才是正途。因為，生活總是在他方。
只是，革命一向是偏激的，是無情的，是鬥爭的，是徹底的。也就因為如此，中國大陸文革時代的小小紅衛兵們才會大喊:革命「要嘛全部，要嘛全無。」只不過，那時候的龐大赤色中國早已隨著反動思潮而身不由己了。
所以當書中的悲劇男主角雅羅米爾沉醉在愛情的甜蜜與喜悅時﹔他竟忽略了革命的熱情早已將他帶向遠方而充滿了不幸，此刻他再也無法停留在當初的純真模樣了。
當雅羅米爾的女友因為約會遲到而不敢向他說真話時，她編了一個她的弟弟即將對共產黨發動叛變的謊話，竟然導致憤怒的雅羅米爾經不起信仰的衝擊而向警察告密，導致她的弟弟被捕死亡。
憤怒的革命簇擁著廣大無知的群眾，在革命旗幟飄揚的社會主義之路上昂首前進。
而這時候的愛情竟然是不帶情感成份的，是隨著革命的齒輪機械式運轉而彷彿一點都不真實似的。情書也不再代表堅貞的愛情，虛偽而充滿個人意志的文字就像捷克存在主義作家法蘭茲˙卡夫卡(Franze Kafka)寫給他第一任女友的信一樣﹔就像是偉大的文學穿著軍裝，踏著愛的分裂式前進一般，一切都被不知名的成分所取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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