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混血的過高評價是危險的
與血緣論相對地，新民族論卻重視地緣因素（地域性的共存）。Nation的地緣因素， 是民族的任何成員都會為祖國或國土(national territory)奉獻熱愛與忠誠，共同擴及抽 象性的廣大領域。因為在廣大的領域內，民族已不可能透過個人之間直接的人格接觸來結 合。相對於此，在具體的日常生活中，個人之間能不斷以感覺上的體驗（即能夠用眼觀察 等），且並無多大困難就得以在其範圍內往來者，即指比較狹隘領域的鄉土(home count ry)，這可說是一個低層次的概念。將對鄉土的熱愛提高到對祖國的熱愛，始能從Volk蛻 變為Nation。
台灣的問題焦點在於中國人倡言的祖國包含台灣，而台灣人所思考的祖國領域並不包 含大陸。中國人將台灣包含在其祖國之中，無非是為了能夠佔有、管理台灣的土地、人口 與物產，而絕不是真正為台灣人的自由與幸福著想。這只要看過去十八年間，國民黨政府 對台灣人的壓迫與搾取就很清楚。萬一中共真能成功地「解放台灣」，其將加諸何種程度 的壓制，簡直令人無法想像。
中國人又無理地強制台灣人認同中國為祖國，並主張以中國為祖國時的好處，宣傳說 ︰「不要封閉在狹隘的台灣，將來能夠雄飛廣大的大陸，甚至可以當全中國的總統。」但 在此之前，必須為「反攻大陸」或「解放台灣」而獻身。
此種中國人的說法完全以自我為中心，然而台灣人的立場為何？有多少台灣人甘願為 「反攻大陸」或「解放台灣」而犧牲生命？「反攻大陸」也罷，「統一中國」也罷，總之 ，祈願他們早日從台灣離去，這才是台灣人真實的心聲。至於「解放台灣」，不外是中共 侵略台灣的野心。對此，台灣人須覺悟到，即使犧牲身家性命，也要加以防衛。台灣人對 中華民國的「復興」沒有興趣，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躍進」也不會羨慕。台灣人最大的 願望是︰建立小而美的自己的祖國。
當然，我不否定台灣人對中國大陸寄予深度的關心。因為大陸是台灣人祖先的出身地 ，是《梁山伯祝英台》或《陳三五娘》等傳說故事的舞台，也是一衣帶水的鄰國。但是， 此種關心只不過是「熟悉外地」之首，絕不是如對母親一般的熱愛祖國。
為什麼台灣對大陸的態度會形成如此的鴻溝呢？那是歷史與現實使然。如眾所周知， 台灣Volk是因對動亂與飢饉的大陸感到厭煩，於開拓台灣成為自由與幸福的新天地時所形 成。在航海技術未成熟的時期，要以脆弱的帆船橫越充滿颱風與漩渦的台灣海峽，無非是 決死的大冒險。這種不願居住大陸而盼望渡台的心境，一定相當無奈。
台灣人被荷蘭人與日本人壓制而痛苦時，從未獲得大陸的支援。台灣雖在清朝與國民 黨政府時代初期進入中國的支配之下，但卻被置於殖民地的屈辱地位。在約四個世紀的台 灣史中，台灣人一直被中國人蔑視與隔離。
精神上的隔離引證自政治上與經濟上的疏離。荷蘭時代（一六二四～一六六一）的台 灣經濟是以大陸––台灣––日本的三角貿易而繁榮，與明清交替時期戰亂與疲弊的大陸 形成顯著的對照。鄭氏時代（一六六一～一六八三）也確立獨自的經濟圈而與大陸對峙。 清朝時代（一六八三～一八九五）較有交流，但也僅止於成為福建省殖民地的關係。日治 時代的隔絕更為徹底。在大陸持續戰亂之時，台灣則推進著資本主義的建設。國民黨政府 時代在「正統中國」的呼聲背後，台灣的「獨立」正日漸前進，這是任何人都一目瞭然的 。
流亡台灣的中國人對於台灣人的排斥，提出如下的反擊︰
「能對台灣主張優先權利者，只有原住民族。台灣人與中國人的差別只不過是渡台時 期的先後而已。」
前半段的說法完全是歪理。這與美國原為印地安人的土地，但其後大家處於同一條件 的情形相同。這在世界史上講得通嗎？我們所稱的台灣人，不但包含原住民，連荷蘭人與 日本人遺留的子孫也全都包括在內。後半段的說法是故意避開問題點。雖然台灣人是在日 治時代以前從大陸渡台，而中國人是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以後渡台，但本質上台灣人 以台灣為故鄉，同時也認為台灣是祖國。相對於此，中國人並不認為台灣是祖國，而僅視 其為征服地，最多也只是一時的避難地。中國人執迷於「反攻大陸」的幻想，不能在台灣 腳踏實地從事開發建設。他們誇言的「三民主義建設」，實際上只不過是為爭取美援及欺 騙國際輿論的表面工作而已。在其背後，中國人是不計後果地進行全面性的掠奪與搾取。 他們將子女、財產移往美國等國家，無非是對台灣與中國的將來絕望的證據。若中國人認 為台灣是祖國的一部分，為何要施以嚴苛的差別待遇而獨佔實權？為何需要以強大的特務 警察監視、壓迫台灣人？
中國人故意不談大陸也有「地域觀念」的對立一事。常被引以為例的是抗日戰爭中逃 入四川的「下江人」（長江下流的人）被當地人歧視的故事。外地人被本地人以白眼相向 是無可避免的命運。但是，外地人在台灣卻是以統治者的姿態君臨本地，並進行無窮盡地 壓迫與搾取。這些外地人雖然程度低落，卻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方面作威作福。 此點對台灣人，情何以堪！
語言的消極特徵
值得注意的是，馬克思主義式的民族定義中，第一項被舉出的是語言的共通性。 懷斯葛柏(L. Weisgerber)強調語言有塑造思考形式以及規範世界觀的作用，並認為 共同的語言是形成所有精神文化的基礎。關於語言的共通性民族的本質，他有如下的說明 ︰「任何人都不能自語言共同體中逃避，又因其強固地滲入個人及共同體的所有行為，人 們將語言共同體視為民族共同體必須的前提，同時也自然地將其賦予的範圍做為特徵。」
和辻哲郎認為民族在本質上是語言共同體。依據和辻氏的說法，「自古以來，在歷史 上出現的民族，不以共同的語言為第一特徵的只有猶太民族。但連猶太民族亦以希伯來語 聖經來表現其民族的統一。亦即，本質仍是屬於語言的共同性之上。」（前揭書《民族與 國家》，頁十一）
語言的共同性是構成民族極為重要的因素。台灣民族的情形如何呢？我們不能說台灣 人具有完全而純粹的民族語言。這對台灣人的民族自覺將導致何等的損害？在將來的某個 時期，此點會對台灣的民族自尊造成何種傷害，吾人實不得而知。
原本台灣人有其母語––台灣話。台灣話事實上雖源自中國話五大方言之一的福建話 （廈門話），但若認為台灣話就是福建話則是錯誤的，因為這完全忽視已成為語言學常識 的語言變化。在大陸上無明確界限的地域性語言，傳播到有明確界限的島嶼之上，且各自 經過四個世紀的漫長歲月，必然導致某種程度的差異。再加上兩地域的交流不夠圓滑，甚 至有相當期間完全斷絕，且為異質的語言所覆蓋。在此種情形下，若認為台灣話即是福建 話，豈非不可思議。現在福建話與台灣話仍能互相溝通，但那只不過能夠理解其所表現的 意味，已無法避免其存在的異邦人意識。正如美語和英語能互相溝通，但是國家卻不相同 。
實際上的問題更為嚴重，因為台灣話已不足以做為台灣人之間的交流工具。台灣話沒 有被洗練與強化以適應近代化的台灣社會––這是被統治者的悲哀，因為這種工作不能得 到統治者的支持––而不能超越所謂「國語」的日本話與北京話的攻擊。因為台灣是進入 日治時代才開始近代化，所以近代的語彙都是由日語翻譯或借用其原文。國民黨政府時代 排除此種日語的文化語彙，強制以北京話的文化語彙加以取代，結果引起大混亂。由於北 京話的文化語彙本身係直譯或借用日語或歐美語，所以問題更形複雜。
單純地說，現在的台灣人是以殘破的台灣話為基礎，再隨時隨地以日語或北京語加以 填補，藉此勉強保持交流罷了。台灣話的殘存率和諸外國話的混用率，依個人的年齡、學 歷、環境和意識而不同。概略地說，五十歲以上的台灣人大約都會說完整的台灣話。生長 於大正時代的他們，台灣話仍處於頑強抵抗的時代。比他們年輕的台灣人則不會說完全的 台灣話。其不完全之處，只能以日語、北京話或其混用形式加以補充。較年長者，日語的 混用率較多，而年輕人，北京話的混用率較高。
為補充殘破的台灣話而以外國話混用的形式，是否能說是台灣人獨特的言語特徵呢？ 此一民族語彙不但日本人無法一○○％理解，中國人也不能完全明白。但其中有幾％是日 本人與中國人能夠瞭解的。那象徵著台灣人的文化遺產與意識形態的結構。因為是混用的 形式，所以在任何部分都不完整。如果清朝時代的台灣人聽到目前的台灣話，也會對台灣 話中的日本話或北京話皺眉。日本人聽到目前的台灣話，對於腔調的忽視或濁音的不明確 也會茫然搖頭。中國人聽到目前的台灣話，對於不熟悉的捲舌音和不自然的兒化音也會聳 肩無奈。
企圖從言語面來證明台灣人與中國人的同一性是最愚笨的。語言也使台灣人與中國人 在日常生活中散發激烈的衝突火花。反國民黨的台灣人議員，在議會或野外演講時便會使 用台灣話，甚至有時會罵國民黨「憨杲」。台灣人以看日本電影、唱日本流行歌，來表現 對中國人的惡意情緒；故意講摻入許多日語的台灣話，以使中國人憤怒。那是以表現親日 感情來凸顯台灣民族主義的做法。
台灣人不是不會講北京話。在台灣，北京話的普及率也許比中國大陸任何地域都高。 中國人反而不會北京話。上海人說上海話，廣東人說廣東話，山東人說山東話，廈門人說 廈門話。中國大陸從很久以前就推行標準語運動，但效果不彰。此點即表現他們根深蒂固 的Volk性格。中國人擱置自己的問題，強制台灣人使用北京話，以維持其統治者的顏面。 而台灣人學習北京話有所成果，可說是基於以下的理由。亦即，在戰後的一段時期存在對 中國的溫情主義，成為其學習北京話的原動力。此外，台灣人在二二八起義後受到生活上 的威脅亦是原因之一。
二二八起義中，以會不會台灣話來判別敵我，這是有名的逸話。連使用與台灣話最類 似的廈門話，也不能瞞過台灣人的耳朵。
最近，台灣有些中國人開始想學習台灣話，這是為即將來臨的革命做護身符的準備， 但事實上不會有多大的效果。具備與台灣人相同的意識與平常的言行才是最重要的。 獲得獨立後的台灣人當然會制定台灣話為國語，但要如何整頓、洗練以使其適合近代 社會，是個很大的課題。
近代性與前近代性之差別
其次，略述關於「文化共通性中所表現的共通心理」。
所謂文化這個詞彙被使用於頗多的意義，以民族固有而具重要意義的文化，是與人們 日常生活中密切的文化，而不是抽象、觀念上的東西，也不是高尚而富有哲學意味的文化 。亦即，若以台灣人與中國人都重視儒教倫理，連歌仔戲只不過是類似京劇的地方戲曲， 而以此認為雙方具有共通的文化，則未免太過空洞而毫無意義。若以此種荒唐的議論方法 ，則西班牙人與葡萄牙人或「威士忌與白蘭地」也無法區別。以這種「同文同種」的籠統 取向，對於要理解台灣人與中國人的微妙關係並無幫助，這是過去歷史的教訓。
若將流亡中國人造成的中國文化，與過去半世紀的日本文化相較，或與現在逐漸滲透 的美國文化相比，可以說其較類似於台灣人的固有文化。因為台灣民族原是衍生自漢Vol k。但是，不可忽視的是，台灣人的近代化比中國人早半個世紀。從形而上的層面來說， 它是以近代化對權利義務的表裏一致、公私分明、法律的尊嚴與平等性、重視衛生等認識 的體驗。在台灣人近代化的過程中，綜合這些近代精神的價值判斷，夾雜在皇國事物中滲 入台灣人的身心。
但是，中國人則欠缺這種近代精神。這是他們遲遲未近代化的必然結果，但他們對於 此事並無反省。史密斯（A. H. Smith）的古典名著《支那人的性格》（一九四○年三月 ，中央公論社發行，原著是Chinese Characterristics，一八九○年初版）中列舉「面子 」、「無時間觀念」、「不精確緻密」、「表裏不一」、「智識渾 」、「不敏感」、「 缺欠公德心」、「保守主義」、「疑神疑鬼」、「不誠實」、「不體貼」等許多封建中國 的性格。中國將其原封不動地帶入台灣，呈現在台灣人面前，迫使台灣人意外地感到輕蔑 、憎惡，從而對其抱持不信任感。但是，中國人不但不加反省，反而以高姿態說︰「台灣 人對大陸祖國認識不足，受日本的奴化教育，日本精神的毒素仍在為害。」推諉給日本的 奴化教育。這是對台灣人的莫大侮辱﹗台灣人經過半世紀的日本統治，抗日運動始終前仆 後繼。在台灣順應日本的近代化與抗日運動一直是並行的，被罵受奴化教育云云，是無法 容忍的。強制民族全體去做「伯夷叔齊」，不但不可能，也是錯誤的。
要言之，在台灣的台灣人與中國人的文化異同，在基層的漢Volk文化上也許相同，但 在近代性與前近代性的差異上卻絕不容忽視。
因此，我們無法想像雙方存在所謂「文化的共通性」。中國人對大陸的封建性格一向 不想改變，台灣人對日本式的近代性格也不可能輕易放棄。在雙方平行前進的同時，不但 不能廢除差別待遇，而且一不如意即罵台灣人是「未開化的頑民」（一九五七年，喬一凡 委員在立法院的發言），此種中國人的做法，台灣人當然會以「惡劣奸徒裝什麼偉大假象 」，「豬仔滾出去」等語加以反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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