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Volk的衍生
Volk與民族(Nation)不同的特徵之一在於其封建分散性，即橫向關係上會在較狹小的 地域形成封閉性社會；而在縱向關係方面，會因社會身份制度的確立而顯得零碎。前者屬 於封建割據的一面，每在強力的專制君主出現時，總會努力確立中央集權，但因經濟機構 尚未成熟，故會隨時崩解而回復原狀。君主專制若無力量，容易形成群雄割據的局面。周 朝衰微形成春秋戰國時代，東漢之亂形成三國時代，西晉無能而形成五胡十六國，唐朝衰 弱而形成五代，皆是顯著的事例。「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此之謂也。
封建的身份制度較前者更具強韌性。士大夫階級與庶民階級，士與農、工、商之間有 無法超越的鴻溝。科舉制度在理論上可能打破此一鴻溝，唯若沒有經濟上的背書，則無異 於畫餅。
到了民族(Nation)的階段，縱橫的封建分散性將被打破。打破的程度愈徹底，其民族 (Nation)愈能達成高度的發展，但實際上無可避免的是，它多少會遺留封建的殘滓。
台灣是漢民族超級Volk在福建、廣東沿岸割據的小Volk，於十六世紀後半移住開拓的 新天地。即使同屬該地的漢Volk，除了東方以外，三面皆被仙霞嶺包圍，遠隔中原而形成 文化、產業落後的一個小Volk。此地的開發始於三國時代，但那是由浙江搭舟西進而到達 閩江流域。真正著手開發的是唐代安史之亂（七五五～七六三）時，長江中流的人們為避 免戰亂而疏散到此。在五代，王審知得以建立享國五十年的閩國，可以說是蹈襲此一實績 而完成的。到了南宋，此地早已人口過剩，多餘人口以華僑身份移往南洋。該地約有九十 ％為山岳，僅有分散各地的盆地以及沿海的若干平原，不得不為灌溉設備而勞苦，眾人只 有出海捕魚或靠海外貿易以維生計。剛好此時阿拉伯人前來貿易者頗眾，從他們獲得了隔 海那邊的知識，瞭解了距離較近的澎湖島、台灣之事，自不待言。
以上是福建、廣東沿海小Volk移往台灣的歷史背景，他們定居台灣以後又在此衍生成 另一個Volk，這是今日台灣民族的祖型。
Volk與民族(Nation)不同的另一個特徵是共同體意識模糊，即使稍有存在也是十分偏 狹。這是封建分散性的當然結果，並不足為奇。例如，福建、廣東沿海的小Volk朝海外發 展時，漢Volk並未予以充分地照顧。宋朝採取放任主義，到了明朝，唯恐其與倭寇勾結， 訂下有名的「寸板不得下海」禁令。古代、中世紀的專制君主只思考一國的利害關係，此 點雖類似近代民族國家的元首，但這是基於「朕即國家」的思想，與後者的「愛國」表現 在本質上完全不同。對再三違反明朝禁令的小Volk來說，朝廷的規定無疑是馬耳東風，他 們仍「我行我素」地繼續朝海外發展。當然，對其中一環的台灣也不斷進行開拓，但須覺 悟，若在移住地區遭到虐殺或損害，中央政府會採取「與我無關」的態度。
在台灣形成的新Volk，從明末就與漢Volk各自步入自己的命運，筆者在此想喚起大家 對此一事實的認識。從十六世紀後半到十七世紀初，他們與原住民或日本人一起從事大陸 ‧台灣‧日本的三角貿易。此時，荷蘭東印度公司介入，並以大艦巨砲威脅，欲對輸出入 物品課稅。日本人以日本Volk為後盾，堅拒荷蘭人的要求，台灣人因知道漢Volk不可靠， 屈服於荷蘭人。於是，台灣Volk獨自離開漢Volk，受荷蘭人統治達三十八年之久。一六五 二年，郭懷一對荷蘭人掀起抗爭。他驅逐荷蘭人之後，打算自立為台灣Volk之王。但因孤 立無援，反遭荷蘭人毀滅性的打擊。
鄭成功是君臨台灣Volk之上的外來統治者。他實施「反攻大陸」的政策，但對已經放 棄大陸的台灣Volk來說，此事非常困擾。結果，鄭王朝因其非現實的政策破產而自滅，台 灣Volk被清朝指導的漢Volk所收復，其後被視為棄民而遭冷遇一事已如前述。
當然台灣Volk也無全體一致的堅固共同體意識。此點由激烈的「分類械鬥」即可明瞭 。先有福建系移民與客家系（來自廣東沿岸）移民的鬥爭，再有同是福建系移民也有漳州 系與泉州系的鬥爭（出身地不同之外，語言的腔調也不同）。台南流傳的諺語有「蔡抵蔡 ，神主牌摃摃破；陳抵陳，舉刀相殘」，顯示連同宗之間也會互相殘殺。另一方面，未達 十％的讀書人階級常在叛亂之際向清朝官員靠攏，而所謂「郊」的商業資本家對農民起義 也相當冷淡。又因交通不便，所以雖是小島，但並不具備共同的市場，度量衡也依城鎮而 不同，從而出現北部發生飢饉而不得不從香港、越南緊急輸入米糧時，南部卻將米糧輸出 到大陸的狀態。
原本Volk內部的團結即較弱，但與沒有明確地理境界線的大陸相比，四面環海的島嶼 其情形自然不同。一般來說，大陸的整合較差，島嶼的整合較好。同時，大陸較具保守性 ，而島嶼較具進取性。其典型事例就如英國與歐洲，日本與中國。台灣與大陸的關係也大 致如此。
漢Volk欲形成一個「天下」，唯其整合相當模糊。比較堅固的整合是建立「國家」的 小Volk，但此等小Volk的「國境」不但未能固定，且遭遇強力的中央政府時就被輕易排除 ，而沒有獨自發展蛻變為Nation的機會。台灣則不同。在台灣Volk的形成過程中，常與大 陸疏離，且因外來政權而蓄意被分隔。此種與大陸疏離和被外來政權分隔的結果，使台灣 Volk強化其共同體意識，也就成為後來蛻變為Nation的因素。
宿命的轉機終於來臨。一八九五年，台灣脫離清國統治而由日本支配。台灣Volk雖有 三百年來自律的發展，但終究無法脫離漢Volk的挾制，如今卻因被置於日本人的隸屬地位 而在日本人手中得以完全切離。再加上其後累積許多新的歷史事實，使其已經無法回復原 狀。
台灣Volk的封建分散性對日本並無利益，所以日本人開始大刀闊斧，對台灣的社會結 構乃至台灣人的意識形態加以改造。結果，台灣很快地近代化，台灣Volk也完成蛻變，台 灣民族至此大致成立。
小心掉落中國意識的陷阱
如前所述，中國人在心理上歧視台灣人，不但在政治上加以壓迫，且在經濟上實施殖 民政策，故在割讓給日本之後，台灣雖被日本統治，但在中國人的立場來看，此點並不值 得悲嘆。日本要求割讓的領土是台灣、澎湖群島及遼東半島，尤其對遼東半島的要求更是 強烈。雖然如此，中國人堅決反對割讓遼東半島，此一反對並由於所謂的三國干涉而成功 。因遼東半島與台灣不同，它被視為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從面積或資源來說，台灣遠 較遼東半島重要。但是，可分割性、不可分割性的考量卻與此無關。這是來自長遠而複雜 的歷史、地理的文化因素。就具體的事例來說，香港、蒙古、新疆、西藏等與台灣同樣具 有可分割性，這些地方不管是島嶼或內陸，有的已經分離，有的則將來有分離的可能性， 因此當然具有可分割性。不可分割性並非永恆不變，會依推移與發展而有所變化。但對任 何事情而言，時機因素是很重要的。一旦喪失時機，或許將不再有第二次機會。例如在明 朝以前，中國若欲將台灣編入版圖可說完全沒有困難。但明朝卻允許荷蘭進入台灣，決定 了台灣史的不同方向。清朝首次將台灣編入版圖，但對台灣已經有所歧視，所以割讓給日 本也不覺得惋惜。在此種分離的情況下，使得國民黨政府在進入台灣時，發現其為異質性 集團而驚愕不已。現在大多數的台灣人追求獨立，而中共從國防上與經濟上的觀點企圖取 得台灣。但是，時機的因素已經搞亂。搞亂的時機因素在長遠的將來或許能夠調整，但在 最近的將來並不可能。若要強行加以調整，只有賠上屍山血河而已。
然而，有多少台灣人認識台灣的歷史宿命呢？現在還有不少台灣人茫然地認為台灣不 可能從中國分離。這若僅止於想像，還可得救，更可怕的是由於此種想法而採取默認中國 侵略與壓制的自殺行為。連現在的台灣人都如此，過去的台灣人更是不言而喻。
試看我們祖父世代的台灣人。他們之中的知識份子將台灣割讓的責任歸於和約全權大 使李鴻章與推動締約的孫毓文與徐用儀，而深感滿清皇帝的恩惠浩蕩。正如一九四七年的 二二八事件，許多台灣人認為惡徒是陳儀，與蔣介石無關。一般大眾只要想到東夷的「倭 寇」成為自己的統治者就傷透自尊，而因剪斷辮髮、中止纏足、禁止鴉片等漢Volk的「優 良文化」受挫，卻不能不加以抵抗。雖然抗爭演變為不惜犧牲的武力衝突，但是漢Volk並 未加以支援。當台灣人放棄刀折矢盡的武力抗爭，代之以合法的政治鬥爭時，也沒有得到 大陸的支援。以下的事例可為佐證。
「一九○七年，台灣人的政治領袖林獻堂（一八八一～一九五六）首次前往日本時， 在奈良的旅館與梁啟超相會，請教梁氏有關台灣人的對日抵抗運動。對此，梁氏回答說︰ 『中國在今後三十年間或許沒有援助台灣人的能力。台灣人不要輕舉妄動，要像愛爾蘭人 對英國人一般，應該以爭取高度自治為目標。為此要與中央政府的高官接觸，以其牽制台 灣總督的專制為要。』戴天仇亦表示中國沒有協助台灣人的能力，台灣人應該好自為之。 」（一九六○年，羅萬俥等編《林獻堂先生年譜》，頁一五）
雖然如此，台灣人還是繼續其對中國的思慕，抱持自以為是的意識。繼林獻堂之後的 政治領袖蔣渭水，即視台灣民眾黨為台灣的國民黨，連黨旗的制定也與「青天白日滿地紅 」相似。從大正末期到昭和初期的政治鬥爭，可以說是台灣人寶貴的歷史遺產，但必須反 省之處也不少。其終歸失敗雖有種種原因，但其關鍵在於台灣人對中國的現實不熟悉，也 不知自己與中國人的本質逐漸不同，錯誤地認為「回歸祖國」是最後的目標。如果––雖 然歷史的假設並無太大的意義––當時的台灣人認識到中國的情勢，抱有台灣人與中國人 不同的自覺，則或許能強制日本接受高度自治，其後才易於達到完全的獨立。因為台灣人 徘徊於「中國‧中國人」的路上，因而受到不必要的鎮壓，陷入今日不得不經歷的悲境。 批判當時的境遇，史明在其《台灣人四百年史》中有如下的描述︰
「……台灣人的民族運動中所說的『民族』，不是與大陸共同血緣文化的『民族概念 』，而是指現在事實存在的台灣社會與台灣人。換言之，台灣民族運動必須解決的對象應 該是『台灣‧台灣人本身』。然而，從大正到昭和的民族運動中，沒有充分掌握此一重要 問題，連其領導者或中堅幹部也將台灣‧台灣人的事實存在，與虛幻的民族概念混同，從 而忙亂於政治實踐之中。這是當時的民族運動所存在的一個重大盲點。」（頁四一九～四 二○）
虛幻的民族概念––溫情主義(Sentimentalism)與日本形而下的近代化，即在相異的 形而上層面發生時代錯亂。在日本時代成立的台灣民族，因此而欠缺致命性的畫龍點睛， 但與當時中國人尚處於Volk階段的混亂情形相較，則可說已有相當的進步。 溫情主義在目睹日本敗退而回歸中國後更形強烈。現在回顧當初的情景，不禁感覺愚 蠢而自嘲與苦惱。
對此，我最敬服的是印尼民族。印尼的民族運動具有日本的謀略性，加上有蘇卡諾、 哈達等少數先覺者「由上而下」的民族運動，無任何不當之處。敗戰後，日軍向包括原來 的統治者––荷蘭投降，不但中止對印尼人的軍事訓練，也不再補給武器彈藥，但印尼人 知道回歸荷蘭的後果，所以毅然奮起奪取日軍武器彈藥迎擊荷蘭，而在惡戰苦鬥後獲得獨 立。
中國有諺曰︰「與虎謀皮」，比喻處理任何事物必須正確認識對手。今日中共之所以 能成功，是毛澤東看透國民黨的本質，認識到在合法手段上行不通，唯有訴諸武力一途。 台灣人如果也看透中國人的本質，戰後應該採取適當的對抗手段。但是，由於充斥著中國 意識的溫情主義，因此陷入今日的悲境。可恨的，也許是自己的不明理、不自覺吧。
溫情主義不久即在淒慘的現實之前雲散霧消。所謂悽慘的現實，是指兩者社會發展階 段之差異，任何一方都有明白的認識，唯其差異已無法彌補，險惡的對立繼續不斷。中國 人的優越感與蠻橫粗暴，突顯封建性之貪污與惡德，以及前近代性的壓迫與搾取。在「光 復」之後，台灣人很快發覺這個長年思慕的對象的本質，無不嘗到幻滅的悲哀。又當洞悉 他們心裡視台灣人為劣質者、被統治者之後，台灣人開始後悔其溫情主義，並對台灣人與 中國人已發展成如此不同的民族而感到驚愕。二二八起義是必然發生的。台灣人以「豬滾 出去」、「台灣人統治台灣」的口號團結一致，推翻中國人的統治，此時台灣人覺醒到台 灣屬於自己，中國對台灣並無任何權利，台灣人須放棄對大陸的迷戀。雖然台灣人曾經一 時獲得勝利，卻因中國人一流的陰謀而逆轉失敗，這正是台灣人的覺悟不夠徹底，對敵人 認識不足所致。中國人接踵而至的野蠻報復，使二者之間明顯地轉為敵對關係，並徹底地 覺悟，除了「你死我活」之外，沒有解決之道。
我認為台灣民族實質上的成立是在二二八起義以後，當然現在還不能說台灣民族已名 實兼備一○○％完全成立。但這並不成問題。民族是要建立獨自的國家之後才能期待完整 。確立民族國家始得實施貫徹民族精神的政治、教育、文化等政策，民族依此始得箍嵌、 精鍊，以提高團結。觀察許多新興國家，在建國完成之前尚處於部族或幼稚的Volk階段， 但一旦國家建設成功之後，精神面就會前進而培育實質的Nation。民族與國家的關係有如 容物與容器，具有不可思議的效力。滲水的酒只要長年的保存，自然會變為芳醇的佳釀。 相反地，不具備國家這個容器的民族，容易受到風化與侵蝕作用而失去實質，化為分散的 個體，這有如芳醇的佳釀因為沒有容器終將還原為水。從這點來看，台灣民族雖因尚未具 備國家而不完整，但還能保持其實質的一面。我相信台灣人一旦建立自己的國家，將立即 成為高純度的民族，並極易發展成優秀的民族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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