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族的成立是最近的事
中國民族意識(Nationalism)的產生，並非始於黃帝時代，也不是在漢代，而應從太平天國之亂（一八五○～一八六四年）追求其起源。日本著名的中國研究者竹內好的見解最具代表性，茲介紹於下︰
「中國的民族意識發生於何時，這是學術上尚未解決的問題，唯一般都從太平天國之亂探究其起源。太平天國是十九世紀中葉發生的一場農民戰爭，以推翻清朝統治、土地革命和確立人權為綱領，並包含部分反帝國主義啟蒙思想的革命運動。它是中國最早將民族運動結合社會革命的基本形態。」（一九五七年岩波書店發行，《現代思想III︰民族の思想》，竹內好︰《中國の民族主義》）
「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相當於中國民族的形成過程），因帝國主義在鴉片戰爭後於全中國擴大控制，因而益形白熱化。帝國主義控制中國的過程，大體是先收攏清朝專制權力，改編其統治基礎所在的官僚制度，使其成為帝國主義的控制機構。由於此一官僚制度係存在於中國社會的孤立分散性之上，為打破這種專制統治形態，即須以打破社會的孤立分散性為當務之急。隨著秘密結社或資本主義的發展，將會館、公所重新整編為商會，藉由這種結合大眾之橫向聯結，使其必然地負起重大的使命。
太平天國革命、義和團之亂（一九○○）、辛亥革命（一九一一）等都是以秘密結社為核心，另一方面，中國雖在甲午戰爭後日益傾向資本主義，卻也同時強化中國資產階級的政治發言權，其後的立憲運動、利權回收運動、抵制外貨（杯葛）運動等，都是由商會勢力主導且強力推行的代表性事例。尤其是以往屬於地方性的杯葛運動，在日俄戰爭後更發展為全國性的杯葛運動。必須特別注意的是︰在此過程中，這種官僚資本主義的發展，反而將中國人民凝聚成為民族（Nation）。基於各種利害，所有反帝國主義階層都站在同一陣線上完成集結，此點實不容忽視。
在帝國主義的控制擴及全中國的同時，隸屬滿清王朝的中國人民亦將其民族形態初次表現在辛亥革命，之後再逐漸發展成為全民族的運動。全國各地掀起農民、手工業者的暴動，雖然中國資產階級尚屬孱弱，但終得以民主主義革命打倒封建的滿清王朝，排除國內壓抑的民族情緒。但由於對封建體制的鬥爭不夠徹底，反而使軍閥、官僚等反革命勢力抬頭。
這種反革命勢力的基礎，早在太平天國時即由曾國藩、李鴻章等所扶植，他們的所謂洋務運動成為打倒革命勢力的武器，結果是藉由屈從帝國主義而建立地方勢力。後來，這種軍閥勢力即在帝國主義設定的勢力範圍中逐漸被培植成長。尤其袁世凱一手培植的北洋軍閥，更是結合帝國主義提供的武力而茁壯。
由於中國的資產階級還具有濃厚的地主、高利貸性格，因此在利用由下而上的革命情緒的同時，又將其壓抑在一定的階段，從而產生與軍閥統治勢力妥協的可能性。他們的這種妥協，使欲實現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辛亥革命半途而廢。辛亥革命的革命能量，由於國民黨僅止於議會主義之訴求，再加上右翼國民黨員被收買，更由於秘密結社的公開化與其上層幹部的腐敗，使其失去凝聚人民力量的機會。」（前揭書《歷史における民族の問題》所收，野澤豐︰《中國の民族解放運動》）
在曲折迂迴的中國民族主義的形成過程中，孫文佔有何種地位呢？竹內好認為，孫文的革命精神是太平天國的復活。眾所周知孫文雖倡導三民主義，但其重點卻放在民族主義。亦即，對外要從帝國主義獲得解放，對內則主張少數民族的自治。這不同於歐美先進國的民族主義，他們是對外憎惡其他民族而侵略其領土，對內則壓迫少數民族。相形之下，孫文的民族主義可以說具有和平的特色（此亦為當時的中國情勢所促成）。但是此運動在實踐時卻常遭失敗。
鈴江言一（王樞之）在《孫文傳》（一九三一年，改造社發行；一九五○年，岩波書店發行）中寫道︰
「……在民主主義鬥爭中，他的實踐與誠意並不一致。他為了民主政治而解放中國，卻常與其全心投入的方向相反，使民主政治與解放益形混亂。
辛亥革命後，孫文應該投入大眾的民主主義運動中，但他卻將自己隱藏在大眾之後。他的同黨已走到山窮水盡的地步。他那主戰的民主主義夥伴們，完全侷限於廣東人及海外移民團體。
他始終在護法的旗幟下奮鬥。他企圖透過法治與道德的勸說，以解決軍閥統治造成的混亂。因此，他的鬥爭常無法脫出軍事與政治的投機，因此使他在面對大眾時成為軍閥紛爭的一份子。
孫文和國民黨曾兩次在廣東建立政府。但是在此期間，孫文和國民黨的目的在於護法，而其手段是軍事投機，從未自許為民主主義者的政府來推行任何建設。……
孫文的護法與軍事投機必然將他與國民黨導向危機。他在向華北發動新攻勢的同時，民眾已捨棄他們這種戰鬥性的民主主義者，而開始將政治鬥爭朝向新的方向出發。
聰明的孫文終於發現這個危機。」（岩波版，頁二五四～二五五）
孫文會見馬林和越飛之後，聽取應該擴大基礎的忠告，進而從事國民黨的改組，允許共產黨加入（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孫文客死北京之後，國民黨政府得到共產黨的協助，從而正式步入北伐之途（一九二六年七月）。唯在接近上海而被迫與買辦資產階級對決時，國民黨卻與其妥協而決定和共產黨分道揚鑣。後來，代表四大家族的蔣介石與帝國主義者結合，使中國持續處於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狀態，以追求自己的利益。此一過程是眾所周知的事實。對此，中國研究者幼方直吉有如下的描述︰
「中國四大家族的殖民地法西斯主義扭曲孫文的民族主義（註︰標榜與其他民族和平共存），對外推行與民族獨立相反的隸屬化（買辦化），對內採取壓抑官僚獨佔資本與強制少數民族同化的政策（以漢族為本家，少數民族為分家的大漢族主義）。如此，使得中國連近代民族也無法形成，而是在封建制的分散性上，由帝國主義加以分割、強化與助長。」（一九六一年，岩波書店發行，倉石武四郎編《變革期中國の研究》所收，幼方‧野原︰〈中國における近代民族意識の形成と民族問題〉）
在四大家族的封建專制統治被打倒、外國勢力被排除後，中國才成立統一的近代民族。中共成立的中國民族，相對於其他先進國由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可解釋為包括修正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過程，具有由封建社會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再一舉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的特殊性。為什麼中共能不經過資本主義社會就躍進到社會主義社會，而且認為應該這樣才對呢？對此，毛澤東在〈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人民民主專政〉等論文中有類似的論述。這些論述在今日似乎收到相當的成果。
因此，人們對中共扮演的歷史角色有頗高的評價，從其規模之大與對今後發展的期待，似可稱之為「偉大的中國民族」而無愧，但若要說此一「中國民族」從四千年前就已儼然存在，在學術上顯然是錯誤的，甚至不得不說是虛假的。
Super Volk的明與暗
若僅以Volk的意義來說明所謂漢民族的「民族」時，稱台灣人為漢民族的一部分也無可厚非。但若將漢民族的「民族」設定為Nation，並對以台灣人立場為主體的思考遲疑不決的話，其愚笨錯誤莫此為甚。
有部分台灣人與中國人一樣，喜歡自稱出身漢民族來表示光榮或優越之感，那是他們的自由，但此光榮或優越感其實已經進入歷史，僅能如「國王的新衣」一般自我陶醉。
到清朝中期為止的漢Volk，的確曾擁有光輝的歷史與優秀的文化，就某種程度而言，當時的中國人無不覺得光榮之至，這也是理所當然之事。我也認為漢Volk其實是世界史上罕見而偉大的Volk，堪稱為Super Volk。下面試述漢Volk之所以成為Super Volk的由來。
第一，中國和埃及、美索不達米亞一樣具有悠久的歷史，擁有與歐洲一般大小的廣大 領土，人口之多佔世界五分之一，富有燦爛的高度文化。漢Volk是在所謂亞洲生產模式的 框架內，達成其自身的自律性發展，當現在的歐美先進國家還在野蠻未開化的階段時，中 國已經達到光輝的頂點。我們可以由此深切理解，當眾多的中國人在懷念祖先偉業時，對 於指南針、紙、火藥、印刷術都是出自中國發明而感到驕傲的心情。
但所謂達到頂點，也就等於今後只有走下坡一途。愈走到頂點，人的想法就愈保守， 改革就愈困難，且改革的餘地也很少。中國近代化––反映在他們心理上的是，屈服於歐 美的奇恥大辱––的進展是何等的困難，此點若與日本的情形相比即可得知。
歐美的衝擊也同時加諸在日本身上，但日本並非像中國是Super Volk，所以比較容易 接受。日本也曾同樣高喊「攘夷」，但在鹿兒島砲戰（一八六三）和下關砲戰（一八六四 ）之後，由於認識到近代兵器的威力及其背後的歐美高度文化，他們即幡然覺醒而走向開 國之路。
中國也有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等洋務運動者，似乎先於日本進行近代化，但那只 不過是發自「中體西用」的不服輸想法，結果以失敗告終。繼而有康有為等的戊戌變法（ 一八九八），這是模仿日本明治維新的改革運動，但是這也無法適用於嚴重動脈硬化的S uper Volk。Super Volk正因其Super之故，終於只能坐以待斃。
中國人雖自豪在幾千年前的黃帝時代即已發明指南針，但是從來沒有聽過中國人利用 它去探險新世界。據說，紙是後漢的宦官蔡倫用樹皮、麻頭、破布、魚網作成的，但是這 與今日被大量使用的洋紙並無任何直接關係。同時，中國今日高達八十五％的文盲依然被 忽視。自古以來，火藥的使用與中國人喜歡煙火有關，中國卻四千年如一日地使用於婚葬 喜慶的餘興，而歐洲卻將其改良為武器，做為侵略中國的工具。至於中國的木版印刷是否 可以與古登貝克（一四○○～一四六八）發明的活字印刷相提並論，亦頗令人質疑。
在此，最大的諷刺也許是中國的民族革命精神。無論是孫文的三民主義或毛澤東的馬 列主義，基本上都不是中國固有的思想，而是從歐美直接輸入的政治思想。
要言之，Super Volk的Super在其後的中國並未重現。
第二，中國對自己是Super Volk引以自豪，但正因有不當的優越感，反而惹起禍害。 幾乎所有中國人都不反省「中國近代化的失敗是由於自己的頑固與傲慢」，而將全部的責 任歸咎於帝國主義的野心。承認近代化的失敗還算可取，因為甚至有人仍以「阿Ｑ的精神 勝利法」而不願服輸。
對於中國人之優越感的由來，東洋史權威和田清博士有這樣的分析︰
「中國佔有亞洲東南部的肥沃土地，長年以來是東亞唯一的文明大國。與此相較，四 周各國頗為貧弱且開發落後。一般來說，愈是遠離中原，氣候、風土愈差，物質愈缺乏， 住民愈未開化。因此，已習於此的中國人自然會驕傲，而且相信自己是崇高的華夏上國， 認為其他民族是卑劣的戎狄蠻夷，自我尊大而耽於所謂華夷思想。如矢野（仁一）博士所 言，中國認為自己是天下而非國家。王者之德雖有厚薄，唯王化之所及全為其天下，不允 許對立勢力的存在。居於八方的邊裔，只被認為是蠢拙的夷狄。因為這種想法，中國不承 認有對等並立的國家存在，所以到近代初期歐美勢力東漸時，首先妨礙互相的國交融合， 不久即導致中國的破滅。」（一九五○年，岩波書店發行，和田清著《中國史概說上卷》 ，頁一～二）
中國人的優越感是由於其認真地相信日本人是秦始皇奴僕徐福的子孫，且至今仍主張 對琉球的宗主權，甚至對華僑這種遠去海外的「親人」，也不知道要抑制自己的優越感。
華僑與台灣人的情形相同，都是因在本土不能生活而不得不到海外謀生。現在國民黨 政府與中共無不討好海外華僑，不過這無非是為了自己的利益，企圖利用他們而已，絕不 是為華僑的利益設想。華僑到清朝之時，仍被視為「忘本者，不良之徒，無賴之輩」（一 九四一年初版，螢雪院發行，成田節男著《增補華僑史》）。成田教授表示︰
「……外國都是野蠻之國。無論物質或文化都不如中國優秀。因此，中國人不得不因 生於中國樂土而感謝。身為中國人卻放棄中國而居住外國者，不是『忘本者』就是『不安 分者』。（前揭〈中華思想とと華僑對策〉）
台灣的情形是「中國人的優越感」與「其所引發的破滅」相互凝集後出現的事例。台 灣在清朝時始併入版圖，但新併入的民眾被視為背棄中華的暴徒與其子孫，因而遭受蔑視 與冷落。在甲午戰爭遭逢破滅性的敗戰之後，犧牲台灣而將其割讓給日本。在遭受日本帝 國主義的壓迫與剝削之後，再於第二次大戰後復歸中國，但中國卻以此蔑視台灣人，並施 以不下於日本人的壓迫。
第三，此一超級Volk依賴儒教的家族制度，將其擴大為宗族（氏族）制度，而以其為 紐帶加以維繫。中國人倡導「漢民族即是黃帝子孫」。黃帝是創國的神話人物，傳說其打 敗苗族大將蚩尤後登上帝位，制定文字、法律，也制定醫藥的方箴，且其妃縲祖教授養蠶 取絲製造衣服等，實為適合擔任Super Volk之始祖的超級皇帝。質言之，漢民族可謂一大 血緣共同體的意識。稱「同胞」、稱「四海之內皆兄弟」是中國人最拿手的。但令人難以 忘懷的是，中國人那種若無其事陰險殘殺幾百萬、幾千萬「同胞」的殘忍性和疏離感。
在太平天國之亂期間，有三千萬以上的中國人被殺。其次，從一八六○年到一八七○ 年代發生在中國西北部新疆地方的回亂，也犧牲大約相同數目的人民。有不少地方的住民 死亡十分之九。一八七七年到一八七九年間發生的華北旱災，約有一千五百萬人餓死。一 九二○年、一九二五年的飢饉和一九三一年的洪水也有數百萬人死亡。單是四川一省，在 民國以後即發生四百次暴動，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四年間的動亂中有一百萬人被殺。從一 九二八年到一九三四年間的五次剿匪內戰，再加上其後的國民黨整肅清鄉，約造成數百萬 人死亡。從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九年間的國共內戰，約有三百萬人死亡。依據史諾(Eaga r Snow)的統計，單是國民黨政府時代的二十年間，因人禍、天災而死亡的數目恐怕高達 五千萬人（一九六三年八月，弘文堂發行，チボール‧メンデ著，高橋正譯《中國とその影》，頁二○四～二○五）。「黃帝一家」的機構有至高無上之神的「天」，任命現世的 最高統治者––「天子」。天子奉「天命」勤政愛民。人民有如「赤子」，而赤子由「百 姓」構成。百姓的始祖則由天子一族分衍。因為人民為數眾多，所以天子選拔有能的官吏 幫助推行政治。這些官吏與天子同心，慈悲地引導人民，因而被稱為「牧民官」或「父母 官」。人民要成為善良的赤子，就必須努力「修身」、「齊家」，而這個努力會通往「治 國」、「平天下」。
這個「黃帝一家」的思想，使中國學者一論及民族，必然思及血緣共同體。同時，儒 教的政治倫理被認為是漢民族的美德，是強化其優越感的因素之一。對於前者，中共因馬 列主義的立場而無法贊同，因為在史達林的定義中並無血緣的因素。對於後者，過去雖有 曾被《新青年》批判的經驗，國民黨政府卻仍一貫加以肯定，而中共最近也採取相同的立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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