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是多言無用的階段
台灣的現狀是約一千萬的本土台灣人與約二百萬的流亡中國人激烈對立的局面。當然 ，只有國民黨政府否定此一事實。例如國民黨政府駐日大使館印行的宣傳品《台灣一○一 問》（一九六一年三月發行）中有如下的記載︰
「第九一問‧本省人（台灣人）與外省人（大陸人）很融合嗎？
答︰本省人也好，外省人也好，本來就屬於同一種族，使用的語言、文字、傳統、習 慣完全相同，所以兩者之間沒有什麼隔膜。雙方同樣接受法律與社會制度，無論在產業界 、軍隊與政府各機關中，都互相融合協力。大部分省政府與地方政府的公務員是本省人， 九○％的議員也是本省人，他們由衷擁護並支持中華民國政府。」
當然這是國民黨政府一貫的虛偽宣傳，幾乎沒有人會相信。早在一九四七年，台灣人 即於二二八起義中與中國人正面對決。蔣經國在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一年進行鐵腕鎮壓， 而且至今仍繼續壓制，這是國民黨政府對台灣人不信任與恐懼所採取的預防措施。另一方 面，台灣人對國民黨政府的憎惡與敵愾心也與日俱增，期待「有朝一日」能整合為決戰的 體制，乃是無可懷疑的實情。
外國人亦以透徹的眼光一致加以報導。早在一九六○年六月一日的《紐約時報》中， 即以專欄刊出如下的論述︰
「八百萬台灣人與二百萬中國人之間存在很大的鴻溝。大多數的台灣人已不隱瞞其對 中國人的怨恨。最近，失去民心的韓國與土耳其政權被打倒一事，使國民黨政府當局對台 灣人的立場寄以莫大的關注。現在還未看出台灣人直接付諸行動的徵兆，唯大多數台灣人 無疑視中國人為外來統治者。此一心理要素是韓國與土耳其政變所沒有的。」
在同一時期到台灣旅行的大宅壯一有如下的記述︰
「來台灣最感驚奇的是，當地人毫無顧忌地使用『支那』、『支那人』的語彙。其中 甚至有人使用『清國奴』一詞。……本島人所說的『外省人』（即從中國大陸來的人）或 許同是漢民族，但現在已成為另類人種。」（《產經新聞》一九六○年七月二十一日〈黃 色革命、黑色革命〉）
「佔台灣人口八成的本省人對國民黨政府的無奈，因長年累積的結果而扭曲、變形， 似乎正以種種的形式在找尋出路。蔣介石帶領六十萬軍隊和近二百萬國民黨政府勢力到台 灣，他們以在大陸原有的組織，原封不動地佔據政府機關的職位。應該被重視的本省人卻 被排除，即使被採用也僅止於一小部分而已。但他們也被視為異端，將來當然沒有任何前 途。這個佔領台灣的中國舊有組織，完全變成撈錢的工具。」（《讀賣新聞》一九六二年 五月九、十一、十二日連載）
內心潛在著輕蔑、憎惡、敵愾心的兩個集團，能夠構成同一民族嗎？他們會擁有同一 祖國嗎？絕對不可能。兩個集團間的毀滅性對決只是時間的問題。此點不但台灣人抱有悲 痛的覺悟，中國人也有堅強的決意。
在反對運動如火燎原的一九六○年夏季，與國民黨政府有密切關連的香港平面媒體《 新聞天地》，即曾於八月二日的第六五三期登載向宗魯的〈反對黨向國府進軍〉一文，其 中有如下的分析︰
「……政府全體成為他們反對的對象。政府的一切施策皆為反對之標的。……他們真 正的目標與企圖為以下三點︰
1.組織聯合戰線以打倒國民黨。
2.以驅逐荷蘭人的精神驅逐大陸人。
3.以韓國與土耳其的方式奪取政權。
他們的終極目的是要在美國與日本的協助下建立台灣政府。
……國民黨政府的有識之士回想在二二八事件時有許多外省人被殺而提高警覺。萬一 他們受到『盟邦』的煽動與支援而起義時，極可能發生組織性的大規模流血慘劇。因為荷 蘭人被驅逐還有荷蘭可歸，但大陸人被驅逐則無處可去，只有用盡最後力量做『困獸之鬥 』。
反對黨是以雷震《自由中國》雜誌等開明的中國人為首的，與李萬居、高玉樹等既有 台灣人政治家的聯合組織不同，所以並不是要否定國民黨政府政權，也不是要與所有的中 國人為敵，其目標如其再三明確發表的聲明中所主張，即創立健全的在野黨，以督促、監 督國民黨遵守憲法，實行自由民主的政治。
但是，以狡猾見長的中國人已察覺反對黨運動背後的台灣人民族情緒。他們認為在此 讓出第一步，即不得不繼續讓出第二步、第三步，最後不是全面投降就是被趕出台灣。兩 個民族處於激烈的敵對關係時，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化。民主化是要少數服從多數，因此 劣勢的中國人不可能放棄原來的專制。在不可能和平解決問題之下，台灣人除了訴諸武力 鬥爭之外，別無他途。」
台灣民族主義的基調
民族主義因為包括對外的民族獨立與對內的民族統一的兩面性，所以有人會憧憬乃至 形成鼓舞的情緒，另外有人會憎惡乃至喚起嫌惡的情感。
現實上盤據台灣而壓制台灣人的就是國民黨政權，所以台灣民族主義應該面對的目標 很明確，就是要打倒國民黨政權。中共給予國民黨政府精神上的支援，以「解放台灣」為 國是，因此對中共的防衛將是未來的基調。不過在此必須慎重說明的是，台灣人只是要打 倒國民黨政權，而不是要以全體二百萬中國人為敵。他們之中若有希望回歸大陸的，應助 其回歸；希望滯留台灣的，應溫暖地加以接受；希望繼續做中國人者，則給與居留外國人 的待遇；希望歸化為台灣人者，應允許其歸化。我們要像我們的祖先溫暖地迎接新參與者 一樣的心情來接待他們。中共若放棄「解放台灣」的野心，視台灣為獨立國家，呼應善鄰 友好關係，這也是我們由衷的願望，當然會欣喜地共同合作。我們不會像國民黨政府那樣 引入美國，企圖「反攻大陸」。
就對內的民族統一上，台灣的情形尚不是最嚴重的問題。約二十萬的原住民至少有七 十年與台灣人一樣處於被統治者立場，同樣嘗到悲慘的命運。台灣獨立之後，台灣人沒有 壓迫、搾取他們的道理。與過去任何時代相比，原住民將更能享受自由與幸福。具體而言 ，是否在山地設置自治區，應尊重他們的自由意志，而且無論居住的自由、風俗習慣等， 都必須加以尊重。
台灣人之中，八○％的福建系與一五％的客家系幾乎沒有對立。唯一令人操心的問題 是當要制定國語時，若採用福建語系時，客家系是否會接受？現實上，客家系幾乎都會使 用福建語系的台灣話，所以只要不堅持本位主義，應是可以簡單解決的問題。
擔當主體的知識階級
無論是追求民族的獨立或領導獨立後的民族國家，台灣應如何看待未來做為主體的階 級呢？國民黨政府統治台灣是繼承日本時代的殖民體制，並將其加以畸型化與強化，所以 為脫離此一體制，台灣人必須進行超階級的全民鬥爭。若相信中國人或出賣靈魂給中國人 的台灣人的謠傳，認為希望獨立的人只不過是一小部分的「失意政客」，這將是很大的錯 誤。
那一個階級將居於領導地位呢？我認為或許是知識階級。台灣的根本情勢與一九二九 年矢內原忠雄在《帝國主義下的台灣》中的描述並沒有什麼差別。農民階級雖然為數頗眾 ，但是生活程度較低，教育水準也不高。勞動階級雖然生活程度與教育水準比農民階級稍 高，但人數卻較少。兩者之共同點在於真正的組織活動受到封鎖。從組織活動面來說，目 前的情勢較大正末期與昭和初期惡劣得多。日治時期的民族運動中佔有重要地位的大地主 階級，因「土地改革」而消滅。代之而起的是資本家階級，但他們因與國民黨政府的官僚 資本有密切關係而成為機會主義者。
此一分析，與現實對照還算不太離譜。台灣島內的民主化運動––如前所述，可說是 地下的獨立運動，其領導者都是知識階級，在海外的獨立運動者亦然。不論島內島外，獨 立運動必須獲得自由陣營的理解與支援始能成功，因此公開宣傳與秘密活動是極為重要的 工作，能負起此一重擔的階級，無疑是知識階級。至於實踐層面的武裝起義，則由現役軍 人或後備軍人來擔當。但無論是軍隊內部或外部的計劃、組織及領導，也應以知識階級為 主體。
獨立達成之後，新國家的建設也應由知識階級擔綱。要求修正存在於民族內部的貧富 不均與社會福祉的「第二次革命」，在台灣或許不會構成太大的威脅。因為最重要的土地 重新分配已經實施，以後只要將不合理的地方做若干修正即可。國民黨政府的官僚資本繼 續做為國有資本，台灣人歷經日治時期與國民黨政府時代始得真正成為國家資本之主人， 為台灣民族做出貢獻。國有資本的份量極大，只要能好好加以運用，無疑將在國家建設上 扮演重要的角色。
（連載於《台灣青年》三五～三七期，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十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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