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1993年我大學畢業，因為研究所落榜，無路可走，只好先去當兵（我說過上天沒給過我什麼選擇的…）。大四寒假時有考上預備軍官，所以就先被安排到衛生勤務學校受訓（我還記得報到日期是七月十六號，在某好友的「潦落去啦！」口號聲中，我們倆兒戰戰競競地踏入衛校的大門…），然後抽籤分發到桃園的八零四總醫院。在台灣這個奇怪的社會，別人一聽說我在八零四醫院當「阿『官』哥」，就都一口咬定說我一定有「特權」、問我有什麼「背景」，可見台灣人對所謂「制度」的信任感是很低的。別人我不曉得，不過，大人冤枉啊！我是百分之百沒有背景的，只是抽籤那一天福至心靈、手氣絕佳，先是抽籤序號在我之前幾個的「難友」把最後一支海軍陸戰隊的籤抽走，再來我就抽到了「八零四總醫院」，換來千古的罵名；真的，那是我這輩子唯一一次同時被那麼多人用「一個字」的髒話罵，如果我不從政，應該再也沒機會被那麼多人罵了吧？
於是我就到八零四總醫院了，至於研究所考了榜首卻跟我一起「潦落去」去當兵的大學同班同學兼好友，抽到我做夢也想不到的地方：馬祖南竿再過去一點點的：西莒，注定了我們哥倆兒在那兩年間都沒有見過面的悲慘命運。到八零四醫院沒多久，長官們慢慢發現我真的沒什麼背景後，就把什麼討厭的業務通通丟給我辦（軍中的行話這叫做「拗」，念做「ㄠ」），把事情塞給你，再說你是「超人」，所以退伍時我有十三項業務，同單位其他軍官卻只有五到六項業務。若是軍官的義務（例如夜間巡察或是戰勤室值班），那預官絕對是軍官們不可或缺的一份子；但說到軍官的福利（例如軍官團的聚餐），那預官當然就不算是軍官啦！他們就是這樣對待我們預官的。不過雖然如此，我在職業軍官的圈子之外卻是如魚得水，過得蠻愉快的，在院中交到很多好朋友，現在退伍十年左右了，都還有聯絡。
故事要進入正題了：後來第二年我還是考上了我想要讀的台大流病所，想說既然以後的研究生生涯很有可能要跟血漿為伍，軍中的醫療服務是免費的（雖然品質有點堪慮），而且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北台灣六軍團的防疫（我主辦十幾萬阿兵哥的防疫工作，直接跟基層的各單位醫務所有業務聯繫，號稱「預防醫學官」，其實只是個小少尉），所以我知道軍人打B型肝炎疫苗是免費的（外面要自費，因為我不再是個小貝比了，一針七八百，要打三針），於是我就央求我們檢驗科先幫我測測看我對B型肝炎的抗體效價（HBV surface antibody titer）。結果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早就有抗體了，連什麼時候感染、什麼時候康復的我自己都不曉得。她們也許覺得認識的人的血清很好玩，或是剛好愛滋病篩檢的盤子上剛好多出一格沒人用（因為外勞篩檢業務是我們的大宗，所以每天都有例行的愛滋病篩檢工作），她們就「順便」把我的血漿拿去做ELISA（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酵素免疫法）看看有沒有HIV的抗體。這個結果卻讓所有的人（包括我自己）都感到意外：我的血清有很強很強的愛滋病抗體。一般最後確定是愛滋病的感染者，了不起ELISA就是一個或是兩個「＋」字，我的抗體強度卻是強到不行的「＋＋＋」，如果以星星的亮度來比喻他們的抗體強度，那我的就是太陽了。我還記得我們檢驗科的預官同學打電話到我辦公室跟我說結果，劈頭就叫我「愛滋國」…。
我那時是沒嚇到啦，我潔身自愛，沒開過刀或輸過血，因為體重太輕又害怕針頭，也沒捐過血（所以就算真的感染，也不會害到別人），沒玩過女人也沒玩過男人，如果我真的感染了愛滋病，那一定是全世界最冤枉的了！而且ELISA只是初步的篩檢而已，要確認的話就還要做西方墨點法（Western blot，測HIV的一些特異性蛋白質），但是在這段短短的等待期間，有關「愛滋國」的八卦，早已不脛而走，全院皆知了。大家都偷偷探聽（一邊嗜血地竊笑）：「那個醫勤組的張少尉，真的有愛滋病呀？嘿嘿嘿…」這樣也好，一時之間沒有人敢欺負我了（這個以軍中行話來說，叫做「沒人敢『拗』我了」），要不然我要是發狠咬他一口，他還沒發病就先嚇死了，哈哈。後來過了幾天，西方墨點法的結果出來了，答案是「不確定」。啊？什麼是「不確定」？有著貓熊眼的檢驗科小姐慢條斯理地說：「就是你好像有那種蛋白質，又好像沒有的樣子；人家真的感染者有三條細的band，你卻也有一條模糊的粗band…」，所以還是沒辦法還我清白。再抽血做一次，結果一樣。一套西方墨點法的原廠套件索價一萬多，只能做八件樣本，我做了兩次都沒辦法確認，於是檢驗小姐說：「人家規定兩次的『不確定』，就是陽性啦！」隨手拿起大印，在「法定傳染病申報單」上我的名字旁蓋上腥紅色的「POSITIVE」，我在衛生署工作負責這項業務的大學同班同學看到也嚇一大跳，跟她常在一起的大學四年同學居然是個愛滋病帶原者。於是我學乖了，就編了一個像是泰國人的名字來代替那嚇人的--我的名字。
於是我就展開了要證明自己清白的漫長旅程。因為我們醫院沒有通過衛生署愛滋病檢驗確認能力的認證（我早就告訴過你們「品質堪慮」了嘛！），所以都還要再送三軍總醫院做西方墨點法，他們給那個其實不存在的「泰國人」的結果也是「不確定」。在長官的細心安排下，三總的檢驗科主任親自下海幫我抽血（而且沒戴手套，可見他很信任我，嗚嗚嗚～，好感動），結果是「陰性」，我問他說要不要再做確認，他義正辭嚴地說「沒有危險性行為，就沒必要做！」（語氣中還強調了那個「性」字），無論如何，那真是那好幾個禮拜的煎熬中第一個好消息。
我還去了台北市立性病防治所，去看我們老師涂醒哲的愛滋病門診，我到達的時候一個病人正在發脾氣，他氣急敗壞地說：「你們快一點好不好？再慢我就不吃藥了，跟你說，我『愛人』還在外面等我呢！」，大家也都只好搖頭苦笑，只見涂老師好言相勸，問他到底有沒有好好吃藥。我則是跟一位來自南非的護士義工媽媽在聊天，她說得一口標準的中文，聊的正起勁（我說過我是「黑肉桑殺手」嘛！我魅力照拂的對象，不分中外皆然），就被叫到號碼了。老師看到我，一臉驚訝地問說：「你來幹嘛？」我就把這個故事從頭到尾說給他聽，他聽了之後也覺得很困惑，懷疑地問我說：「你真的沒有危險性行為？」（有意無意地又在話中強調了那個「性」字）；我還記得我心痛地拍著他的肩膀說：「老師，我確定我絕對比您還要乾淨！」（他是我大學導師的老公，已經有兩個小孩），唉，連老師都不信任我了。後來性病防治所的匿名電話查詢服務也說我是陰性，沒有愛滋病，再度還我清白（聽起來好像政客說的話，被法院起訴就說是「政治迫害」、「政治干涉司法」、「皇后的貞操不保」或是「司法已死」，獲判無罪後卻又說「感謝司法還我清白」）。一年多以後退伍，我在台大醫院工作，在醫院裡的郵局遇到了涂老師，他說我被誤認為是愛滋病患者，那是一種「機遇」（又開始他的佛法論述了），這表示我注定要跟他做論文，奉獻給愛滋病研究，我那時候剛剛因為國家公費留學考「愛滋病防治」口試沒過而不爽，只好跟他說：「喔，好啦，我再看看啦…」（就像他跟那個發飆的病人一樣好言相勸，請他好好吃藥），真對不起老師的期望，不好意思啦。
我說過我是北台灣六軍團的防疫總管，所以有很多管道可以做愛滋病檢驗。我們國家的愛滋病確診最後一線，就是位於南港的衛生署預防醫學研究所的病毒組，我請他們用盡了所有先進的檢驗方法，結果也都是陰性。到此，我花了國家十幾萬塊錢（因為愛滋病是法定傳染病，所以所有的檢驗與治療都是由國家預算來負擔的）跟一個其實不存在的泰國人名字，最後終於還給我清白。
這個故事雖然有點長，也很脫線荒謬，但也有其嚴肅的一面。雖然我明知我不可能得愛滋病，可是大家的八卦流言卻早已鬧得滿城風雨；我去我姊姊家跟剛出生沒多久的小姪女玩，也擔心萬一我真的有愛滋病會傳染給她。我雖然天生樂觀、心情也大都平靜篤定，但是那樣的心理負擔還是真的是很沈重沈重的。就像我在醫院中的一個好友說的：「一樣是絕症，你得癌症大家都會覺得你很可憐；但是你得了愛滋，大家卻覺得你一定是行為不檢、罪有應得而避之唯恐不及。」唉，說得也是，我就跟她說：誰欺負妳妳跟我說，我去幫你咬他/她…。我真是太頑皮了，那種情況下還能開玩笑，真是欠扁。
這個故事還有個烏龍後記：我快退伍時，那位有著貓熊眼的檢驗室姊姊跟我說，她有託人去問過他們用的ELISA試劑原廠—法國的巴斯德研究所，巴斯德那邊的回答說：「阿為了提高敏感度（sensitivity），我們的產品偽陽性率（false positive）本來就很高的呀？！」（請用法文腔調唸這一段話）嗚嗚嗚，巴斯德你不要以為你是微生物學之父，發明了鮮奶的高溫快速消毒法，就可以隨便冤枉人的，我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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