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八、一九四九年之交，國共內戰星火燎原，蔣介石惟恐京滬失守，在下野之前，即密令財政部與中央銀行，陸續將原存上海四行倉庫國庫黃金的主要部份，分批運送到尚未被戰火波及的臺灣，剩餘之小部份金銀，則分散存于四川成都、浙江定海、廣州、廈門等地，專供軍政機關發餉及軍費用途。
其實，一九四八年底至一九四九年初前後，國民黨軍隊尚控制長江以南地區，故而蔣介石將國庫黃金撤運到臺灣，並不意味著他已對大陸戰場全然不抱希望。之後，國共和談破裂，重要軍事據點守備失利，內戰兵燹一發不可收拾，國府在種種複雜因素下，眾症併發，遂導致兵敗如山倒，敗退臺灣。從上海分批運送到臺灣的巨額國庫黃金，因緣際會，成為蔣介石「建設臺灣復興基地」俟機「反攻大陸」的資本。
檢視國庫黃金運台滄桑史頁，征諸官方原始檔案，國民黨當局搶運至臺灣的巨額國庫黃金，原本屬於全體大陸人民血汗結晶。當中，至少有一百零二萬千兩黃金，於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０年間，由國民政府當局撥用作為發行新臺幣的黃金準備，為建立臺灣新而穩定的金融體系打下堅實的根柢。剩餘的國庫黃金，除了部份用作軍費和政府開支，更有一部份黃金被投入臺灣本地各項建設，成為國府厚植臺灣經濟實力的奠基石。蔣介石父子治台三十九年間，臺灣由戰後廢墟躋身為亞洲「四小龍」之首，經濟奇跡舉世矚目，追本溯源，當年運台黃金功不可沒。
遺憾的是，現今臺灣島內許多人在不明史實的情況下，即憑先入為主的意識偏見妄加論斷，偏激份子甚至引據若干早期著作之斷簡殘篇，斷章取義，指鹿為馬，終致引喻失義，貽笑方家。早年受限第一手檔案缺乏，若干早期著作顯然並未詳考原始檔案（按：當年第一手檔案尚未解密），所根據者往往是第二手、第三手資料、甚至依據輾轉得來的道聽塗說，自然不免作出諸多明顯不符史實、混淆是非、厚誣前朝、罔顧史實的結論。如此，不僅史實永遠難以鉤沉，更將禍及後世子孫，識者豈可不慎哉？
關於國民黨自大陸撤退前的國庫黃金運台問題，有的人質疑說，國庫黃金在國共內戰中消耗的差不多了，根本沒運多少到臺灣，既然這批黃金早已泰半挪為軍費，打仗全用完了，故而和建設臺灣毫無關係；有的人甚至在無憑無據的狀況下，妄言誣指蔣介石私藏國庫黃金據為己有……諸如此類的浮言濫語，不勝枚舉。作者基於求真精神，特援引臺灣方面現存的官方檔，以第一手檔案材料，解開若干議論紛紜的謎團。
首先，我們要瞭解的是，國府自大陸撤退的整個過程裏，蔣介石密令之下，究竟總共搶運了多少國庫黃金到臺灣？
根據國民黨政府的正式官方檔案記載（相關檔案資料，現均庋藏於臺灣臺北新店「國史館」、臺北國民黨黨史會等單位），從一九四八年到一九四九年，運送到臺灣的黃金，一共分為五批運送，總計運到臺灣的大陸時期國庫黃金共為兩百九十四萬九千九百七十點二七九「純金市兩」。五批運送的時間和重量，分別是：
第一批由上海運台的黃金，啟運時間為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四日。有關方面從上海四行倉庫運走了二百萬零四千四百五十九點五零六純金市兩。負責運送這批黃金的，不是國民黨海軍軍艦，而是海關緝私艦「海星號」。
第一批國庫黃金，是蔣介石以「總統」身份蔣介石，親自下令「財政部長」、「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執行黃金南運政策。一個半月後，蔣介石即宣佈下野，並返回浙江奉化故里。但是，蔣介石仍以國民黨總裁身份，命令陸續搶運國庫黃金到臺灣。名義上代理「總統」職務的李宗仁，可謂「令不出總統府」，雖曾數度阻撓運金行動，始終鞭長莫及，力未有逮。
一九四九年二月七日，已經下臺兩個禮拜的蔣介石，又密令撤運國庫黃金。第二批共計從上海四行倉庫的國庫庫房中，運走了為數為五十五萬四千三百九十四點八九六純金市兩，目的地為臺灣。
一九四九年五月五日，上海解放前夕，在蔣介石密令之下，又運走了第三批的國庫黃金，十九萬二千零二十九點七四三純金市兩，直接被運送到臺灣存放。
至此，上海國庫內之黃金已被搬運一空，前後三批黃金，全部運抵臺灣。
除了大陸地區的國庫黃金，蔣介石並密令將原本存放在美國的黃金，分兩批於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二日及八月卅日，先後運抵臺灣。八月二十二日的那批美國黃金為九萬九千五百三十七點二五四純金市兩，而八月卅日從美國運到臺灣的國庫黃金為九萬九千五百三十七點三五四純金市兩。最後，再加上一筆為數僅十一點五二六純金市兩的尾差兌入黃金。總計先後五批運送到臺灣的大陸國庫黃金，總共重達兩百九十四萬九千九百七十點二七九純金市兩。
試想，要把全中國的黃金從甲地運往乙地，縱令在承平時期已非易事，更遑論在兵荒馬亂，國民黨軍頻頻吃敗仗風聲鶴唳的關頭，海空交通隨時可能受戰火威脅，要越過海峽將國庫黃金運送到臺灣，尤其是一件高難度任務。
從至今猶然保存的幾份函電，可以知悉財政主管官員臨危受命肩負起運送黃金任務後，不斷向蔣介石、蔣經國父子報告運送黃金的情況，以及官員們如何克服部份官員人心動搖的困難，軟硬兼施，在詭異險惡環境下，達成運金任務的過程。同時，吾人亦可從借著蔣介石和官員們的往來函電，交互印證三次運金的經過情形。
一九四九年元月二十八日，也就是蔣介石下野之後一星期，剛交卸國府中央銀行總裁職務的俞鴻鈞，拍發一則密電給蔣介石，電文如下：
「奉化總統蔣鈞鑒：3906密（一）滬國行存金尚有八十二萬余兩，銀元二千六百萬元，以前因存兌金銀，故不得不酌予留存，現在政策變更，無此需要，亟宜早日運出，免滋延誤，除密洽劉總裁迅辦外，擬請由經國兄電話催辦。（二）…謹聞。職鴻鈞叩感印」
俞鴻鈞這封密電透露了一個重要的玄機，是暗示蔣介石，國庫黃金運往臺灣的行動有生變的跡象，任務停滯不前。俞鴻鈞以意在言外的方式，告訴蔣介石有人不能遵從你搶運黃金的最高指示。這人是誰？俞鴻鈞不必明講，蔣介石心裏明白，此人正是上任代理中央銀行總裁才八天的劉攻芸（按：俞鴻鈞隨著蔣先生下臺之後，央行總裁一職即由劉攻芸暫代）。所以，俞鴻鈞提及「擬請由經國兄電話催辦」，更點出了其中奧妙，換言之，俞鴻鈞隱約之間亦在抱怨，他已指揮不動劉攻芸，若要劉攻芸再次啟動運金計畫，只有您老先生親自出馬或者由蔣經國代表您去催促了。
俞鴻鈞請蔣經國出馬的另一個原因，就在這封密電拍發前十八天，蔣經國銜父親蔣介石之命，從南京特地趕往上海，密晤俞鴻鈞、劉攻芸，要俞、劉二人盡速搶運國庫黃金到臺灣去。蔣經國在自述《危急存亡之秋》裏說：「今日（按：即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父親派我趕至上海，訪俞鴻鈞先生，希其將中央銀行現金移存臺灣，以策安全。」
無巧不成書，實際上早在俞鴻鈞這封密電到蔣介石手上的前一天（即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七日），蔣先生因關心撤運國庫黃金事宜，特地密召「中央信託局」局長林崇鏞，從南京趕來奉化溪口會晤。蔣先生與林祟鏞「商談中央銀行現金運送廈門辦法」（見蔣介石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七日之日記），林崇鏞逐一彙報相關事宜，並數落劉攻芸的諸多不是，蔣介石詢問林祟鏞，劉攻芸態度究竟如何，林崇鏞即稱劉攻芸「對此事進行，面有難色」。
蔣介石即懷疑劉攻芸態度生變，蔣介石在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七日那天的日記上，聲稱對劉攻芸的「面有難色」感到「殊為駭異」，並浩歎「世人能明理識義，始終如一者，誠難得也。」蔣先生言下之意劉攻芸是兩面人，不夠「明理識義」。
運送第二批黃金工作尚未就緒，中途又遇到劉攻芸按兵不動，蔣介石擔憂黃金不能如期運離上海，煩心致使其輾轉反側。蔣介石的文書侍從整理他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八日的日記上曾敘及：「昨夜十二時，公醒後思慮軍事經濟等問題，輾轉未能成眠蓋公身雖引退，而心懷邦國，仍難恝置也。晨起，即召郭懺總司令來商上海中央銀行現金移運安全地區之處置，並策定鞏固江防及守衛南京之方針。」
其實，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劉攻芸本身亦有旁人難以體會的難處，自從第一批國庫黃金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四號從上海運走之後，蔣介石下令二度展開撤運黃金行動時，蔣氏已是在野之身，劉攻芸的頂頭上司已經換成了李宗仁。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蔣經國銜命從南京到上海宣達蔣介石的口諭，要俞鴻鈞著手趕運第二批國庫黃金，孰料不到兩個禮拜，蔣介石宣佈下野，之後，俞鴻鈞也離開中央銀行總裁職務，遭此巨變，劉攻芸在俄頃之間代理總裁，周旋夾處於蔣介石、李宗仁之間，萬般為難，他到底是要落實蔣介石的運金命令？抑或是遵從李宗仁的口諭不准動用國庫存金？
國民黨的體制是「以黨領政」，俞鴻鈞三番兩次「密洽劉總裁迅辦」，蔣經國屢屢掛長途電話給劉攻芸催促，運用各種關係，更以國民黨總裁的命令強壓劉攻芸，加之上海有「京滬杭警備司令」湯恩伯以槍桿子就近「監管」，劉攻芸就算吃了熊心豹膽也不敢不聽命撤運黃金。
一九四九年二月三日至八日間，經過俞鴻鈞、周宏濤三番兩次居間奔走，在蔣經國函電交馳，頻頻施壓之下，劉攻芸被迫交出國庫鑰匙，承諾近日秘密運送第二批黃金。
俞鴻鈞於二月三日發給蔣經國一通密電，電文稱：「溪口蔣教育長經國兄勳鑒：3906密，滬存金銀已洽劉總裁迅運，此間事務，大體就緒，擬於微日赴穗返裏一行。賜示請飭寄穗央行收轉，並乞轉陳為禱。弟俞鴻鈞叩江印。」
這的確是一場漫長而艱辛的說服工作，蔣介石在一九四九年二月八日的《事略稿本》（系蔣介石的文書侍從根據蔣先生日記整理謄寫而成）上記載：「派周宏濤秘書赴上海，指示中央銀行處理要務，蓋公以中央銀行存金為國民汗血之結晶，不能不負責設法保存，曾經指示財政金融主管人員，應將其運至安全地區，以期妥善保管與運用，免遭無謂之浪費，甚至…造成莫大之損失，但以若干主管人員對此不甚瞭解，延未施行，故公不得已再派周宏濤秘書赴上海，對主管當局切實說明，以期彼等能從速處理也。」
劉攻芸承蔣介石之命，開庫運金後，蔣介石的郎舅宋子文的電報中，猶再度提及劉攻芸左右搖擺的態度。宋子文從香港發給蔣介石的密電上說：「溪口總統蔣鈞鑒：0111密，俞鴻鈞昨（七日）來港，擬謂攻芸因環境關係，國庫金銀該員猶豫延遲甚久，鴻鈞臨走日，彼始決定以翌日起黃金逐漸空運，至白銀如何，似未肯定，現在情形究竟如何，請注意。職宋子文」
一九四八年十月前後，原本不可一世的孔宋家族，紛紛中箭落馬，星散海外，成為失意政客。宋子文掛著「廣州綏靖公署主任」的虛銜，寓居香港，猶時時關切國是。宋子文發電報前兩天，第二批為數為五十五萬四千三百余兩黃金，悄悄從上海四行倉庫運往臺灣。
周宏濤在上海多方遊說勸解，總算說服了劉攻芸在內的財經官員，順利把第二批黃金運往臺灣。一九四九年二月十日蔣介石的「起居注」《事略稿本》上寫著：「下午周宏濤秘書自上海歸來，謁公報告中央銀行所存現金已大部如期運往廈門臺灣，現存上海者，惟留黃金二十萬兩雲。公得報為之一慰，蓋以此項存金為國民汗血之結晶，與國家命脈之所系，故不能不負責設法保存，因一再叮囑財政金融主管當局應將其運至安全地區，俾得妥善保管與運用，免遭無謂之浪費，至今始得完成此一重要工作耳。」
在此同時，蔣經國也在他的日記上寫道：「中央銀行金銀之轉運于安全地帶，是一個重要的工作。但以少數金融財政主管當局，最初對此不甚瞭解，故經過種種之接洽、說明與佈置，直至今日，始能將大部份金銀運存臺灣和廈門，上海只留二十萬兩黃金。此種同胞血汗之結晶，如不能負責保存，妥善使用，而供諸無謂浪費，乃至資共，那是一種很大的罪惡。」
為什麼劉攻芸這位英國倫敦經濟學院博士，遲遲不願意繼續啟運國庫黃金？自然與李宗仁的態度有關。第二批國庫黃金於二月七日從上海運往臺灣，李宗仁事後聞訊，曾經對劉攻芸大發雷霆。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七日，李宗仁給劉攻芸一道書面命令，不准再運走一兩的金子，否則惟劉攻芸是問。
盛怒之下，李宗仁並於一九四九年三月十日前後，向蔣介石提出請求，要他把廈門、臺灣國庫黃金運還上海。三月二十二日，李宗仁甚且發動「立法委員」要求蔣介石將運到臺灣、廈門的黃金悉數運回。蔣介石自然不可能答應李氏的要求，蔣經國在日記上痛批李宗仁：「…此種卑劣陰謀，不惜斷送國脈民命，…可痛！」。
在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三日解放軍進入南京前夕，李宗仁搭飛機奔回廣西老家。如今既然南京已經落入共軍手中，上海勢必即將成為共軍第二個戰略目標。就在這敏感時刻，遠在美國的宋美齡（宋美齡於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以去美國求援為藉口，低調赴美）在四月二十七日，來了一封加急密電，要蔣介石立即將中央銀行總行撤離上海。
電報上說：「介兄親鑒：頃聞紐約財政監理官通知紐約中國銀行，因上海時局緊張，中行總行仍在上海，恐發生不幸事故，累及紐行，故有取銷營業執照凍結款項之意，此事關係重要，祈即令總行遷移，宋董事長離滬，免為敵方操縱利用。並令總行通知紐行，以便轉機為要。妹美。」
四個月以後，國民黨當局為了支撐內戰形成的金融危局，分兩次從美國撤運庫存黃金到臺灣。第一次從美國運台的黃金為九萬九千五百三十七點二五四純金市兩，日期是一九四九年八二十二日；第二次的美國庫存黃金，是在一周後，亦即八月三十號，運到臺灣九萬九千五百三十七點三五四純金市兩。
所以，按照國民黨當局的官方數位顯示，從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到一九四九年八月底，前後五批運往臺灣的中國國庫黃金，總計有二百九十四萬九千九百七十點二七九純金市兩，這尚不包括外幣、白銀、珠寶與其他國有珍貴資產。
為了重建臺灣的金融秩序，改革臺灣金融市場，發行新臺幣，根據官方資料顯示，國民黨當局從中國國庫黃金當中，至少前後三次，從國庫抽調一百零二萬六千兩黃金，作為新臺幣的發行準備。目前有案可查者，國庫將這一百多萬兩黃金撥給「臺灣銀行」的時間點，分別為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一日的八十萬純金市兩，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卅一日撥付的十萬純金市兩，一九五０年元月二十日撥付「臺灣銀行」借用的十二萬六千純金市兩。（以上資料，均來自「中央銀行總裁」徐堪，給蔣介石作的書面報告）
一九四九迄至一九八０年代的臺灣經濟奇跡，得來洵非偶然。被撥用作為新臺幣發行準備金的一百零二萬六千兩黃金，占了運台黃金的總量的三分之一強，這一百余萬兩黃金，點點滴滴都是戰爭年代中國人民的血汗錢，臺灣日後能從戰後的貧瘠，通貨膨脹，民生凋敝，工商不振的穀底，逐漸朝向復興之路邁進，並且在一九七０年代晚期、一九八０年代初期，昂首闊步成為「亞洲四小龍」之首，國府經濟政策成功固然是重要因素，早先從大陸運台的國庫黃金，奠基之功尤其不可堙沒，文獻斑斑可考，豈容無知之徒眾口鑠金？
原載2009年1月14日《NOWnews今日新聞》，作者王丰，台北媒體工作者，政大東亞研究所畢業，曾任職於《新新聞》、《TVBS週刊》等，著有《我在蔣介石父子身邊的日子》、《宋美齡－－美麗與哀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