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聲明，在此，沒有任何人身攻擊，甚麼也沒有，不必深究
Journal 1
《彼岸》一劇不單是沒有編排故事，而且還建立在虛擬的環境和關係上。高行健企圖將一些人生經驗與感受，透過戲劇的形式和演員與觀眾們的想象力表達出來。由於沒有編排故事，在理論上，這劇被稱為或者說成沒有故事性。然而，把“無主義也是主義的一種”的理念附加上來，無故事性便理所當然地成了故事性的一種了。此外，此劇通過全能的演員們和觀眾們的想像力來演釋，當有了想像力，故事也會隨之出現，只是可能活在大家心中故事出現偏差而已，所以單單只說沒有故事性是不可行的。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也許可以把《彼岸》說成是一個關於一位在劇中被稱為人的人的故事，因為人在劇中有比其他角色較多的戲份。不過，從演員們玩繩子為開始到了眾人要過彼岸的一段，是沒有人的出現，那不是有了矛盾嗎？可是當回想起曾聽過“萬物因我而生”這句話時，矛盾便消了。那話兒的意思是指所有事物，全都是因為要有“我”的出現才出現，也是說，玩繩子和過彼岸的那段情節便是為了要有人的出現才先出現。至於為何不用“我”，而用“人”來稱呼那角色，我想大概因為那角色並不只是代表高行健他自己，也代表全地球的人們。或者，可能因一些政治因素也說不定。劇中，從演員們玩繩子為開始到演員們名自說自己要說的為結尾，高行健利用人這角色去觀察、體會、感受自己的本身和眾人的行為，來表達出有些東西是永遠也會沒完沒了。那些東西也許是人的慾念、野心、願望等等，隨著不同的人而有所不同。從人出現於眾人前，便有了一種莫名其妙的尊貴。儘管人和眾人一樣在找尋自己想要的東西，或者自己也不知想找的是甚麼，但人卻是與別不同，他不想像別人一般人云亦云，可是當受到威迫時，卻屈服了。也許，高行健想說每個人都是獨特的，尊貴的，應受尊重。然而，當影子與人作最後的對話時，他明確地表示人已累了。若把那段和受威迫等的作個比較，我感受到他已對人類失去信心，也對人類感到絕望。不過，在那看似不會完的結尾中，卻又感到在絕望中還有希望。因此，我反覺得他其實是對無法糾正人類的惡行的自己感到絕望，而那絕望中的希望可能是對日後別人若能完成他心願的一點點憧憬。
Journal 2
只看了《野人》的第一章，雖然故事結構不太複雜，但是高行健企圖表達出來的思想已經不少。劇本上雖能表示交錯重疊在一起的場境，而且也可以想像出來，可是我覺得還是要親眼目到，才體會到那種真實而震撼的節奏感。然而，他那種同時發生性和間繼回憶性的描述真的不錯。先不太交代甚麼，引起觀眾或者讀者注意，然後慢慢地一個接一個，又合情合理的序述出來，我甚為喜愛。
劇中，關於生態學家和芳這兩個角色的關係便是一個好的例子。兩角色最初出現對話時，他們開初兩句還沒有甚麼樣，我還以為他們只是一對感情已穩定的夫妻，可是他們以後的對話已留下伏線。當兩角色再出現對話時，氣氛已變。高行健從短短的對話中，不單表現出兩人之間的問題，也是大部份男女感情的問題。大部份的男人都不會明白女性的思為，這是我所感受到的；大部份的女人都不了解男性的想法，這是我所看見到的。高行健描述那段，讓我覺得現代的男人總是認為女性的不滿只是一瞬間的鬧情緒，而當男人發現那種不滿不是鬧著玩，又會認為有第三者插入了相方的感情內。在生態學家和芳的第三次對話裡，高行健明確地表示了男人只當女性是一台生孩子的機器，而現今的女人不想再被當為機器了。關於這觀念，我覺得只反照出人們在八十年代中到九十年代初的想法而已。在那對話裡，也是第一章的尾段，我覺得他們的關係應該還有商量的地步，只是生態學家沒有珍惜，直接問芳第三者是誰。而芳的回答，我有點兒保留。因為兩角色的關係不是本劇的重點，而高行健也只是想提出問題，不太深究。也許，這真的反影出真實，大部份男女的感情出了問題，總有第三者，然而我覺得作者很想表達芳和生態學家都是愛對方，只是男和女的表達方式各有不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我卻感到作者只說男人完全不懂甚麼是愛，而女人則完全渴求如何被愛。雖然高行健以芳這角色說了男人只愛自己，但我卻從那角色也看出另一個事實。若以愛人的情度來作比較，女人和男人其實也是一樣，比起所愛的人，各自更愛自己。更愛自己並不是一件錯事，因為愛自己也表示了自己會珍惜自己。不過，同時也可發展成比任何人都更自私的心。
Journal 3
《靈山》是一部小說，並不是一篇特長的散文。書中，主要的角色為‘你’和‘我’，其次要的為‘他’和‘她’。高行健採用了‘你’和‘我’交互運用的方式來敘述，其實，兩個角色都應該是同一人來的。在最初的時候，‘你’這個角色是企圖前往一處名叫靈山的地方，‘你’應該是想去靈山、找靈山才對，可是本人並沒有這樣的感覺，反覺得‘你’醉翁之意不在於靈山，而在於女人。‘你’企圖或意圖想招惹那個高行健所描寫得像仙女、像幽靈般的‘她’，但後來又看似是不想再引誘她，或者被‘她’誘惑，然後好像分開了，才繼續認真找靈山。在此，那二人都是不甘寂寞，苦悶而已，所以那二人的離合不覺有甚麼特別，除了普通，還是普通。說句真的，本人還未看完這部《靈山》，儘管看完，也未必看懂。雖然知道‘你’和‘我’應是同一人，但這小說乃是以那兩個角色為主，所以本人仍希望分清楚那兩個角色的流程，真無奈，還未看到中段，本人已經把所有事情弄得亂七八糟。作為一個作家，高行健有個人的寫作手法、寫作技巧，本人實實在在感受得到。然而，作為一個讀者，本人對自己的閱讀能力、理解能力，則切切實實感到質疑。《靈山》中，高行健想表達出來的說話、想別人體會的理念，不難找到，但本人又會質疑自己是否真的體會得到高行健在書中的含意，還是只是表露出本人自己自以為是的一面。那個其實又不必深究，這樣可能會中了高行健的圈套，因為高行健是故意那樣寫的，不過，從另一個角度看，以為自己可能會中了這樣的圈套的想法，這也其實已經跌進高行健的文學、語言陷阱也說不定。此外，書中有很多似曾相識的人、物和事，甚麼細毛的媽、甚麼彼岸、甚麼玩牌、甚麼野人等等，都是高行健的其他作品內出現過的事情或情節。本人覺得《靈山》像是高行健部份作品的合訂本，如同被廚司炒出來的雜炒飯一樣，既是創意無限，亦是獨樹一格，但這是只對文學或者小說而言。若果從整個世界觀來看，很多商業用品早已把這概念靈活運用，就連一些被很多人視為次流文化，如電影、電視劇集、動畫、漫畫、遊戲等等，也一直被一些製作人員們斷斷續續使用過。反倒從文學的世界內，本人則沒有聽聞過或看閱過。
Journal 4
高行健《我主張一種冷的文學》中，他當然是說他自己主張一種冷的文學。他說冷的文學是一種逃亡而求其生存和不被社會扼殺而求得精神自救的文學，而容不下這種他以為非功利的文學是一種不幸。在此，我有所質疑。我認同文學原是與政治無關，但是為了表達那種純粹的精神活動的文學，本身已是一種物欲滿足的追求，也同時與功利共生共存，也是說，純粹精神上的自我滿足其本身正是一種功利，那麼，那有非功利可言。此外，抒懷言志不也是一種純粹的精神活動，而為了某個目的而去幹的任何事情，事情不也會成為一件工具嗎？他說作家是一個人自己在說話、在寫作，別人可聽可讀，或不聽不讀，那全是讀者的選擇，而又不是反對作家應沒有自己的政治態度和社會倫理的觀念，何以他卻見意那些受政治和社會擠壓的作家有話要說時，可作演說和不必攪到自己的文學創作中去呢？他明知文學創作是個人的事業，那他也大可不必閱讀那些作家的作品，為何他又形造一種壓迫，還附加在在那些已飽受壓迫的作家身上呢？那樣，等同呼籲那些作家轉行、另計生謀，並無分別。這若不是自傷矛盾，那自傷矛盾的事根本不存在這世上。最莫明其妙就是他說來說去，我除了覺得他推卸責任，還是推卸責任。經常表明作家是獨立的、個人的，但是問題是每位個人個體都是社會的一部份，而社會又是屬於每位個人個體，不負有義務之說從何說起。假若他以為文學創作本是一種孤獨的事業，那更怪異。任何一種事業都得依靠推廣扶助，那孤獨的事業理所當然是甚麼也只有一個人而已，那麼，校對、排板、印刷、出版、發表等工作，亦只有自己一人。儘管有人真能一手包辦，但是當有了文學創作，便會有讀者存在，這已經最少多出一個人，而這孤獨的事業亦不再孤獨了。其實，再如何說文學創作並不是一種孤獨的事業也沒有意義，因為問題不在此，故大可不必深究。問題是他也明白文學創作會被扼殺，那不是表示，不會扼殺文學創作的任何運動和集團已幫了不少忙。雖然這種想法未免消極，但我卻認為不能發表的文學創作不會有絲毫的自由可言，更不要談上如何贏得多少自由。
超脫自信的高行健
二零零零年獲得諾貝爾獎的高行健理所當然有不少個人創作作品，他的作品大都被人們所評論，有好，也有壞，但他但依然故我，不理旁人如何批評，而他自己也在論文《我主張一種冷文學》中說過“所謂作家，無非是一個人自己在說話、寫作，他人可聽可不聽，可讀可不讀…”，這嚴肅而坦白的論點已經表示了他那種自我、堅持、高傲，而偏向自戀。一個自稱認識陳邁平、曾在北京人民藝術劇院作導演、副院長林兆華導演有意把他給高行健作副手排演話劇《野人》，名叫張辛訢的人在他的論文《諾貝爾，藝術化的幽默作對》中“我委婉地說了我認為的舞台修改方法，高行健當然是自我堅持的… ”也有明顯的暗示了。我同意任何創作，也包括文學創作，是個人的，是不重復的，可是趙毅衡在他的《高行健在世界戲劇史的地位》說明高行健“他發誓不重復別人也不重復自己”，也十分具體表明他的心高氣傲。
曾看過高行健的作品的人們，都能察覺到大部份作品都留下他個人的想法、他個人的心態、他個人的影子，而《靈山》更有很多人視為他的自傳。原因當然是內裡序述了不少他的個人遊歷和生平，更重要的是他加插了很多他的個人想法。在《靈山》的第七十二章中，作者假定了旁人會給予自己的作品是甚麼樣的批評，也許是劣評，然後以不同的方法，一而再，再而三，來回答自己曾假定的題問，如“那是甚麼呢？”、“那麼請問怎樣組織？”、“書中的我，你，她和他，難道不是人物？”、“對，小說不是繪畫，是語言的藝術。可你以為你這些人稱之間耍耍貧嘴就能代替人物的性格的塑造？”，又完完全全表露出他自傲自戀，自以為是的一面。何解？誠然，我也應同高行健所說的般，小說是語言藝術，然而，後者卻表示了交代人物的性格塑造並不是隨隨便便亂寫，也不是一般愚味不堪的評論家或其他可以幹得了的，那當然也暗示了他能辦得到。那種自大自戀，也怪不到別人劣評如潮。最深刻的，還是在尾段，高行健一連串的發問和質疑，如同暴徒開動自動步掃射群眾一樣，讓讀者看得喘不過氣來。當中，他自己也質疑自己是否有自戀的偏向，可見那自大自戀之嫌，並不是強加在他的身上。而在那第七十二章最後的話句，“這一章可讀可不讀，而讀了只好讀了。”，我感到如同對他的讀者們說讀與不讀隨讀者們喜愛，他不在乎，至於已經讀了的讀者們既然他們已經讀了，就只是讀了已而，不需帶半點甚麼，也不要帶半點甚麼，理由也理所當然是閱讀與否全是讀者自己的選擇。那種自我和高傲的態度，若並不是偏向自戀，也是自欺欺人，掩耳盜鈐。
關於他的話劇《彼岸》，對於“人”這個角色，也不用多翻解釋，或多或少也包含了他的想法。從“人”出現於“眾人”前，便有了一種莫名其妙，不可思議的尊貴，以至以後劇情的發展，“人”的態度和看法，無一不是表現“人”是與別不同的，是不會人云亦云的。難道高行健不是在說他自己與別不同，而且還出類拔萃嗎？從另一個角度看，其實，我覺得高行健已早已在《彼岸》上，也如同《靈山》中的一樣，對自己那自戀感到質疑。他惜用“母親”這個角色反問“人”這個角色，“你心太大啦。”，來表示他質疑自己是否真的不自覺自大起來了。還有，那個“影子”角色說了“其實，這不過是你的一種自我憐憫，你並不甘心就此了結，你這個好虛榮的人。”，更是另一個質疑自己自大自戀的憑證。若果這又不是的話，那麼，那個“說來就來”、而且還代表高行健心態的“影子”的一舉一動，足已證明一切的事情，也一樣會被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吧？
從高行健的訪談、演說，或論文中，也不難找到寄生在他的說話內的自戀自大。他的《沒有主義》正是一個鐵一般的證據。他說“沒有主義，看來似乎有點悲觀，但也不是悲主義，在絕望前卻步，默默觀望。既已知道沒有主義，又何必恐懼或再尋慰籍，也就坦然，沒有主義就沒有主義。”，又再次表明他那自大自戀的偏向。前者說明只有他能在絕望前停步，才不把悲觀主義加在他自己的頭上來，彷彿其他的人只好擁抱那悲觀主義過活，無奈地眼看他的“逃亡”了。而後者則告訴大眾，他憑籍他的才華，說明他自己是沒有主義，那就是沒有主義，而且還十分明確，明白與否只在於大眾的愚味，與他無關，理應不必再多加解釋。還有“人一旦脫離所謂的祖國，有種距離，寫起來倒更為冷靜。中國文化已消溶在我的血液裡，毋需給自己再貼商標。傳統的中國文化正面與負面，我已自行清理。”這話兒，彷彿說了世上只有他寫作最為冷靜，冷靜得連同人們強加上來的正負與好壞也能自行清理分開，如同聖經中摩西或可被稱作梅瑟為救以色列百姓脫離埃及，把紅海分開的奇蹟一模一樣。此外，他在《中國流亡文學的困境》中，曾說“這之前，辛亥革命以來，隨然也有一些作家，或留講學，旅居海外，也有的還從事創作，但都只客居他鄉，憂憂遊子心態，故國時時在夢中，並不認可流亡”，和在《流亡使我們獲得甚麼？》中的談話對答“《靈山》於一九八九年九月完成之後，我覺得我了結了這所謂厶中國情結厶。”作一對比，顯然，他在說與他同樣流亡的作家們不能像他一樣能了結那所謂厶中國情結厶，而他能夠切切實實，實實在在的做得到，全因他是出類拔萃、與別不同、才華出眾、人中之龍。假若那種自我膨脹，自大自戀的態度並沒有溶入在他的血液內裡，與他共生共存，那麼，世上的人們無一不是謙虛真誠了。
在此，我沒有否定高行健的創作才華，也沒有對他，或其他人作人身攻擊。劉再復、馬森與趙毅衡等人也先後發表過對高行健作品的看法，大都是些較好的評論，他的才華已經獲得某程度上的肯定，要不然也不會獲得獎項。當然，也有人強行用他的語句“不堪卒讀”來評擊他的作品，這個又其實不必深究，反正我又不是文學批評家。但是，反過來，那些作出劣評的人們又讓我覺得他們有嫉妒之嫌，也許是為高行健作平反，也許不是，總之我覺得還是豁達點，不境也是成年人來，為下一代好好想想，立一個好榜樣。無奈，在高行健的作品中，我除了看到他的狂妄，還是狂妄，也許是我過於偏激，也許甚麼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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