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問豬頭翔先生有沒有看周末的「雙英辯論」，答案當然是沒看……，用屁股想（對於想不到的人，豬頭翔先生可沒有拐著彎罵你的腦子沒有我的屁股聰明的意思）都知道結果的事情，有什麼好看的。
基本上，如果你把「雙英辯論」當成什麼民主社會的政治事件，那你就完全搞錯方向了；簡單說，「雙英辯論」是仍舊在儒家禮教控制下的台灣社會，類似「羅馬競技場」的娛樂事件罷了。
娛樂事件？怎麼說？跟儒家禮教又有什麼關係？
其實人類喜歡看鬥爭競技是一種天性，西方社會從古代就有「競技場」的文化，延續到現今，歐美各國的職業運動的商業規模，都是大到華人社會無法想像的。然而華人社會（包含台灣），在儒家文化長期薰陶下，「娛樂」和「競爭」都被視為是儒家提倡的「進德修業」的大敵，而一直被壓制。柏楊就曾經提過，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戰勝日本的中國人，居然不知道怎麼慶祝勝利，只能在村裡面點起營火，一堆人呆呆的圍坐。
這種文化在民主化的台灣雖然看似稍有改變，但千年累積下來的意識形態卻很難有根本的變化；結果就是台灣人還是很不會娛樂自己，甚至是鄙視娛樂自己。例如棒球，在原生地美國，是一種娛樂、一種生活，但在台灣卻變成一種被聯繫在國仇家恨上的奇怪活動。很多人認為台灣的職棒一直搞得不上不下是因為台灣市場太小，然而美國的鹽湖城僅僅四十萬人左右，卻能養起NBA等級的籃球隊，大台北地區人口又豈只四十萬人的十倍；實際上的狀況是，在台灣看棒球是一種宣洩國族意識的活動，而非生活、娛樂。
不只棒球，台灣曾是流行音樂的重鎮，但始終建立不起演唱會的文化；香港的演唱會一辦都是以十場為單位，但台灣只要在大一點的場地舉辦，就有觀眾稀疏的危險。而在美國是超大型娛樂工業的影視產業，在台灣卻由一群鄙視商業行為的人所掌控，原本目的是讓大家開心一下的東西，忽然因為儒家醬缸而成為「文以載道」的另一種工具。
「寓教於樂」，很顯然，受儒家文化影響的台灣人，沒辦法進行單純的娛樂活動，所以進行任何都要價值觀被肯定的「成果」。所以看李安電影、看王建民投球，是為了支援「台灣之光」；閱讀小說、看電視劇，是為了理解人生、經世救國；就連出國遊玩，也得掛上「遊學」的招牌。好像少了目的的純娛樂，就是對不起人都羞赧事情。
但是人有娛樂的需求啊，結果台灣人就把政治競爭，當成美國的職業運動來看了，而蔡英文、馬英九、陳水扁、胡志強這些人，在台灣人心中是儒家系統的「聖君（或昏君）」，功能上卻更像籃球之神麥可喬丹、速球王諾蘭萊恩、不朽四分衛喬蒙大拿。民進黨和國民黨的支持者，也更像紐約洋基、洛杉磯湖人或是達拉斯牛仔粉絲團。
當然，雖然在行為上，台灣人瘋政治像是美國人迷職籃、職棒，然而心態上還是不改儒家文化，於是本來像是欣賞職業運動對抗的活動，被賦予了「憂國懷民」甚至是「消弭罪惡」的偉大意義（正因為這種偉大意義，這些人才能接受這樣的「娛樂」方式，別忘了，「娛樂」在他們心中是一種罪惡）。很多人都咒罵台灣政黨惡鬥，其實以這種意義存在的政黨政治，一定必須要有這樣的對抗性，被儒家思想長期薰陶下的台灣人，必須相信對手政黨是邪惡的，才能投入足夠的情感，去引發的戲劇張力來產生強大的娛樂價值（也因為這樣，台灣人嚮往的政治和解，從來不是折衝妥協，而是一定要對方服從在自己的想法之下）。
用這個角度去看「雙英辯論」，你就可以理解台灣人想看到的是什麼了，不是為了更理解ECFA來作為自己對此議題決定的參考，因為會看的人很明顯都已經決定好自己的立場了──不管懂或不懂這個議題，而對此議題沒興趣的人根本不會收看這個節目。
從職業運動的角度來看雙英辯論，你就可以理解為什麼台灣媒體在此時把政治版搞得像體育版一樣，不但有賽前預測，還有賽後講評。不過基本上政策辯論本身本來就沒有輸贏的關係；政策辯論又不是國小的辯論比賽，有裁判依據參賽者的口條、儀態、說理來訂勝負；民主國家的政策辯論，是為了讓選民更理解政策以作出最終的決定，問題是雙英辯論根本與ECFA簽定毫無關係，執政的馬總統根本不會因為一場辯論影響自己的政策決定，而人民也沒有因為他們看了辯論會有新的決定，而去改變政策的手段，不管媒體怎麼渲染，不會影響政治決斷的活動就不是政治活動，而只是一場娛樂秀。
可笑的是，這種沒有勝負可論斷的娛樂秀，媒體也可以大張旗鼓的去論勝負，不過因為沒有勝負的標準存在，媒體當然要挑自己客戶（讀者）喜歡聽的聽了，於是統媒說馬贏、獨媒說蔡贏的結果其實早就可以料到了。豬頭翔先生比較沒想到的是，這種大家應該都知道結果的事情，居然會有媒體跳出來質疑對方的「勝負判定」，基本上兩造的「勝負判定」（民調）根本都是投其支持者所好「製造」出來的，質疑對方的「勝負判定」不也是引人家來質疑自己的……？
結論？台灣人要讓台灣變成更有品質的國家，最好先放棄這種毫無品質而且毫無樂趣可言的娛樂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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