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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王建民對於台灣媒體下了拒絕採訪的逐客令，到前兩天解除，中間雖然歷時不久，不過言論市場對此事態度倒也百花齊放。

讓人比較難過的是，部分自視為大報的編輯記者，儘管寫出了看似檢討的文章，但檢討的結果卻都是錯在別人（像是平面媒體檢討出的問題是電子媒體、是社會甚至是球迷的錯）；更糟糕的人雖然不太敢在報上直接咒罵，卻在自己的部落格裡面（其實也連結自大報或大站），使出了難看的鬥臭手法，對王建民的行為提出惡意批評（這群人不少都是自視清流的泛道德論者，卻忘了台灣媒體今天形象糟糕如是，身居媒體高層的他們影響更大）；最離譜的，甚至想煽動球迷讀者的民族情緒（如王建民拒絕台灣媒體就是汙辱台灣人），連垃圾等字眼都出口了。

身為一個媒體工作者，筆者不能自外於整個體制之外，認為所有錯誤都來自於結構上的問題，跟自己無關，所以不時的自我檢討，是否所編、所寫文章超出了媒體應為的界限。

面對社會將我們視為社會亂源第二名（第一名是國會議員），大多數的媒體工作者都認為是香港引進狗仔所造成的結果。

但事實上呢？台灣的政治記者敢說自己沒有以自己的意識形態出發，扭曲甚至於假造新聞介入政爭嗎？台灣的消費新聞記者敢說自己不是到處在廠商記者會或發表會 A好處，拿回新聞稿亂抄一氣，甚至於原文不改直接上稿，一天工作不到兩個小時，然後到咖啡廳喝咖啡聊是非嗎？台灣的財經記者敢說自己不是整天巴著大小企業，成為企業傳聲筒幫忙放消息炒股價，甚至於利用內線消息炒作股票自利嗎？台灣的體育記者敢說自己不是十年如一日的用相同數據分析，完全不曉得國外的運動報導已經進步到何處，而外國新聞就是完全翻譯外電（甚至於將自己的觀點假借外國記者口中說出），從來不是自己採訪所得嗎？

無視於自已的墮落，將錯誤全部歸給環境；又自以為掌握言論窗口，口不擇言的對各項不熟的事務自大地胡亂發言（最常見的就是跑什麼線的記者都覺得自己可以報導棒球），這種完全不符合專業精神的態度，充斥在台灣媒體的每個角落（更不要提拿著記者證在各處耍流氓要好處的下流者了），台灣人瞧不起媒體工作者，是我們工作於媒體的每個人都應該分攤的責任；因為在外人看來，我們是一個整體，我們工作夥伴犯的錯誤，是我們得概括承受，而無法從我們身上切割開來的。

別再說那些問題不干我們的事情了，所有台灣的媒體工作者，都該好好自省一下，自己到底對不對的起由閱聽大眾託付掌管訊息管道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