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保護未成年人的身份，文中未成年受訪者都採用化名。）
凌晨兩點，香港街上的燈光漸暗，當整座城市睡去，卻有群社工整裝出發，他們出沒在網吧與撞球間，甚至遠到深圳的關口，主動結識在深夜逗留的少年。
他們是深宵外展的社工，這是香港最主要的邊緣青少年（註1）服務，所謂的「外展」（Outreach），不是留守辦公室等待少年上門，而是主動到少年聚集的地方，結識少年，並提供協助。
全香港每天24小時，都有一群外展社工在街頭，窮盡力氣找出那些不被看見，卻需要協助的少年。
在街頭接回每個少年
香港的外展服務很早開始，在1979年發展之初，只有18支日間外展社工隊，編制180名社工在全港展開服務。
90年代起，香港的士高（Disco）林立，街頭古惑仔械鬥成為治安重點，加上青少年吸毒日趨嚴重，自1990年起，香港青少年吸毒總人數由1,207人，成長至1994年的4,289人，大幅增加250%。
社會福利署一口氣在全港成立18支深宵外展隊，工作時間從晚上十點到凌晨六點，補足日間外展的空白。2010年至今，香港政府每年撥款1.3億港幣（約五億台幣）投入青少年外展工作。
政府願意投資，讓外展工作取得豐碩成果。據香港政府統計，過去10年，青少年犯罪人口每年從9,600多人下降至1,400人，而21歲以下的吸毒人口也從原本每年近3,500人降為500人(註2)
從台灣、中國沿海、到部份東南亞國家，都在參考香港的服務模式。
2001年澳門政府在香港協助下開展青少年外展工作，2011年新加坡取經香港，首度設立兩支青少年外展隊伍，台灣長期關注兒少福利的政委林萬億也說： 「香港的外展做的很好，他們分工非常細緻，這是我們要學習的。」
但真正讓香港願意投入青少年服務，卻是來自1967年的一場暴動（註3
當時參與示威、罷工的多是青少年，港府認為要穩定香港首要穩定青少年，於是十年內逐步建立青少年服務體系，包含社區的家庭服務中心、學校社工及外展隊伍。
現在，香港的青少年服務已經擺脫「社會控制」，他們認為青少年有權利，值得過更好的生活。
少年阿鈞在天水圍的公屋長大，他經常半夜聽到鄰居的吵架聲與瘋狂的尖叫聲，他是家中獨子，父母因工作不常在家，放學後，他寧願在附近公園流連至深夜。14歲那年，他在街頭接觸古柯鹼與K他命，索性連學校也不去了，他開始工作，做過快餐店、送過貨運，換過20多份打工。
天水圍距離香港市區25公里，位置上更接近深圳，緊鄰24小時通關的落馬州口岸，少年經常跨境通宵玩樂，吸毒情況嚴重卻不易被察覺，於是，香港信義會在天水圍成立第一支深宵外展隊伍。
阿鈞也在14歲那年，在街頭碰到深宵外展隊的社工October。
香港信義會深宵外展社工二胡(左)與October（右），經常深夜出沒在街頭與撞球間，在街頭接回每個少年。(攝影/陳朗熹)
從遇見的那天起，October每週至少打2通電話，阿鈞剛開始覺得煩，但他後來發現，不管去醫院、還是投履歷，社工一直陪在身邊。經過了3年，他滿18歲卻仍在工作市場浮沈，在2個月內投了超過20份履歷，始終找不到工作，他終於開口跟October說：「我想回去讀書。」
對October來說，這是她一直在等待的關鍵時刻，「只有在這個時候，你的介入才是最有效的，大部分時間我們都在陪伴他。」她說，如果你一開始就要少年改變，只會把他越推越遠，他們身邊已經太多大人說教了，不必多我們一個。
阿鈞產生改變的動機後，October陪他一間間打電話找學校，也幫他找了份工讀的工作，阿鈞的目標是希望過幾年當社工，「像我這樣的廢青她都能拉回來，我覺得很有意義啊。」
「青少年是最不懂得尋求幫助的一群人，他們以為自己沒有需要，但他們身上的問題往往已經很嚴重 ，」香港信義會青少年服務總監竺永洪說，外展社工的最大特色，就是到街頭找一群隱形的需求者。
要接觸邊緣少年並不容易，他們已累積太多生活的挫折和社會的排斥，不那麼輕易相信大人，外展隊的社工要取得信任，有相當的挑戰。
竺永洪將近50歲，擔任青少年社工超過23年，他的打扮依舊很「潮」，粉色的開襟襯衫、及腰長髮束著長馬尾、手上戴滿指節戒。
如同一位受訪者告訴我，當外展社工「最緊要『型』」。他們大多年輕、充滿熱情，不去評判少年的交友和選擇，而且想盡辦法融入少年，跟他們一起在街頭玩滑板，或者直接拿手機湊過去問「你有玩英雄聯盟嗎？我們一起玩好不好。」
他們看重少年的權利，願意花時間等少年敞開心胸、等待改變的時間點。
香港社工能夠等待個案，背後是成熟工會的支持。「我們有很強大的工會，立法會也有很多社工背景的議員，規範社工的個案量，他們才（有餘裕）能設計一些新的服務出來。」香港中文大學社工系教授倪錫欽說。
香港社工的個案量都由工會與政府協調後公布網上，其中，深宵外展的案量比一般青少年社工更低，社工平均案量30個，但深宵外展社工手上往往只有10個。
「我們去街頭認識他們、建立關係，這都是需要時間的，如果只從個案量看，這些工作都看不見了，所以我們當時就跟社署提出『潛在個案』，有些青少年應該是有需求的，只是他還沒發現而已。」曾參與社福署談判的竺永洪說，「我們的態度很堅定，是因為你政府沒有這項服務，才找民間機構來提供，所以你要尊重我們的專業。」
鏡頭拉回台灣，儘管多數社工也想接住每個少年，卻沒有香港的條件。
從服務量來看，全港750萬人口，社工約2萬2千人，對比台灣2300萬人口，社工僅1萬3千多人，服務量是香港的3倍。香港社工待遇也高，平均起薪2萬港幣（約8萬台幣），高過香港平均收入中位數1.2萬港幣，而且政府讓公私部門的社工同酬，讓更多社工願意投入第一線工作。
善牧蘆洲少年福利服務中心是台灣少數的青少年外展單位，不過中心主任侯雯琪常感到力有未逮，他們只有6個社工，要經營青少年中心，要做外展服務，還要負責追蹤輔導離開感化院的少年。
由社工整合資源
青少年問題通常不是個人的問題，深宵外展的社工要在街頭認識他們，走進他們的生活，察覺更深層的問題，替少年與既有的社福系統接上線。
如果家庭關係破裂，全港有65間家庭服務中心的社工即時介入；如果被同學罷凌，564間中學都有社工能協助輔導；如果無家可歸，24小時開放的協青社「蒲吧」可以隨時承接少年。
在協青社成立之初，外展隊在街頭找出遊盪少年時就知道，需要為少年建一個落腳的地方。不必是長期的安置機構 ，協青社危機住宿中心的主任楊卓華說，少年很多只是跟家人關係緊張，他們離家出走，輪流住在朋友家或網吧 。
只要能把小孩帶回來，社工就有機會介入，產生改變。他們提供8個星期的短期住宿，在這段時間裡，協青社社工可以介入輔導家庭，也能避免少年深夜遊盪。
原本只是提供18歲以下的少年住宿，楊卓華去年把年齡調高到21歲，他發現少年18歲離開，工作還是不穩定，他們只租得起惡名昭彰的籠屋，「我們收他很便宜的水電費而已，他薪水的三分之二可以好好規劃未來。」
25年以來，協青社經歷了許多學習。他們發現外展隊不是萬靈藥，在街頭總有不理睬的少年。他們把年輕人喜歡玩的都搬進蒲吧，主動吸引少年上門。
蒲吧的大樓頂層有攀岩場和室外游泳池，一樓挑高的室內籃球場裡，社工正和少年進行一場籃球鬥牛，當社工帶我們經過，少年突然對著他大喊：「你別走，我要送你一顆三分球。」
大廳裡滿牆的塗鴉抓住目光，有少年用麥克筆寫著「哪會怕，有ㄧ天會跌倒」，來自知名香港樂團Beyond的歌曲，隔壁的視聽包廂裡，有幾名少年正在用大投影幕看電影，走廊上另一名少年腳踩滑板從轉角竄出，又消失在盡頭。
「在街上沒東西玩只是『齋TALK』（純聊天），少年很少會理你的，」蒲吧中心主任Janet說，不想讓少年半夜逗留在危險的街頭，被黑社會吸收，那就要比黑社會更有吸引力。
蒲吧發現少年的興趣變得很快，前幾年玩的是滑板，現在都在打遊戲，於是，他們買入30台最高規格的電腦，成立職業電競的隊伍。
少年夜蒲（夜生活）的熱點，也悄悄發生變化。原本少年常在彌敦道與旺角道的Disco吸毒，這裡也是深宵外展隊常去的地方，現在他們躲在朋友家吸毒，更不容易被察覺與介入。
協青社長期貼近邊緣少年，能夠看見少年的需求，建立一條龍式的服務系統。左起為蒲吧主任Janet、協青外展隊長Hinnes、住宿中心社工與主任楊卓華。(攝影/陳朗熹)
於是外展隊把貨車塗鴉成「暴走車」，帶上音響、滑板、遊戲機，到距離港島30公里以上的新界、東涌、天水圍等地做外展服務。
「我們也知道，社工再怎麼裝，還是有社工的味道，」深宵外展隊的隊長Hinnes雇用曾經的邊緣少年當助理，他們或許曾經吸毒、加入幫派，但用的語言更貼近少年，更容易與少年交心。更重要的，Hinnes覺得工作能培養少年從未有過的成功感，「並不像是他（少年）說就想當爛泥的，是這個社會把他們exclude（排除）了。」
儘管他們盡力找出少年，但所有的深宵外展隊伍也在面臨挑戰，「現在少年晚上都不出街了，他們都躲在家裡打機（遊戲）。」Hinnes苦笑著說，他們經常整晚在街上閒晃，卻找不到半個少年。
網路外展找出隱蔽青年
「我們知道網路上也有一群邊緣青少年，他們在學校讀書不開心，他不去學校，但他也沒有在街頭遊盪，他們就隱蔽在家裡，白天睡覺、晚上打整晚的on-line game，這是一個新的問題，他們很多還有mental health（心理健康）的問題。」倪錫欽近年將邊緣少年的研究重心轉向網路上隱蔽的少年，主因是近年的學生自殺潮。
2015年開學首月傳出4名學生跳樓，其後青少年接連自殺，這波自殺潮在2016年達到高峰，曾經9天內發生6起學生自殺。整理香港媒體報導，從2015年至今，香港共有72名學生自殺，其中超過6成是18歲以下的青少年。
對於學歷不足，或是沒有技能的少年來說，香港是一個艱苦的地方。
香港的銀行業、保險業與房地產業，提供高薪酬的工作機會，大學學歷是職業的最低條件，但大學錄取率只有18%，絕大部分的少年都是這場競爭中的魯蛇（loser）。
與此同時，香港的生活成本居於世界最高之列，對出生在收入底層的少年來說，這是個巨大且日益增加的負擔。
香港中文大學教授倪錫欽，近年將邊緣少年的研究重心，轉為網路上的隱蔽青年，主因是香港青年自殺率攀升。(攝影/陳朗熹)
倪錫欽的研究發現，即便是中產家庭的孩子，也有越來越多隱蔽的情形。香港父母花在孩子的時間太少，2個人都要輪班工作，平常跟小孩講不過三句話，開口就問考試成績。Janet有類似觀察，她在蒲吧輔導過兩三個想跳樓的中學生，「她要讓父母知道是你逼我跳樓的，要讓她父母後悔，其實是很強的報復心態。」
香港的青少年，看不到自己的未來，他們在父母的責罵聲中，躲回房間，關上門，持續隱蔽在網路世界中。
為了接觸隱身網海的少年，香港社會福利署從2011年撥款成立3支網上外展隊伍(註4)。「剛開始對網上外展一點概念也沒有，找遍全世界也沒有相近的工作模式可以參考，」明愛會網上青年外展隊社工主任黃靜怡笑說，香港的網上外展是不斷debug（試錯）做出來的。
他們一開始也在臉書找人，用關鍵字「自殺」去搜貼文，發現少年們的帳號經常鎖隱私搜尋不到，後來他們找香港理工大學開發搜尋引擎，但找到輕生念頭的貼文，卻常常晚了幾個小時。
最後，他們用最笨但最有效的方法，在臉書上瘋狂地加少年好友，2年內滾雪球地加了8,000名少年， 隨時打開臉書瀏覽他們的最新動態。
他們也在網上討論區找人，香港流量最大的高登討論區，類似台灣的BBS，每日瀏覽量高達600萬，而且用戶年齡多在15歲到29歲之間，是網路外展的主要工作區。
4年的網上外展經驗，黃靜怡發現網上的少年不同於街頭的邊緣青年。她輔導過一個個案，少年經常在網路論壇發文挑釁，每次都是連珠炮的髒話，罵得沒人敢回文，「我第一次看到他，他就是個很可愛的男生，眼睛大大的，穿著一件維尼熊的T-shirt。」靜怡說。
除了外表上不同，網上的少年因為隔著螢幕，反而更容易敞開心胸。「他們會直接告訴你，我就是很廢物、就是沒用，我什麼事都做不了。」靜怡認為在網路上，少年更容易向人吐露心聲。
但網上外展社工最大的挑戰，是如何將少年從線上拉到線下。「我曾經有一個個案，我在網路上跟他聊了1年，我才能約他出來見面。」靜怡一開始在論壇看到憂鬱傾向的貼文，主動私訊少年聊天，但如同其他隱蔽少年的自信心普遍低落，少年不斷拖延與社工見面的時間。
不能每次都被動地等待回應，靜怡在高登討論區發起「英雄聯盟」的小組活動，她找香港電玩公司合作，宣稱要培養少年成為電競選手。果然，職業電競選手的前景，搭配這款全球最多青少年玩的電玩，一推出便吸引超過200人報名。
爆棚的活動被她稱作「掛羊頭賣狗肉」，她說「我不關心他們電玩打的怎樣，會不會當電競選手，…我們要用這個遊戲去吸引他們，去做engagement（參與）。」
但這項活動剛推出時，她聽過不少質疑，「去學校宣傳，或是跟他們的家長溝通，他們都會反問：『你這樣不是讓他們更沉迷電玩嗎？』」靜怡一度擔心活動辦不成，但當時社會福利署已通過「一筆過撥款」，3年的預算與個案量都在簽約時決定，執行過程政府不再干預，讓社工能夠發展創新的服務模式。
和一般社工被動提供服務不同，香港的外展隊主動出擊，他們在街頭察覺少年的變化、等待少年的需求浮現，然後用源源不絕的創意，提出創新的青少年服務。
少了專職的外展社工，台灣的青少年服務，一開始就在街頭斷了線。我們看不見弱勢少年的需求，也找不到方法拉近少年的心，最後，只剩第一線的社工獨自承擔挫折，然後政府繼續告訴自己，他們都過的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