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就是定出位置，供人辨認。當資訊如過江之鯽，定位是我們最快抓住事物的方法，往往取代了對本質的認識。撇開宗教的全知觀點，我們不可能深深瞭解每件事物或人的本質，不可能對準時間於其上的微妙變化，我們對我們無暇或無法深入了解的一切採取「定位」。雖然定位並不能代表瞭解，但至少可以取代令人不安的「無知」。
也許是人類生理上的極限所致，我曾在一部叫《臉》的紀錄片看到，電腦如何以兩眼間距和鼻骨間的比例辨認人的臉容，而當人以帽子和眼鏡遮住定位點矇騙機器時，人卻還能辨知那是同一個人的臉。蓋因為人腦的辨識法是以一張臉比對另一張臉的相似或相異處，而非7公分或8公分、角度15或15.6這樣的「機械式」。從近似的經驗裡相尋同異，這就是人類的「定位」法。
記者的工作，也類似一種「定位」工作。我們一般人說的「真相」，其實是報導者對此事此人的定位而已。以我來說，我不會說誰容易瞭解、誰不容易被瞭解，通常記者認為「好採訪」的人只是比較懂得自我定位。成功的自我定位者會先把自己整理好，去蕪存菁，記者很快就能搜尋到形象，並達成「共識」。
試問你自己如何定位自己？今天和明天的你是一樣的嗎？分析一下問題的複雜性，就知道真相常常是怎麼一回事，同時別人對你的定位與你自己的定位也一定有差距。
很慚愧地必須說，我鮮少想到記者的定位這樣的問題。事實上我對於定位存在一種曖昧怔忪的態度，使我難以成為一個好的、或至少是一個勤謹的「定位者」。作為一個懶散的採訪者（完全被動地等人邀請），我越來越有機會看見自己的性格與記者的需要格格不入，彷彿是一件不屬於自己的外套，不管曾怎樣認真縫補修定，輕而易舉就可以遺忘、脫軌、斷裂。
剛接到關於「文化創意產業」的採訪約，直覺便要謝絕，因為自認與勢力無緣，對各種當令政策都相當淡漠；轉念一想，採訪名單上會有些我關心的朋友們，想到以後我也可能問他們類似的問題，又何必假他人轉述？
一念既起，便開始折騰自己。我立刻走進書店，差點兒把相當稿費一半、關於文化創意產業的討論專書近七、八本通通帶走；翻閱報紙的敏感度也變得異常，一下子就找出相關座談會、研習、演講、論文發表等活動塞爆一周行程。
「文化藝術」和「生意經濟」是真正的一國兩制：你走你的邏輯，我講我的道理；向來道不同不相為謀，直到資本主義進化到「後資本」，工業革命走進「後工業」，歷經土地、資源、資本、人力、機器、大量生產、通訊、服務等競爭要件，資本主義終於來到「創意」的門口，而赫然發現創意這新奇賺錢寶貝—創意，其實是他的老陌路--文化藝術工作者家的老古董！
我就這樣一頭栽進「弄個清楚」的想法裡，從概念變成政策，圈定特殊藝類到執行，其實有說不出的龐蕪複雜，當我自以為如一根思考的蘆葦般燃燒同時，福至心靈打了電話給編輯，還問他還有什麼書或資料可以借我？
電話那頭傳來編輯青天霹靂的聲音：「你沒有必要這麼忙碌啊！（=來不及交稿怎麼辦？）你只要挑三到五家藝術團體，去問問他們團長，對文化創意產業有什麼看法就好了嘛！（=你是不是弄錯方向了？）以你的能力不難寫出兩、三千字的特稿啦！（=以恭維代替鞭策）」
一語驚醒夢中人，也提醒了我，記者的立場。
在編輯看來，記者的天職是「包打聽」，誰說了什麼？哪個人是怎樣的人？哪件事大家怎麼說？這些肯定都比小小記者如何理解文字遊戲或概念肯定重要得多了。記者不過是代替人們的好奇心前往詢問的那張嘴，前往人們到達不了或沒機會到達的地方，打聽、探看、搜刮一點兒「消息」回來，「問到了什麼？」才是重點，套句法國哲學家笛卡爾一句話改裝，記者就是「我問故我在」的一類人。
當年笛卡爾說：「我思故我在」的時候，並沒有想到三百多年後有一種新興的、以「問」為立場的職業；而幸好，也只是一種職業而已。身為哲學家的笛卡爾，關心的是泛人類存在的立場。而我基於職業倫理，很快地便收拾妥自尊或自我信仰之類的動搖，讓工作的繼續歸工作，自我的歸自我。
我思考到什麼，瞭解了什麼，對事情有什麼看法，都是個人做人的需要和樂趣，與工作的立場無關。希望對聽來的言說擁有判斷的基礎，是我自己的希望；喜歡一個有知識的好奇者，是我自己的喜歡；工作不過是藉口，引爆我對陌生領域的接觸，伸出一點探索的觸角。沒人說記者是上帝、是專家，記者基本上是無知的，以「無」面對「有」，在有限的「所知」上做出最大的輸出。
因為這微妙的定位特性，我並不樂意以記者的角色面對我熟悉的人事，但人在江湖必要接受別人的「定位」，總不能因為害怕被「簡單化」，而一直將自我與社會維持割裂狀態。於是乎，簡單的「定位」別人也被別人任意「定位」，似乎是這個媒體社會誰也逃脫不了的命運--除非是「沒沒無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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