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德華．薩依德（Edward W.Said）在其名著“知識分子論”中，按照傳統的知識分子形象，說明這種人是精神上的流亡者和邊緣人，既有專業學識，又以業餘身分關懷眾人之事，是對權勢說真話的人。他說：“知識分子有如遭遇海難的人，學著如何與土地生活，而不是靠土地生活；不像魯賓遜那樣把殖民自己所在的小島當成目標，而像馬可波羅那樣一直懷有驚奇感，一直是個旅行者、過客，而不是寄生者、征服者或掠奪者。”
好多年之前讀罷這段話，我閤上書本，暗問：“誰可以告訴我，澳門出產了多少個像薩依德所說的知識分子？澳門人誰不是把讀書視作謀生手段？誰不把學校視為訓練班，而不是生產知識的搖籃？”
學校，為什麼不是培養年輕人使命感與道德勇氣的地方？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盛產機會主義者？誰在身體力行教學生過分重視，甚至討好權貴？社會為什麼要勤於向學生提供應付權力遊戲的訓練？
一連串的問題令我回憶學校生活的點點滴滴，發生於校長、老師與學生之間的一切衝突，其實都是擁有權力的人向無權無力者征服的過程，一代又一代的學生已經慣於向權力屈服，他們的思想受制於職業訓練和權勢教育，前者令他們求學上進，為的是怕沒有一技之長將來難以“生存”；後者令他們噤若寒蟬，不敢造次，因為沒有權力的人只可以忍氣吞聲，據說反抗者是很難繼續在此間“生存”的。值得注意的是薩依德所不認同的三種情況：寄生者、征服者或掠奪者。這三種人物形象十分傳神的說明了某些讀書人的處境，我不鼓勵大家以此來對號入座，免得令你灰心失望。
我無法評論學校教育出大量“識時務者”究竟是對是錯，卻可以肯定一個社會如果缺乏“對權勢說真話的人”，人云亦云的公眾根本無法看清時局的真象，慣於被奉承的決策者也不一定能掌握真確的訊息做最正確的決定。問題是，在這個相信“行先死先”的超小型城市，如果沒有讓知識分子發聲的邊緣位置，那是誰的損失？誰的責任？
（教育與我們的恩恩怨怨之七．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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