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型法律人 留學以來的心情日記，陰錯陽差走上留學路，如今在寫作/成就感 與寫不出/焦慮感中度日。歡迎交換心情，有任何問題，於成就感高潮期，我會盡力回覆。凌台大是我以前教書化名， 雖俗又有力，用了多年很有感情，教書是我最快樂的事，故以此名做為台長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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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出國讀博士的女生，或多或少都會想要接觸gender 這個議題呢？
看看這幾年回國的女性教授即使專攻的不是性別法，
也會發表和關心這方面的議題，而且，好像都在美國有修過這方面的課程，
是因為gender現在是『顯學』嗎？」朋友好奇的問。

我想了一想，是的，這幾年在美國讀法學博士的台灣查某們，
好像都與性別脫不了關係。
書琴在寫女性法曹，昭如寫女性與法社會學、法律史，
慧雯講授慰安婦的血淚，我在做性侵害案件與性自主議題的研究‧‧‧
族繁不及備載。

為什麼這麼多的不約而同？裡面有沒有些關係呢？
不是因為「顯學」吧！我想。
還有許多潛在的共通因素吧！我想。

我想：
當跨越國界的時候，我們也跨越了某一個部分的限制。
在異鄉，從陌生的語言到文化衝擊，我們困惑、挫折、但也自由。
在不同的地方看回台灣，我們也開始思索對「自己」的認同。
當一個人開始思索對「自己」的認同，便不可能不想到性別。
男性的法律菁英出國讀博士，是受到肯定的。
台灣的社會，當然是需要教授的，
沒有教授，何來「優秀」的法律人呢？
要當教授，當然要讀博士嘍！
而「法學教授」傳統上就等同於「男性」的意思，
男性法律人的異國求學的過程便具有很大的正當性。
我並不是說男性在讀書的過程裡沒有艱辛，
而是我們 ─ 這群二十五到三十五不等的女性法律人，
面臨的處境與心境其實是很複雜的。
而那種複雜，可能就是我們接觸gender，
而男性菁英們即使出國，也對這個議題興趣缺缺的原因。

台灣法律查某，首先面臨的是懷疑，
既然台灣法律市場炙手可熱，
放著所謂「大好」的熱門工作─律師、法官，不做，
我們便面臨了經濟上的挑戰。
為什麼不在台灣好好工作？跑那麼遠去唸書做什麼？
當社會並不期待「女性」法學教授時，我們的決定看起來令人好奇。

其次，二十五到三十五，
在崇尚年輕女體，美貌神話的台灣，
這十年是女性在性別不平等的社會裡的「黃金十年」啊！
大學或研究所畢業，正是可以「大有一番作為」的時候，
要投資這黃金十年隻身在異鄉讀書，
我不相信我們沒有一個人不是在心裡量了又量，惦了又惦。
當然，如果不是出國這件事，
我們大概不會需要面對這種選擇，
當然，也就不會發現，
這種選擇之所以發生的背後的社會代碼。

而身邊的人從來不會忘記在我們自己都快忘記的時候善盡提醒的職責：
「查某嬰仔，那麼辛苦幹嘛？等唸完不都一把年紀了？啊我的意思是，妳還是趕快找個好對象比較重要啦！女孩子，早一點生小孩不是比較好嗎！」
好建議！難到我們自己不知道嗎？
同樣的離鄉背井，我們承受著黃金十年一去不復返的壓力，
卵子一顆一顆的流失宛若和時間拔河，
雖然理性起來也知道這種想法很荒謬，
但是這些壓力，不論是攜家帶眷赴美讀書的台灣查甫，
或幾年寒窗但一舉成名的台灣查甫，
大概都難以體會。

在同年齡的女子力求安定的時候，我在尋求一種變動的可能性。
不想被限制在只能做某一件事，
不想只從一種觀點，一個地方看事情，
於是，必須累積能量。
而這個累積的過程，好不艱辛。
是這樣的心情吧，開始對性別產生了興趣，
不約而同地，我們都開始了法律與性別的結合。
當法律做為國家機器的執行工具，
能夠在這個地方，把我們的體認結合進去，是可以有一點力量吧！

雖然，異國的圖書館冷氣開的好強，成堆的書本好像永遠也念不完，
雖然，異國的白天很忙碌，異國的夜晚很寂寞，
雖然，過著沒有income，前途又遙遙不可期的生活，
但是，我們很努力，
不管會不會被看見，有沒有得到認可。
一起加油吧，姐妹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