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黑格爾談論真理的歷史性,他看見了一個重要的事實,如果我們要談論目的,就必先承認發展的概念,從一個根苗經過一個過程,發展到另一個狀態,一個結果,如果真理沒有歷史性,那麼它不會有內容,它就是所謂’如如’,它不可能被認識,因為它不會變化,沒有部份和整体的區別,它不會有特徵,它沒有活動,因此,它無法被察覺,假使真理確實如此,那麼真理本身是無法討論的,它也不會存在所謂目的,因為目的的本質就是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
我們擁有許多存在其自身的各不相同的’目的’,我們只是想確定這各種目的,相互衡突的目的,是否有一個共同的趨向,導向一個世界的總方向,而如果我們承認理性無可質疑的最後權柄,我們必然和黑格爾一樣,得出那著名的結論,而將理性與存在視為一体兩面.
就如同胡塞爾所說在這個目的論歷史歷程的正是理性,而神性不過是無限的理性,然後,再次回到西方希臘-基督教傳統,神是邏各斯,如此,我們每次思考目的,就回到神學.
意義和目的的差別是,目的是那個所指,而意義是指謂本身,價值則是各個不同指謂行為與那個最終所指符合的程度了.
胡塞爾幫我們把意義的基礎建立了起來,以至於就連那些虛無主義的詭辯家們都不得不承認意義是存在的,問題是有各種各樣的意義,有各種各樣的生活世界,我們要對抗這種狀態,就無法不建立一種新的神學,這新神學必得把那個最終所指建立起來,價值論的基礎才能真正存在.
而討論這樣的最終所指,我們就無法不再次進入黑格爾的理性主義與辯證理性,我們必須承認真理的歷史性,承認真理的歷史性就等於要求物自体被揭露,可是物自体在康德的思想中是不可知的本質,是’如如’一類的事物,就這樣我們依然沒有擺脫十九世紀以來哲學的根本危機.
李維-史陀等人的疑問,在黑格爾的体系裏,都不成為問題,問題是黑格爾主義本身是否能不再是一個’問題’.
整個根結,就在於如果接受康德以降的那個傳統,最終我們就會走到佛教的思想結果,我們必須承認真理是’如如’,而從根本辯證地揚棄康德的目的論,變成與唯識派近似的胡塞爾,或者與中觀近似的維根斯坦,而如果我們接受從黑格爾分支的另一個傳統,那麼我們就會陷入與法蘭西虛無主義的戰鬥.
兩百年後,我們沒有真正擺脫形上學的衰微,我們被迫先討論形上學的問題,從根柢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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