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殤》「殤」是早夭亡的意思。河殤寫在五四之後，但是在思想上沒有「大躍進」的感覺。
五四新文化運動主要推崇西方的科學與民主，而在七十年後才提出，便顯得沒有新意。但是編者用簡鍊的文字藝術、略誇張的筆調深沉的點出曾是中華文明的弊端，表現中國知識分子特有的使命感、責任感、憂患意識，讓我們強烈的有危機意識去反省自己的歷史，對一些似是而非的問題重新分析、再次探索，訂立中華民族未來前進的方向。中國人一向自恃地大物博，但仔細與外國比較後，地是大，但物質並不豐厚也不充裕。長久下來一直倚賴大河文明，拖住了我們向外求發展的腳步，所以一切文明的進步算是遲緩的，就連民主法治政治制度的穩固到現在都還有待商榷。藉由大陸學者對其歷史的了解來做分析，可以知道他們的思想略侷限於馬列史觀而不諳於對實證主義、自由主義及現代化理論做完善的詮釋，是很可惜的。編者為了達到短期內便可喚醒沉睡的族人，把中國落後的責任歸咎於歷史、傳統與執政者，對於個人的自我反省並沒有特別著墨。但我們仔細想想，這些歷史、傳統的創造者是誰？是我們每一個人啊！作者不願點破，而要我們從他的字裡行間，反省自我並追求改革與進步。
《架構》河殤一文主要可分為三部份︰﹙一﹚談中國積弱不振的原因，這包括農業文化養成聽天由命的民族性；閉關的鎖國政策、不求進取；迷信地廣人眾、人多好辦事，未想到土地之外的財富和資源。﹙二﹚提出解決之道，認為中國必須由農業文化邁向工業文化、由內陸走向海洋、從書本走向科技、從應用科學走向基本科學。﹙三﹚討論中共目前和未來，為四個現代化和改革政策提出理論基礎；認為中國的希望在深圳、海南島及沿海的經濟特區；並提議將中國代入「國際的經濟大循環」。河殤的片名源出於屈原的〈九歌國殤〉，意為一曲禮讚為黃河獻身的的中華志士仁人的樂歌。
《第一集．尋夢》定位黃河這條河流在中國所象徵的意義，帶出中華民族是黃河所孕育的。而中華民族對「龍」的崇拜並以其為圖騰亦是由黃河所產生。因為河的暴戾使龍產生。其實黃河在古早以前是利多於患的。自大禹疏九河、魏文侯使西門豹治鄴，興修水利，帶來豐穫。但自戰國以後，群雄割據，莫不以一統天下為終極目標，常利用互決河水來淹浸鄰國，於是在長期破壞後，造成了黃河含沙量大、成為河患的主因。中共近幾年的政治運動如「土法大煉鋼」、「向湖要糧」等政策破壞大自然，待覺醒欲挽救卻為時已晚。許多主要文明都是由大河起興，這篇主要是在陳述，明明大家的起步都是一樣的，有部分沒落，有部分持續進步。在別人進步的同時，我們卻安於小成，以致於進步遲緩。對於「龍」的崇拜，就像是一直背負著沉重包袱的中國人，無法前進。但「黃河無疑不能再孕育一次」我倒不認同。因為以現在的觀點來看，我們並沒有也不必要完全倚賴黃河而生，也可以再造我們的文化，編者在這邊顯得過於言重了。
《第二集．命運》閉關自守是文明進步的絆腳石，放眼中國的歷史，我們可以清楚的知道「錯誤的決策比貪污更可怕」，偏偏中國的帝制承襲了千年之久，為政者程度良莠不齊，良則矣，不良則天下亂、無法進步。不過這也許就是一種宿命吧！當外國敲開中國的門戶時，應該把重點放在如何急起直追，而不是當作沒這回事，沉湎於N年前發明的羅盤、火藥、指南針。我肯定長城在當時存在的重要與存在性。長城雖然有可能被執政者作為把城內人民押向一個權力核心的手段，但也不是完全的局限。漢武帝時衛青、霍去病連敗匈奴；唐太宗時李靖、李勛大破突厥；宋、遼於城內河北簽訂「澶淵之盟」；蒙古人滅南宋等諸多史實顯現這些重要事件並不受長城的限制。只是自秦以來的朝代均會修築長城，直到清朝康熙皇帝始思索修葺之必要性。在他的諭批道︰「秦築長城以來，漢、唐、宋亦常修理，其時豈無邊患？明末我太祖統大兵長驅直入、諸路瓦解，皆莫能當。可見守國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悅則邦本得，而邊境自固，所謂眾志成城者是也。……且長城延袤數千里，養兵幾何方能分守？」，而天下又有多少睿智的君主想得到這一層？康熙是第一人也。
《第三集．靈光》作者認為中國文化必會與其他東方亞細亞的內陸文化一般趨於滅亡，似乎太誇張，也不可能。中國文化的精神是由人內心的情感發展出，去接觸真實的生命、肯定生命、進而建立生命的價值與意義，這是需要多人共同創造的。而它之所以能傳承至今，也是因為文化長久的綿延。漢唐燦爛的文明的確値得我們推崇，它的繁盛有其原因。唐代文化給我們的啟示是︰百花齊放，而不是只有某種文化獨大。對外開放，吸收外來文化的相異處。編者由此借古諷今，諷刺當時中共封閉的政權。第一次中西文化交流斷絕始自雍正禁教，已造成嚴重落後；第二次則是在中共得權後，施行反傳統、反外交的理念。歷史的錯誤於是重演，執政者須背負起莫大的責任。
《第四集．新紀元》不能把「工業文明的資本主義如此與中國無緣」的錯怪在「中國文明性質決定的」。中共的主政才是幕後的黑手，無關文明。中國幾千年來君主政體，其中有不許多的暴君苛政，但是編者認為皇帝是唯一土地財產的私有者，並不確實。就以土地私有制而言，自從周代魯宣公十五年（公元前五九四年）即施行初稅畝，以後各國便紛紛仿效。土地私有制形成，一直無法改變。到了漢代，演變成了土地兼倂的事件，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董仲舒和師丹先後提出「限民名田」，結果都未能實行。直到王莽篡漢，實行王田制，才把私人過多的土地分給無地之貧戶，但是因為新莽時期為時短暫，改革沒有成功，反而引起大騷動。到了隋唐時代實行均田制，土地兼併的情況才有改善。但均田制在中唐受到破壞，實行兩稅法之後，土地回復私有，一直沿用至二十世紀。歷代當然有不少暴吏，敗法亂紀、強徵賦稅、橫派徭役、巧取豪奪、欺壓人民，但不能說中國幾千年沒有賦稅制度，由皇帝官吏任意徵收攤派。
《第五集．憂患》以黃河的水患和中國文化超穩定性結構的定期災難﹙直到文革﹚一系列的天災人禍連結起來看，否定歷代農民起義有進步意義這一說，並抨擊大一統思想。然而不管過去怎麼樣，無論是不是整個民族的悲劇，我們仍舊邁開步伐開始嘗試政治體制的改革，無論受到多少阻力，編者在最後終於賦予時代一種積極的正面意義。
《第六集．蔚藍色》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差異性很大，但編者說：「一個擴張的、進行國際貿易和戰爭的藍色文明，同一個堅持農業經濟和官僚政治的黃色文明的文化對抗無疑是冰炭不相容的。」農業經濟和官僚政治並不是中國文化的主要特徵，因為農業經濟是各國經濟發展都必須經過的一個階段，在經過科技的進步而使農業進入工業化，不能把農業當成是代表。農業在中國歷史上是社會經濟的基礎，而且和工業是可以並行不悖的，只是所佔百分比的差異。農業文明與工業文明視作冰炭不相容，是因為被「存在決定意識」所影響，認為農業與工業的基礎不同，所以意識形態也不相容。實際上，所有工業國家都是從農業演進而來，同時仍重視農業。官僚政治是當社會進化擺脫了以血緣為根本的封建制後的一種行政體制，以才能的優劣作為官員任免昇遷的標準，而不以血緣親疏為標準的制度，原意是好的，只是施行久了卻有變質的傾向，無怪乎會被人所詬病。現在世界各國大多也是官僚政治，只是我們應該避免在官場上養成陋習︰敷衍、推委等不負責任的風氣。西方文明的精神特色並不完全是帶侵略性的重商主義的帝國主義思想。藍色文明起源於他們的地緣關係，和中國的大河文化基礎不盡相同，而我們並不是一味崇拜，打壓自己的文化，而只説別人有哪裡哪裡好。
《結語》河殤是一本意識形態的宣言書，它代表當時思想界和當時政界部分先進分子強烈要求意識形態革命的心聲，並錄製成電視劇在電視機前播放，向民間宣傳其政治理念以爭取民心。五四新文化運動是因為明清兩代科舉八股取士造成的弊病所提出的改革，強調要學習西方科學與民主。五四以後過了七十年，他還是繼續強調要學習西方的民主與科學，就顯得沒有說服力。這七十年來中國知識分子已接受科學與民主，並且對科學、民主、人權、自由有相當程度的認識。我想編者其實主要是對中共統治大陸四十年有所不滿才會寫下這本書。因為中共統治的時間頗長，但是對民主、人權、自由的推進卻十分緩慢，又有政治迫害，不過他們現在也儘量在改革開放了。由於資訊的加速，交通的發達，地球村的行程使世界文化已進入一個多元化時代。新世紀的走向，不是某種文化為主、某種文化為從的時代，而是以彼此互相交流頻繁為主要特色，所以各種文化應該要有相互交流、包容的精神，就像美國曾自詡為Malting pot而被詬病為吞噬掉別的文化，而極力向Salad bar的情況發展。除了文化的發展以外，生態平衡如環境污染、溫室效應、環境破壞、能源短缺等問題，也是當今全人類所應該關心的課題，而這些都需要大家一起善用各種文化的智慧來尋求解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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