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運用經濟學方法建立文藝雜誌市場 (註九）
經濟學視市場為需求與供給兩方面的交互作用，因此對於文藝雜誌市場的討論，必須分別從需求面、供給面與兩者的交互作用來討論。在需求面必須回答的問題是：誰在消費文藝雜誌？在供給面則是：誰製造文化雜誌？如何製造？最後也最重要的問題是：在文藝雜誌市場中，消費者與供給者如何互動？簡單的說，交互作用的成果就是文藝雜誌的銷路與定價。
首先必須考慮市場劃分的問題，不同的市場有不完全相同的消費者和生產者，以詩、散文、小說三種在台灣的主要文類為例，詩的消費群相對較小，而且也相對特定，散文則是最具大眾化的文類，從余秋雨的熱潮就可以發現散文是可以成為大眾化商品的。至於小說則介於兩者之間，可以成為文藝商品主流，如張大春、李昂，也有默默躺在書架上的鍾理和。
在這裡劃分四種五０年代的文藝雜誌，詩刊、純文藝雜誌、大眾文藝雜誌以及反共文藝雜誌四類。這四類並非完全獨立，例如詩刊的消費者通常會消費純文藝雜誌，但純文藝雜誌的消費者不一定會消費詩刊。（註十） 詩刊、純文藝雜誌與大眾文藝雜誌的劃分較明顯，而這裡特別把反共文藝雜誌單獨列出主要是他的生產者多是政府或國民黨，但消費者雖說是全民，更多的其實是強迫訂閱（如軍人），甚至說其實是不在乎消費者的，因為這些刊物並沒有銷售的壓力。所以我們可以把四種雜誌的代表表列如下：
詩刊：現代詩、藍星週刊、創世紀
純文藝雜誌：文學雜誌、文星雜誌、筆匯
大眾文藝雜誌：野風
反共文藝：文藝創作、軍中文藝、幼獅文藝、文壇 （註十一）
接著我們就根據這四個市場分別討論其生產者、消費者及四個市場間的交互作用。
以詩刊來看，主要的消費群是純文學消費者中的少數，而生產者在五０年代分成兩類，一種是學者型，如覃子豪、余光中所代表的藍星週刊：另一類則是軍人為主的創世紀，至於詩社之間的起伏已多人探討，這裡就省略不談。 （註十二）
以純文藝雜誌來看，主要的消費者是純文學消費者，這種消費者的教育程度需具有一定水準，若以實施九年國民教育的1968年為界，當時能夠吸收純文藝雜誌的人應當不多。以年代來看，這樣的雜誌也要到五０年代後期才出現。 （註十三）
大眾文藝雜誌主要的消費者為識字的大眾，從當時的文藝雜誌表列來看，對於女性消費者為訴求的雜誌就有《中華婦女》《婦友》，更不用說影響力最大的《野風》還有「婦女與家庭」的欄目；而訴求對象是學生的刊物則橫跨了大眾文藝雜誌與反共文藝雜誌，如《晨光》《幼獅文藝》《中華文藝》等。
最後一類也是五０年代最重要的是反共文藝雜誌，主要的消費者是軍人，如《軍中文摘》《革命文藝》《軍中文藝》等等，此外，因為戰鬥文藝要清除「赤色、黃色、黑色」三種毒害，所以反共文藝雜誌瞄準的消費者應該是受三種「毒害」的大眾，這裡似乎可以看到瞄準的對象是大眾文藝雜誌的消費者；而生產者多為反共文學的倡導者，在黨政的機器下，這類的文藝雜誌多不愁經費，因此這類的雜誌存活率特別高，這類雜誌的發行也是向黨政表達忠誠的最佳方式 （註十四），這也是成為詬病的最大原因。
我們在討論這四類文藝雜誌的交互作用時可以使用一些統計工具，朋尼維茲在介紹Bourdieu的理論就提到：「某些統計技術是比較適合用來理解變數間的關係，像相關分析，還有因素分析，有些則不適合」（註十五） ，在這裡只要使用相關分析就可以提出很多問題，簡單的概念如下：兩變數之間相關性說明的是兩變數之間的關係（不見得有因果關係），以詩與小說為例，詩與詩評論之間的相關性比小說與小說評論之間的相關性大，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詩的評論家多為詩人（如蕭蕭、向陽、張錯等等），但小說評論家是小說家的比例較低（參見註10）。
因此當我們討論五０年代的文藝雜誌市場，必須注意幾個可能的相關性問題：
1. 反共文學雜誌與其他雜誌在政治傾向與雜誌經營的相關性多大？是否因為政治傾向較反共所以銷路比較好？是否因為反共而使經營資源增加？（這個答案似乎是）換一個面向說，是否辦反共雜誌所以更能鞏固地位？（這個問題尤其要問到紀弦提出的六大現代派信條（註十六） ）
2. 反共文學若以大眾文藝雜誌讀者群為消費對象，則必須考慮反共文學雜誌與大眾文學雜誌的消費群是否具有高度重疊性，所以要檢測反共文藝雜誌與大眾文藝雜誌的消費者相關性多大？；同樣的詩刊與純文藝雜誌的消費者相關性是不是也很大？
3. 同一種文藝雜誌類型裡的個別雜誌的相關性如何？這裡可以特別發現詩刊中的競爭特別激烈，藍星與現代派雖在現代詩論戰中一致對外，但彼此卻也互相攻擊，相對於反共文藝雜誌似乎是和樂融融的景象；這種不同類型雜誌內的競爭有不同的表現代表了什麼意義？
此外必須用其他方法檢測的問題可能有：從紀弦「橫的移植」，夏濟安的文學雜誌「刺激了六０年代『橫的移植』的浪潮的洶湧起伏」 （註十七），似乎可以發現到了五０年代後期的消費者對反共文藝已經缺乏耐性，是否出現消費者從反共文藝雜誌流向純文藝雜誌與詩刊的現象？
最後必須要解決的是純文學市場和大眾文學市場到底有多大的交集？我這裡要提出的檢測方式是純文學市場與大眾文學市場的消費者有以下的特性：會消費純文學的消費者不會消費大眾文學，但大眾文學的消費者會因為純文學的「象徵符碼」會消費一部份具流行性的純文學出版品。如張愛玲、白先勇的作品可以做為大眾的流行產品，尤其在經由其他媒介（電視、電影）的宣傳後。
註釋：
9. 經濟學的分析簡單的分成兩部分，一部份是理論的建構，一部份則是資料的檢測，在資料檢測的部分，經濟學更重視的是統計方法的運用，包括常見的抽樣調查、回歸分析、實驗設計等等。在這裡因為沒有統計資料來源，所以都是根據經驗來揣測。這樣的描述反而更像現象學方法，不過這也顯示出台灣文學的研究應該要加強資料建造的部分，例如建立文學消費者的特性、文學的市場指標等等。這些是可以從問卷調查、出版社的讀者資料……等方向來建立。
10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面向，因為我身邊的朋友多有這種現象，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李瑞騰曾指出「台灣實際從事詩批評的主要還是有詩創作經驗的人，他們比較能夠掌握詩創作行動的內涵……小說評者同時也是小說家的比率顯然小了許多……是否意味著小說評論比較不必有寫作經驗，比較需要批評方法？」（中華現代文學大系評論卷序，頁20.21.23），似乎可以間接說明了詩刊的消費群相對於小說的消費群特定，所以有詩刊消費群會消費文藝雜誌，而文藝雜誌消費群不一定會消費詩刊的現象；不過這仍須用問卷調查的方法做進一步的檢測。
11 必須承認的是並沒有翻閱當時雜誌的內容，以雜誌的標題來看，古典詩（國風）、音樂（詩與音樂）可能無法包含在這份名單裡面，從現今的眼光看，包括大眾文藝雜誌可能都不在純文學的討論範圍之內。
12 值得留意的是《民族詩刊》《今日新詩》這類可能屬於反共抗俄為主要目標的詩刊，應該擺入反共文藝雜誌類
13 《文學雜誌》(1956.9.20)《文星雜誌》(1957.11.5) 《筆匯》(1959.5.4)
14 我認為這一個部分是可以討論的面向，雖然這裡並無顯著證據顯示。
15 朋尼維茲:《布赫迪厄社會學的第一課》，頁54
16 有些論者認為「愛國、反共、救民主」是現代派對於政治威權不得不放入的信條，但以紀弦本身為例，八０九０年代以後移居美國，依然創作反共詩不斷，這已經不受威權統治所強迫，再加上其本身的性格，不禁令我懷疑這樣的論述也只是對於當時的統治者多添一條罪名而已。若換一個角度思考，是否可能有反共文學與現代主義結合的可能？
17 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頁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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