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 / 劉冠妏
我曾是個一定會說再見的人，或者說是相信告別儀式的人。每到需要道別時，都應當慎重處之，比如寫一封情深意濃的道別信、看著對方的眼睛表達感謝、後將回憶物品收妥後藏。
直到親如母親的祖母過世，那天開始，我發現自己無能說再見。
祖母於那陣子進出醫院多次，在廣告公司繁忙不堪的我，已習慣她年事已高、身體欠佳的消息，打算忙一段落再返鄉探望。也想著無論如何，臘月生日的她，總會煮一桌我愛吃的家常菜、坐在老家客廳等我歸去。
寒流來的夜，清晨我被家裏來電吵醒，被窩裏頭半睡半醒間，父親虛弱而簡短的告知，她在夜裡過世了，正將送去殯儀館。
我瑟縮著揣想，父親話中真正要表達的意思，他的話語太過簡潔毫無修飾，令人懷疑有何弦外之意。
日本攝影家蜷川實花曾說，在她父親離開的那天，逼不得已她得工作。前往攝影棚的計程車上，天空美得令人顫慄，於那當下她知曉父親走了。然而返鄉高鐵上，陰暗天色蒙著灰塵，那塵無所不在，從呼吸的空氣中，飄進了停滯的情緒裡。
魂若離開，記憶與感情似乎也會一併帶走，陌生的肉身徒留。
祖母平躺於靈堂後方棺內，瘦癟凹陷的雙眼緊閉，她像祖母，卻又不是她。
回到台北小小的租賃套房，立即去洗了熱水澡，妝容完整到公司上班。我在此扮演追求事業的獨立女性，在家鄉的彼端則是一個頓失母愛的孫女，這兩個世界的界線清楚分明，光鮮亮麗對比晦暗難解、理性對比著感性。客戶會議接連，該笑的時候客套、該緊湊時不輕易馬虎，縱然分不清哪個是真的我，但開關竟也能隨時開啟關閉。
填妥了喪假假單，我草草收拾行李返鄉，姑姑像個孩子般嚷嚷著胃口全失，叨念著晚上祖母在那兒會冷嗎？或是夜半起而失眠，坐於床頭默念著不及與祖母道盡的耳語。父親則疲於各種死亡手續，經常說著重複的話，我盡量讓自己表現正常得體，希望讓氣氛不過分沈重。
喪儀期間，每日不斷誦經、祭拜、奏樂儀式，我抽離麻木著，甚而懷疑短暫來訪的遠近親們，有多少低頭默哀時留下的眼淚，是真正源自祖母的離去？或者他們也是在扮演著某種角色，為了陪襯喪儀能順利進行。到了做七的終點，火化前，我們跪成一路長列送行，天色仍沒放晴。禮儀師說這是祖母的最後一程，提醒我們送進火爐後要記得大喊：阿嬤，火來了，快走。
火燃之後，幾位遠近親喊得此起彼落，不曉為何我無法跟著喊「火來了，快走」，低著頭，不忍看那熊熊烈火。
我知道，祖母早就走了，她不在那火裡，也不再伴於我們四周。
父親將祖母的骨灰安置於能看到家裡山坡的近郊，接下來等過農曆年時祭拜就行了。父親一副放下重擔的神情，而屬於我的告別式卻遲未到來。
回台北後，我繼續著作品的拍攝，連幾日寒流大雨，等待著那個美麗天色的指示，就這樣度過了陰沉的冬日。我詢問同樣至親去世的好友，花了多久時間才平復心情，好友說他已忘了時間長短，總之會每多做一件事，都會比上一回再不難過一點。
那之後，我頻繁舉行著自己的種種告別儀式，如刺青、離職、搬離小套房、躲到美國邊境小島，任由每日哀哭的發生、結束。儀式與儀式之間，盼著每一次都比上一回更好一些，像是從泥沼裡掙扎個一兩下，望能掙出一個吸得到氣的孔隙。
等待破曉的路程漫長，一次深夜裡，終於突破了喪禮期間情緒障礙，失神走進醫院的急診間，暈眩號哭。護士走過來好心的問：我們檢查不出來病因，妳是不是心情不好？我默不作答，只是深夜急診間的生死交會，好像能打開一扇門，門的彼端也許會有思念著的人。
期待著的美麗天色，也許透著一點金色的邊，現實是走出醫院，正逢日出仍一片陰鬱。
告別好像不是一個時間點，而是無止盡緩慢的過程，如煮咖哩飯時，會懊悔忘了問她留一手的香料配方，或是戴著她贈與我的手鐲，念起她曾握住仍年幼的我手，關愛道：妳這麼乖，要好好吃飯長大。甚至，在捐出她的遺物前，我拍攝了許多照片，舉辦攝影展，期望著，她能抽出時間來看。
告別的各種儀式持續地發生，像是在黑暗裡硬是亮起的燈，陪伴度過破曉前的緩慢長夜。
一直到某回偶至東京旅遊，於吉祥寺旁的市場裡，吃到一顆與祖母做得口味幾乎完全相同的炸可樂餅（コロッケ），並念起她在灶腳裡以蝦米、蔥、馬鈴薯拌炒的背影，微微駝背，身著高雅花朵的襯衣，光線氤氳而昏暗，熟悉而親密。
吃了一口後，立即再多點了一個。抬頭確認天色晴朗，金色的雲像是她離去那天，髮上別的釵。在那之後，我逐漸地好起來。
中華副刊2022.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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