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米各
吳宣瑩
鋼板門在我身後關上。
卸下N95口罩，洗手，鏡中的臉浮出淺淺一圈凹痕，以鼻樑為中線，向兩側顴骨對稱展開，充血，泛紅，因久壓而隱隱作痛。
穿過走廊，走廊底端就是淋浴間，我脫下工作服，扭開熱水，徹底洗澡，然後拆開一包免洗毛巾擦乾身體，吹乾頭髮，套上另一套工作服。擠出少許乳液草草在臉上抹開，接著重新戴回口罩，新口罩剛好貼合臉上還未消褪的凹陷。最後，將垃圾分別丟入垃圾桶中，離開負壓隔離病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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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第二個週末，訂了飯店附設的牛排館，那是城中一間以熟成牛排和景緻聞名的餐廳，綠葉迎著天光，浮搖蕩漾，純銀餐具割肉如裁雲，一切細節近乎完美，帶著與過節相稱的莊重。
兩日後，全島防疫層級升至二級警戒。
前一刻世界還運轉如常，忽然之間，一切都失控了，不再是境外移入，不再是家戶感染，每日新增確診病例節節攀升，翻倍又翻倍，到這一步，再遲鈍的人心中都有了打算。行程推延計畫取消，隨之而來的是一波波移動與囤積，或戰或逃，防線破口細微不可察，唯人類本能反應至真。
說世界運轉如常，並不精確，大疫橫行一年餘，全球各國死亡人數逾三百多萬人，怎麼說都稱不上如常。但疫情之初小島僥倖占得先機，而後一路圍堵得宜，邊境管制，居家檢疫隔離，輔以疫調足跡層層包抄，即使落後一兩步也總能很快追上，普通市井小民影響有限，除了戴口罩勤洗手出國旅行遙遙無期，日常沒有太大變化。
一旦進入社區，事態就不一樣了。
三級警戒轉眼而至。醫院緊急召回所有人員，我們擠在門診區等候叫號，疫苗數量不足，即使同為醫療人員，也得按風險高低排序接種，不是人人有份。前後左右皆坐著熟人，有人低頭滑手機，有人呵欠連連，表面上漫不經心，實則難掩憂慮。偶爾有患者路過，湊過來問幾句，知道自己輪不著，又走開了。
門診患者其實只剩小貓兩三隻，大疫當前，小病小痛自動退散，連帶住院患者也紛紛辦理出院，偌大醫院瞬間宛若空城。電梯上樓，電梯下樓，電梯開門時總是一個人也沒有，玻璃鏡面光潔滑溜，隱隱飄散酒精氣味。
醫院趁機修築防禦工事，各出入口前搭起帳棚，數座帳棚連成一排，分別規劃為問診採檢之用，如需求治，得先通過諸多關卡才准放行。發燒、咳嗽、呼吸困難……現有的診斷依據早已不再可靠，但問還是要問的，問過以後，所有患者一律安排入住負壓隔離病室。
人力理所當然也被視為防禦工事的一環，打過疫苗以後，部門裡撥出一組人馬，專司輪值負壓隔離病室，以防交叉感染。
負壓隔離病室佔據胸腔科病房一半空間，單獨成室，許是為了管線排布方便，隔離病室多位於角落，如收治床數較多，便劃出一整區加以集中。這裡是胸腔科最險僻緊要的禁地，不見天日，少有人行。出入門扇皆為精鋼所鑄，雙層阻隔，厚沉而堅實，非磁扣感應不可開。病室內設負壓空調系統，空氣自門外流入，再集中由風管抽取過濾排除，利用氣壓差原理使空氣不致洩出。
患者幽閉於此，除了必要的診療以外，患者與外界的聯繫僅剩下對講機、全日監控系統，和一個足以遞物的小箱。人員進出，診治或送餐給藥，需配戴相應的防護裝備。最初幾日，無論是出於病勢嚴重或感激，患者多半盡力配合，然而，終日關在十坪大的房間內不得自由，難免漸感焦灼不耐。每當病況開始有所起色，患者便發問：「何時能轉普通病室？」負壓病室禁止陪病，探病也僅能透過對講機簡略交談，一切消息，皆賴他人轉達，日久便生與世隔絕之感。但這事真不是我能決定，我只得草草敷衍過去：「過幾天吧。」幾天之後又過幾天，患者終於忍無可忍了，這回我無話可辯，趕忙收好東西退出去，門無聲關上──為了防止患者脫逃，負壓病室都是預先設計了反鎖裝置的。
所謂負壓，其實只是稍微低於正常氣壓，人對於那一點點壓力差幾乎無感，真正難以忍受的，是隔離。隔離才是負壓病室的本質。幾次抗議無效以後，患者也會逐漸認清現實，一日日沉默下來，那沉默與其說是風平浪靜，不如說是一團無形的氣旋，自行凝聚，自行又瓦解。
抱怨畢竟是少數，病來如山倒，患者大半昏睡不醒，只有各種維生儀器運轉時發出的低頻噪響：靜脈輸液滴答滴答，規律如沙漏，不同種類的輸液各按其時，像不同聲部的沙漏各唱各的；如需精密計算，則改以幫浦輸液，幫浦運轉悄無聲息，除了上藥和滴注完畢的喀噠聲，就沒有別的聲音了。然後是呼吸器的送氣聲，一吸一吐，時而急促時而悠長，偶爾觸發警報，鈴聲大作，狹窄病室內迴旋幾圈，而後復歸於寂靜。
除此之外，好像也沒有更多了。沒有日照，沒有黑夜。沒有觸摸或對話。一般重症加護病房常見的梵唄、詩歌或親屬錄製的鼓勵祝禱，因為設備消毒不易，幾乎也都被勸退了。負壓隔離病室是獨立於所有房間以外的房間，在這裡，人剝除紐帶，喪失主權，甚至，為了確保管線不至於在翻動間無意滑脫，手腳會被套上約束帶加以纏繞固定。當患者離開負壓隔離病室（無論是基於什麼原因），按照程序，一切可銷燬的都要盡數銷燬，至於不能銷燬的，淋上大量漂白水和酒精消毒，擦拭，再次消毒，靜置。
直至沙漏停止，呼吸器關閉。
靜也是一種負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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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數隨著疫情升溫而逐日增加，為了消化源源不絕湧入的患者，醫院臨時調用了數層病室提高收治量能。被徵調的病室缺乏正規負壓空調設施，防禦工事再度啟動，安裝排風扇，拉塑膠帆布封住縫隙，如此，微負壓病室就開張了。
人需分流，空間亦需分艙。感染管制依風險級別劃分區域，微負壓病室屬於黃區，中度風險，住在這裡的患者主要有兩類：一類是確診輕症，多半從檢疫所轉送而來；一類與COVID-19無直接相關，只是因為尚未排除染疫可能性，暫時於此留觀，等兩次採檢陰性便可轉綠區。換言之，這裡是緩衝區──重症與輕症，確診與疑似的緩衝區。
聽起來似乎比較輕鬆，然而，因為環境負壓不足，進出得全程穿著連身防護衣確保安全。重裝上陣，呼吸如破蛹，繃緊，斷續，艱難地捕捉裂縫中稀薄的新鮮空氣，蛹殼保護我免於患病，同時擠壓著我所迫切渴求的氧氣。防護衣數量有限，為求撙節，盡量一衣到底，汗液淋漓浸潤，填滿口鼻間最後的空隙，呼吸阻力漸增，天旋地轉。
安全與危險只是一組相對概念，紅區黃區，我們私下一律稱之以髒區，dirtyareas。
著裝，卸裝，洗澡除污。只是，污染能夠移除，負壓卻似乎始終如影隨形。
比如喉嚨搔癢，比如揮之不去的倦怠感，疑心總是從非常小的地方開始，落地生根，枝繁葉茂。太平日子裡不經意滑過去的風景，倘若存了疑心，便免不了勾出許多細節，越多細節就越不確定，越不確定就越要犯疑。疑心和瘟疫一樣，一出現破口，就再也無法完全消滅。
坐臥不寧，連帶三餐都受影響。負壓隔離區禁止飲食，好不容易捱到中午，脫掉汗濕而黏在身上的防護衣，梳洗乾淨，只想大量飲水。珍珠奶茶因此而成為廣受歡迎的選擇：補水，高熱量，且能降溫消暑。唯一缺點是放太久珍珠吸飽水份，膨脹糊軟。特殊時期，願意外送醫院的飲料店不多，同事們挑了一間，從此固定下來──倒不是感激，只是每天喝同樣品項，假使嗅覺味覺異常，能立即察覺。我每天喝一杯珍珠奶茶，有時兩杯，值班結束後返宿舍，掛好外衣和提袋，躺倒在涼爽的地板上一動也不動，奇異地不感覺餓，不想說話，不想洗澡。
負壓更早就存在了。
隨著線索日漸浮顯，疫情熱區一塊塊拼湊成形，我反射性記起──爆發前幾日，我不正巧在附近的牛排館用餐嗎？打開Google map，兩地直線距離僅八百公尺。一陣慄慄感爬上全身，像一個人獨自走在大路上，風光正好，忽然一腳踩空，墜入了深不見底的陰曹。我關掉視窗，細心清除瀏覽記錄，沒向任何人提起這件事。
負壓不是穿過層層門扇才能抵達的走廊底端的房間，負壓能夠隨身攜帶，隨時打開，瀰漫洶湧。它有重量，它甚至會主動靠過來。負壓是一個巨大但肉眼不可見的漩渦，吸附它所能觸及的任何事物──誠實、倫理、信仰──而且只入不出。
下一個會是我嗎？我不止一次猜想，腦海中模擬，交鋒，敗下陣來。院內感染時有所聞，在醫院安排下，輪值負壓隔離區的人員每週接受例行採檢，手上抓著貼有姓名病歷號貼紙的採檢包，拉下口罩，任採檢刷強行塞入鼻腔，感覺幾乎近於溺水。一次過關，還有下一次，下一次會是我嗎？
草木皆兵，憂疾畏死。即使真正的兵與死還不曾降臨。
採檢絲毫無法緩解我的焦慮，我很清楚，在我體內作祟的不是疫病，而是慮病之病。但我不能啟齒。我唯一能做的，只有盡可能自我隔離──這並不難，小至個人居家辦公大至舉國封城，所有人都在進行一場漫長的隔離。隔離是驅逐，是避難，隔離無所不在。當然，隔離無法有效遏止恐懼傳染，但除此之外，似乎也沒有別的辦法了。
有那麼幾次，無意間想起患者們不厭其煩提起的那個問題：「何時能離開負壓病室？」對確診者而言，當PCR檢驗結果呈陰性就能轉出負壓隔離病室，但非確診者如我，真有徹底擺脫負壓的一日嗎？
值班空檔，偶爾我抬頭望向護理站牆上的監視器畫面，畫面切分為十數格，一格代表一間病室，其中總有兩三格是清醒的，監視器畫素很差，看不清表情，但能看到患者們在負壓病室中進食，讀報，起身活動筋骨。他們扶著牆在房內來回走動，繞圈，偶爾停下腳步喘息。步態緩慢，宛若困獸。而我置身於此，我雖有肉體活動的自由，卻沒有免於恐懼的自由。
我從座位上站起來，走到通往負壓隔離區的門前，傾身，確認壓力錶上的數字落在正常範圍內，然後抄錄在登記本上。門後，每一扇門都緊閉著，而人心隱密處也同樣有一個昏暗而無法輕易開啟的房間，我們獨自留在那裡，安安靜靜，繞了一圈又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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