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西雅：你呢？你有甚麼病嗎？
魏勒：有，我的病沒治，绝症──衰老。
關於死亡，我們無從述說自身，因為死了就是死了。但是關於衰老，卻永遠說不完道不盡，因為它的一端是唯一可見的未來，即死亡；另一端，無止盡綿延的回憶流淌，如不斷匯流又分流大河。
美國外科醫師及醫學散文作家許爾文．努蘭（Scherwin B. Nuland）於其著作《死亡的臉》，以疾病與器官架構章節，以臨床經驗與人文書寫反思醫學的科學主義，書中的這一段話令人震顫：
在我行醫的三十五年生涯中，從來不敢在死亡證明上寫上「死因：年老」，因為我知道，這個證明一定會被退回來，並且上面會有公家統計人員簡短的附註：「不符合規定。」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死於年老都是不合法的。
閱讀《一缺一》劇本的時候，我很快地又想到這本書。《一缺一》像老人版的室內公路電影，只是主角不在公路馳騁，而是在養老院的麻將桌上用爭執推動彼此，放任回憶奔流。芳西雅與魏勒不是在養老院活著，而是在死亡之前活著。可是顯然養老院並不能讓芳西雅與魏勒活出一種美好，反而讓他們活得很累，因為總是安排一大堆沒事找事做的休閒課程，因為總是營養師而不是廚師在控制飲食，資本主義假裝各種名目、面貌，讓你覺得錢付得值得，其實重點是要你養成依賴或者懶得搭理，直到再也離不開養老院的那一天，把人與人互相陪伴的真諦消磨殆盡。
《一缺一》，原作為美國劇作家柯培恩（D. L. Coburn）的《The Gin Game》，為其贏得普立茲戲劇獎（1978），香港話劇團於2004-2005劇季首演，之後不繼搬演至2011年，於今再演，老人長期照護的議題已蔚為社會主要議題（亦為商機），這齣僅有兩位演員和一桌二椅的戲劇，究竟有甚麼「重演」的魅力？－－簡潔、明快的對手戲，鬆緊之間收放自如的對話節奏，從人與人的關係輻射更龐雜、巨大的社會性等特徵，回歸文本戲劇的本質，使得它不容易受到跨地域旅行的限制，而美國的實用主義傾向以及人性中的功利主義，則讓它被嵌入更大更普遍的社會背景，也因此不難進入，但當然，能否深刻地閱讀、理解，仍取決於讀者的主動感受、積極思考。
隨著情節推進至中段，魏勒與芳西雅在雙人牌局漸次自揭瘡疤，一連串針鋒相對甚至暴走的對話，不禁讓我想到已逝的臺灣心理學家余德慧，花費大量時間積累癌末陪伴的人文臨床經驗，他提出「背立轉向」的觀點，意思是「當一個人病沉到某種程度，他會自然地放棄社會性的勾連，也會開始不在乎他們在世的聲名、地位與角色。......那個地方不再有橫向的勾連，只有一步步地踏向烏有之鄉，那裡真正陪伴著它的主人的只有夢幻與破碎的回憶，它的主人開始放棄人身的束縛，讓心思自由地飛翔，從外邊的人來看，背立轉向者只是昏睡著，或者虛弱地躺在床上呻吟，可是轉化的旅程已經開始，病人背離社會，也背離陪伴他一生的自我現實。」
養老院不是臨終病房，兩者卻都可能是死亡前的最終站。而劇作家顯然對人物心理與社會心理彼此的參差斑駁很有興趣。在這個時候，兩人想要用語言刺戳的對象是否在場？抑或僅是變成另一種再度消磨自我的語言的「休閒活動」？或反過來說，種種的語言休閒活動，到底是對「自我」的遮蔽還是張揚？到底讓人們不孤獨，還是更孤獨？
「自我」也終歸是社會的一面鏡子，牽涉到我們如何將現實中的種種歷練、磨難，生命政治般地，辯證出「人的自然」，從生命史的過程反視社會的構成，而《一缺一》透過養老院的人物繪景，輻射出老人與後代家庭及社會，愈見稀薄的關係，問，人與人的相互理解是可能的嗎？而這裡不僅包括魏勒與芳西雅的相互理解，也希望觀眾藉由對劇中人的理解，進一步在現實中對人抱有更多的接觸與理解。一缺一的算式不一定是二減一，也可能是一減一，那一減一還等於甚麼，留待舞台上見分明吧。
香港話劇團重演《一缺一》的另一個挑戰是演員如何把人物演老。在台灣，我們一向缺少老的演員（但卻有老人劇團的傳統），因為整體環境還不夠成熟，劇場的經濟條件總使得演員到了一定年齡便得跨到影視，否則祇能淡出。相對來說，話劇團的支持體系比較有條件發展這一個環節，這也是一種重要的社會責任與文化反饋，當然，也是演員的挑戰。
柯培恩出生於1938年，整個30年代正是美國經濟大蕭條時期，前一個十年的經濟高峰換來享樂主義的普及，卻也預舖了軍國主義即將席捲全球的道路。隔年第二次世界大戰點燃烽火，而後美國投入戰火，自此之後，信奉自由市場經濟至上的美國單邊主義盛行不絕。《一缺一》也是個預言，因為原作《The Gin Game》於1976年完成後沒幾年，列根（雷根）就任總統，與英國戴卓爾（柴契爾）夫人聲息相通，大力推行現在我們都知道的新自由主義；市場極大，國家失控，流離與無家成為日常，新保守主義復辟。強人高喊全球化，卻拒絕難民入境，強國疾呼打破國家與地域界線，追求合作的可能，卻用經濟與文化偽裝政治，介入小國小城，以細嚼慢嚥的斯文姿態，隱蔽蠶食鯨吞的口腹之慾。更別說，以簡單的舞台場景與少量的演員做為劇本的基本規格，其實也反映了美國戲劇產業的縮影，一切必須首先計算節節高升的市場成本，開源節流。因此，於內於外，戲劇何嘗與資本主義無關？
以致，made in America的《一缺一》，換句話說也正是對亞美利堅的實用主義，最好的自我詰問。讓我們從劇中人的交往與對話，讀到功利社會的異化作用，使人們最終祇能，在一起孤獨。那麼，對香港來說，重演此作的意義又可能是什麼呢？
※刊於香港話劇團《一缺一》場刊 &《劇誌》23期（20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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