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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歳》的情境設定在一個人口爆炸、能源耗竭的未來世界，每個人只有十年壽命，用標準化的規範迫使每個人都要在十年之內完成讀書、結婚、傳宗接代的生命過程，這個專權的國家體系，讓每個人只能服從。忽然間，出現一個活著超過十年的「彌賽亞」（不過始終未於場內現身），他給眾人帶來了「改變」的希望，啟發人民眾重新思索自由的價值。

編導鍾伯淵找到一個很好的切入點反映全球共同面臨的問題，情境跳脫當下的時空而不會陷入其中，運用「彌賽亞」做為承轉的關鍵也賦予文本一層宗教式的救贖意味，還有故事從「不變」到「改變」的明確意旨，這都是《十歳》很好的基礎建材。不過就最終的表現，無論是節奏感的掌握、張力的產生、劇本的邏輯、表演的熟練等面向都沒有到位，徒留遺憾。

相對於人民的一方，這個國家體系的控制力其實含糊不明，譬如十年內要做的事是不是都被規範好的，在前後段就出現不一致的說法，一個說起來是第幾年一定要做甚麼都被固定住，一個陳述自己的人生歷程又不符前者的說法；又例如有人一下說這個國家不讓人民有自己的情緒，但台上又時常出現角色帶著情緒在敘述。這幾個劇本的自相矛盾之處，讓文脈的建構顯得紊亂，此外導演也運用了不少儀式性的肢體，且用讓演員戴上面具的方式強化這種儀式性，但演員的表演還不夠駕馭這樣的形式，結果變得像是用面具和動作編排設計去遮掩演員身體的不足，反而自曝了表演未見成熟的缺失。

最近無論是台北藝術節術總監耿一偉在國藝會舉辦的〈2011藝文風向球－－年度補助觀察座談會〉，抑或劇評人謝東寧FACEBOOK上與葉根泉脣槍舌劍黑眼睛跨劇團新作的內容，都提到「近年台灣劇場與社會脫節」的觀點。對於這一點我的看法恰恰相反。這幾年創作者透過劇場表述社會議題的例子其實不少，方意如的《樂生》、林人中策展的《漢字寓言》、陳彥斌的《湯英伸，外國槍砲打台灣》、林胤瑋的《我的那一聲再見》等；甚至有些劇團一開始的創作傾向就關注社會現象，譬如扣除老字號的台灣海筆子、差事劇團、身體氣象館，尚有黃蝶南天舞踏團、再拒劇團、再現劇團、三缺一劇團、嘿咻綜藝團、禾劇場、曉劇場等，而且大部分都是七年級生挑大樑，只是現在成立的劇團和演出作品數量太多，整體上被稀釋掉了。

拉遠來看，這幾年文學、美術、電影等領域的創作者，同樣有愈趨貼近社會議題、現象的表現，用創作反駁「肚臍眼（文學）」、「頓挫（美術）」等說法，因此這是個整體文化環境的改變，劇場也沒有自外於這個轉變。因此，重點不是「有沒有」，而是如何通過劇場的範式縫接社會的議題、現象，劇場裡面不會有翻天覆地的革命，而是如何建構一個有思想傳遞效度的時空，讓觀眾甘願投入情感、記憶與想像，並且從中萌生走出劇場以後的介入現實的行動力，最主要的，還是需要先回返文本的操演。

場次：2011‧11‧25‧2100

團體：曉劇場（台北）

地點：騰得會多個劇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