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1月20日晚上，經由一群阿美族青年的奔走串連，花蓮豐濱鄉的大港口舉辦了一場「Pangcah土地百年戰役」音樂會（Pangcah，邦查，阿美族「人」的自稱），這不僅是一場音樂會，更是一場阿美族人為土地、為家園發出怒吼的結盟大會。百年戰役，前可回溯1877年清朝時期那場從此讓阿美族被迫離家，流散四處的大港口事件；處於當下，更有被迫拆遷的三鶯部落，美麗灣渡假村在台東杉原海岸的BOT開發案，港口部落項鍊工作室的強制徵收事件等，皆是這場音樂會富含的象徵意義。

而就在音樂會的五天前，內政部公佈第一波社會住宅選址，企圖提供弱勢者有能力承租的居所。稍微拉遠一點，音樂會和社會住宅，暗地裡都指向同一件事。就像台大城鄉所助理教授黃麗玲＜台灣都市政策的自由化與國家化＞所說，「住宅問題的核心是土地問題」（詳見「社會住宅推動聯盟」網站）。土地，就是兵家必爭之地。沒有土地，怎有住宅？

土地、住，原本都是再基本不過的生活單元，但綜觀音樂會及其連帶的訴求，乃是抗議國家統治暴力，以及還原土地與原住民的關係；返看社會住宅政策，則充斥隱瞞當代社會「地產霸權」的資本性格。在以都市為國家基本單位的發展狀況下，都市做為經濟繁榮的象徵，往往成為境內其他市鎮民眾的夢想國度，一波又一波的人潮擠入，土地面積維持不變。這為企業帶來了開發的利基，人潮的湧入導致房價的上升，土地不再屬於自然，人人可親，而是必須用上一輩子努力工作才能掙得分寸容身之地。這景象猶如潘慧嫻在其著作《地產霸權》引述美國經濟學家Henry George的話語：「由於我們不能『生產』更多土地，獨家擁有土地，就成了壟斷的首要條件：造成市場門檻」。

從這角度回觀，無論「Pangcah百年戰役音樂會」抑或社會住宅政策，我們要對抗的不只是國家暴力，準確點說，應該是政商勾連的國家暴力，青年經濟學家Noreena Hertz的《當企業購併國家：全球資本主義與民主之死》便準確揭示了箇中難以公開的陽謀。她指出：「在全球前100大經濟體中，51個是企業，只有49個是國家」，企業正在「悄悄奪權」。

Noreena Hertz：

從前政府為實際領土而戰，現在他們為市占而戰。他們認為政府的首要工作是確保經濟能夠繁榮，同時整體環境可吸引企業前來。國家所扮演的角色普遍已轉變為以最低價格提供企業所需的公共財及基礎建設，並保護全球的自由貿易制度。（頁28）

開發的霸權，意味著一種「政府強制徵收－財團投入開發－民眾加倍買單」的資本邏輯，政府看起來是弱化了自身的權力，但轉移的過程卻反而增強治理的霸權，因為在政府的官僚系統與企業彈性的經濟調度的相乘之下，民眾所感受到的壓迫感其實更加無所不在，而且始終被排除在這開發體系的生產端，只能跪於消費端任人宰割。逐漸邊緣化的環評在經濟V.S環境的媒體操作下，幾乎徒剩形式。

一種恐怖的後果是，這種開發的霸權，徹底分離了人與土地的原來的情感結構，連人類最最基本的「家」的架構都被狠狠威脅甚至拆滅，而間離人與土地的，正是原本應該維繫這層關係的「國家」。

因此，我們需要注意為何有一群人組成「東部一群人聯盟」對《東部發展條例》抱以質疑，這份進入二讀前協商階段，隨時都有可能在立法院密室協商的法案，按4月9日東華大學環境學院主辦的「東部區域（花東地區）發展條例研討會」現場狀況，其中幾條土地釋出條款，均有鼓勵大量建設投資而搭配的地方自決快速審議之程序，甚至可不受「土地法第二十五條、國有財產法第二十八條或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限制。

土地法第二十五條：省、市、縣政府對於其所管公有土地，非經該管區內民意機關同意，並經行政院核准不得處分或設定負擔，或為超過十年期間之租賃。

國有財產法第二十八條：主管機關或管理機關對於公用財產不得為任何處分或擅為收益。但其收益不違背其事業目的或原定用途者，不在此限。 

這是一道為了開發連監督都省卻的法案，這是一道使開發的霸權得以無限制擴張的魔鬼條款。原來法令可以配合財團開發到這種程度，卻對民眾的要求動輒以「依法行政」的爛理由虛應了事。

這些鳥事勾起我的若干回憶，譬如我曾經親耳聽著一個以買賣房子、土地為業的人，在我面前大言不慚地說他如何透過與朋友合資，然後幾乎不花任何成本賺進鈔票的炒房術（我很後悔，當時沒有勇氣回應）。我又深深記得，日前當央行祭出打房策略，有建商竟然說出「打投機，不要打投資」這種混淆視聽、玩弄文字的鬼話。

然而，世局雖然不使人期待，還是陸續有令人振奮的消息──音樂會當天集合都會區與花東原鄉數個部落的「Pangcah阿美族守護聯盟」宣告成立，以及「社會住宅推動聯盟」持續的討論與觀察，都值得我們一起關注。因為土地、居住的問題，是那麼普世，你我有一天或都難以倖免的問題。《東部發展條例》不是第一個案例，更不會是最後一個，生活在島上的我們，怎麼能說這一切都事不關己？

※刊於《時代評論》第一期（20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