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正在寫歷史】
那麼,台灣的左派可以「定於一」嗎?這個問題我想在這脈絡下,大概有解了。第一,為什麼一定要定於一呢?或者,第二,定於一,可能嗎?再這樣問好了,就算是「定於一」了,我們就能說,社會民主的理念比較容易實現了?反過來說,如果沒有「定於一」,難道社會民主的理念,就出不來了嗎?
我直接說吧!不只是上述說到台灣左派定於一的困難,有其本質上、全球化等的阻礙,更大的阻礙,是台灣這種「權威人格」、「道德論述」,本身就對建立一個社會民主黨在形式上、本質上,就是不搭的。然後,再進一步說,台灣的社會民主,有一個致命的困境:中國。(有空我再好好說好了,這是爭議很大的題目,我先將原本要寫的寫完就好了。)
於是,離開民進黨沒什麼錯,而定於一恐怕很難的情況下,我覺得就發展出一個「多戰線的文化游擊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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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多戰線的文化游擊戰」,或者「多元的左派」。其實,這裡所說的「多元」、「多戰線」,一直是以「定於一」的權威為對象來談的,這也就是為什麼我說我的討論有特殊的脈絡,而不是美國的「多元文化論」。而寫「多元的左派」,一方面想說的是,我猜,「定於一」的左派,在台灣是很困難的,在這樣的猜想下,我便試著想,那麼「多元的左派」又會怎樣?另一方面,「多元的左派」,好吧,就當它是「分裂的左派」的同義字,不過,「多元」與「分裂」不同的是,「多元」是「和而不同」、「彼此尊重」,而「分裂」,是因為認為「統一」是道德上的「正確」,然後統一不成,撕破臉,而傷了元氣。回到上文說的,我覺得,我們的文化裡太重視「定於一」了,但問題又是,這種道德上不相容的「定於一」,又註定是無法「定於一」的。於是,為了先不要因為無法定於一,而鬥得分了神、傷元氣,那麼就乾脆有個「和而不同的」多元的左派。
這是「多元」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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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多元了,就沒有了戰鬥力了嗎?請不要急著認為,「統一」才有戰鬥力,更不要認為,「多元」就等同於「分裂」。這裡的多元,不是依了個人主義、利益團體的「多元主義」,而正好相反的,是試圖進到我們的文化裡,反權威人格的多元。
而也因為這裡的「多元」,是反對「定於一」的權威,所以我並沒有意思將「左派」圖騰化。相反的,我認為各種左派基於他們的立場,可以去說他們的理念,我想做的,正好是想將「左派」世俗化、解魅,攤得每個人都談,都可以去談,不會給某些人獨佔了詮釋權,又去爭正統,再落到權威主義與道德論述。
也許這樣說,正是我們這種「定於一」的文化,才會使得左派無有辦法「定於一」。勉強地要送作堆,只是惹得更多的爭吵,為什麼不就只是「和而不同」,先試著當朋友就好,有一天感情夠好了,再同居,然後結為連理呢?
問一個問題好了,台灣有沒有可能,建立一個「社會民主黨」?當然可能,但請放下要統一「左派」的想法。當然,我知道目前版上沒有人認為要「統一」左派,我要回答的是一種奇怪的權威人格,還有一種權力的燥症。台灣的社會民主黨是有形成的可能,也可以,像方文所說的,去研究公共政策,但,請不要認為,在短期之內,我個社會民主黨會執政,這些公共政策會完全落實。
於是,我這樣說。如果短期之內不會執政、公共政策不會落實,那麼,重要的,就要有長期抗戰的打算。如何長期抗戰,就需要一種以文化為基礎游擊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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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擊戰之所以正當,而且可能有效,有很多原因。這有機會再說,我就先回答方文一直對我所說的「文化」的擔心好了。
文化游擊戰,不是那一群布羅喬亞知識份子喜歡掉書袋,耍品味的「文化批評」。而是相對於主流論述(我一直以右派的新自由主義為對象),而提出一個不同的價值體系,強調的,是種能夠想像其它可能性的「否定的力量」。這不僅要能夠「出入」於台灣當下的主流價值,還要提出一個具有培基(empower)、引人熱情的、貼切的反對視野,具體的公共政策、放心的社會正義觀,當然是重點。要去了解Foucault,但不只是Foucault(我猜方文裡,恐怕是小看了Foucault對主流的「破壞力」),我完全同意方文所說的,要有政治實力,也知道這不是一蹴可及,需要有個起點。但,請不要太過期待特定的,或有一天形成了的「社會民主黨」。形成「政黨」不是起點,不要將某個人、某個事件,認為他們太重要(我只是不要看得太重要,但不是不重要,政治在台灣社會,還是具有領導性的力量),既然社會民主會是場長期抗戰,那麼對社會民主是什麼,也就用一個比較寬廣的視野來理解。也就是說,是要有先鋒隊沒錯,但重要的是爭取文化霸權,重要的是,要佔領除了政黨之外的其它戰略高地。
說得具體一點,我補充ironc的話作結會是適當的:Ironc問到,「我們要如何對這些具體的政治論述與社經政策更有所貢獻呢?」,作技術性的補充:如何有一天讓可能討論出來了,具體的政治論述與社經政策,可以出聲?這個戰略高地在那裡?或更技術點說,這個具體的政治論述與社經政策,不會是突然之間就讓某個天才寫出來的,而是經由怎樣的方式,可以在不斷的辯論中,找到一個適切、貼近台灣社會需要的政策呢?
其實,我們正在寫歷史。
註:方勵之,1935年中國杭州出生。大學時看到這位大哥的這本書,【我們正在寫歷史】,就覺得很感動。其實,這話倒也不是要將一個人,變得嚴肅小心,將自已變成歷史洪潮中的英雄,而就只是很簡單的,將人連上了歷史,總是有種厚重的存在感。
有些時候,我們會去論證到,什麼什麼時刻,是歷史上的重要時刻。其實,漸漸的我倒也覺得還好,冷戰的結束,不是雷根與老戈在冰島上談了限武之後,就突然結束的,而柏林圍牆倒了之前,東西之間的交通早就已經通了。真正的歷史性時刻,沒有那麼多,而且可能大部分是符號性的。不用在特定的人、特定的事,找到特定時間上的「重要性」,這有種「英雄迷思」。但,倒也不用將社會、歷史虛無化,這在社會科學上不正當,就是對人來說,也不見得是好事。
我們需要在歷史裡,在日常生活裡,找意義,自在的,簡單的意義,每個人都在寫一本「個人的歷史」。這是我本來想的原意。不過,在上文裡,寫到【我們正在寫歷史】,一方面是那種將「我們」與「歷史」,這種時、空連起來的群體感,覺得熱力十足,「正在」的現時性,更是讓人覺得有勁。另一方面,我覺得怎樣透過網路,建立一個文化游擊隊,倒是可以想的。好吧,也許文化游擊隊聽起來太過英雄主義,沒文化,那麼就網路Bloomsbury Group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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