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裂」與「多元」的不同】
基本上我同意社會民主，也值得去做。問題一直是，怎麼做。
我不希望將這個戰略問題，用個人的政治判斷問題來解答，回答這問題需要有很多具體的論證與資料。
我先舉個例子，我想也許會有澄清我的論證的效果。其實，類似的例子各位在生活裡不勝枚舉，我想這是我在寫之前文章一直關照的問題。
為什麼舉費孝通「差序格局」的概念?前幾天我在看一篇討論台灣女性主義的問題，裡頭有個部分是有關台北廢公娼的爭議。其中有個人說了句話:「xxx不代表所有女性的觀點。」，我在巴黎好幾次也聽人，不同的人，說:「我本著我的良心做事」、「那個人很沒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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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我在說「文化游擊戰」，或是左派策略時，思考的方式不是很抽象的理論，我想做的(當然應該是沒有做好，才會惹得爭議)，很具體的、日常生活的，當下台灣的情境，來思考台灣左派的可能性。
當下社會民主的出路，最大的阻礙有二個:第一，要不要脫離民進黨，跟民進黨劃清界線; 第二，社運團體或是左派立場的人們，能不能形成一個同盟?我認為，要脫離民進黨。因為依附在民進黨內，左派不只會被消音，而且也等於是替民進黨背書，這會弱化左派的力量。接著，左派在台灣，不會定於一，這沒有關係，不要怕，可以整合很好，不能整合，也不錯。
為什麼會怕離開民進黨?又會怕左派分裂?這有二個因素。第一，我們的文化裡，會以為得要依靠權力大的人，才能行事。所以得借助民進黨，才能有效地出聲。第二，跟民進黨劃清界線，左派不只沒有依靠，而且也很有可能無法統一，那麼沒有人代表左派，左派的聲音還是出不來。
其實我之前的文章，就只是要回答這個問題而已。其它的討論，如各位提到的，還需要更進一步的發展。
依在民進黨下，左派是不會有聲音的。而就是不依在民進黨下，民進黨自已也得有左派的理念。
後冷戰時代裡，有幾個原先很左的政治菁英、政黨，都右轉了。Lula大家知道，南非的曼德拉也是，民進黨，可以理解的，也是。這是結構性的問題，就是歐洲的老左，也會問，「What's Left?」。我們可以不去爭議倒底現在在歐洲的社會民主，倒底怎樣了，重點真的是台灣，這是一個跟歐洲很不一樣的土地，不過我們不能忽略，社會民主正在轉變，Giddens的「第三條路」也好，Bourdieu的「歐洲的社會運動」也好，在思考社會民主、左派是什麼的時候，恐怕得要去注意到的是，這個時代，「左派」的內容在變，很難定於一尊。
我唸了一本法國左派史，作著一開始就說了，從法國歷史的經驗，左派很難去定義，他說了二點有趣的，第一，恐怕只能說，左派是比較有人味的。第二，會去定義左派是什麼的，他的經驗是，通常是右派的。為了不讓自已被定位成右派，我還是別去說什麼是左派的好。不過，剛好也就是這句話，我想可以去討論台灣的日常心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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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x不能代表xxx」，「良心」、「品格」……我直接說，這些顯露了二個現象，還有一個結果。權威人格與道德論述，以及定於一，組成單一政治勢力的困難，而且，從上述對左派的本質、與在全球化下的台灣的時空性來說，這個整合更困難。
我們的文化有一種很強的「剷平主義」的權威人格，也就是:要不大家都一樣，而那個代表的人，就要「大家」都同意。「大家」是誰?其實，這所謂的「大家」，不過就只是說話的人藉了「群體」的正當性，來掩飾所謂「代表大家」的論述裡，「少數決定」藉口而已。一個民主的社會，不會，也不能，有什麼「代表大家」的事。政治不是一定要得到「大家」的同意，才能去做，這是法西斯，或者，是華人文化的特質。
實然上不能代表「大家」，接下來的論述就是「我用良心」，或是「那個人沒格」，這樣的「道德論述」，來取得正當性。我舉一個大家很熟悉的例子好了，前幾天好像太平洋有個小國(可能叫諾魯吧)，將他們在中國的大使館關門了，張旭成說，台灣不要跟這種「機會主義」的國家建立外交關係。說真的，我覺得很好笑。人家關了大使館，有很多可能的原因，沒有人告訴我們，他們又要跟我們建交了。而更好笑的是，做外交的人，竟然會去批評別的國家「機會主義」，也就是說，做外交的人，竟然跟人講「情義」。我說得清楚一些好了，張的邏輯有個預設，諾魯(就當是這個國家好了)關了大使館，台灣就有機會，因為台灣與中國要去爭外交，而爭外交的方式，是「情義」外交，不容機會主義，當然，如果又去談到錢，就是金錢外交了。
外交本來就是金錢，本來就是現實的，而台灣的外交，也應該逐漸發展自在的主體，而不應還在跟中國競爭，在以中國為他者的情況下，來建立台灣的自我。而且，這個競爭，不能，也不必是「道德」論述。這是外交的常識，但很可惜，連張旭成好像都不懂。如果政治的常識，是力量之間的對比，那麼，就不要動不動拉上道德(如果要說「道德」，請了解，這也是一種論述的力量，是要建立霸權，而不是符號)，用「良心」與「品格」來論證政治生活，說實在的，只是證明這些人對現代生活不能適應而已。
很可惜的，我得說，台灣的政治文化，還不是很「現代」。為什麼會有「權威人格」與「道德論述」的現象，很簡單，這是一種父權放大的社會組織模式，也就是差序格局。政治是社會的上層，政治菁英負有「照顧」人民的責任，要「做之君、做之師、做之父」。於是，政治，既然在社會的頂端，就要「代表全社會」，而這個社會，又是「家族的放大」，那麼政治菁英就要用「道德領政」:「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政治的辯論，就不是社會現實，而是符號的道德。在這樣的脈絡下，道德很重要，做的人要憑良心，不能沒有品。權威是依在道德上的，被質疑了道德，會很丟臉，沒品，權威盡失。
好吧，在這樣的脈絡下，我可能有點悲觀地說，台灣人的政治，還是「山頭政治」，每個人都想當頭。合作，很難。
註:畫中人物是伍爾芙，Virginia Woolf (1882-1941)。畫作名字是【姐妹優先:Sisters First】，是Bloomsbury Group成員中的 Vanessa Bell與伍爾芙自已畫的。伍爾芙，英國著名小說家，女性主義者經常會提到這位世紀之初的才女對女性意識的啟蒙。不過，就是想要爭出男性霸權，女性主義內部也有許多的派系，台灣現下女性主義的論戰，不就常被冠上「姐妹鬩牆」嗎?
問題是，這是我一直想問的，為什麼要統一呢?女性主義也不是鐵板一塊，沒有必要用一種「家庭」的倫理觀，就要維持一種奇怪的「和諧」，不同女性主義之間的論戰，就變成是「鬩牆」了。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合作」、「同盟」，有很多種形式，但不必為了什麼「倫理價值」，為了「合作而得和諧」。伍爾芙在二十世紀之初的英國，也加入了當時非常有名的Bloomsbury Group，那裡有畫家，有史學家，有心理學家，有經濟學家(也就是凱因斯)，他們都有種當代社會民主的雛形，而聚會，形成團體，都是那麼地自然，而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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