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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字慾到文字獄】

上一篇寫【文字慾】，基本上可以說是篇以語言為核心地討論哲學人類學。語言的出現，與其說是作為一種溝通的技術性工具，不如說是一種源自於人與世界之間的距離感，為了解消這種懸浮的不安，於是語言就成為具體化社會秩序的一種藝術形式。

於是，語言不只是在溝通之前，已先存在了某種「社會秩序」的先在，就好像在這裡寫下來的文字，如果用口語說出來，不會將「口語」二個字，當作「文字」，這本身也就代表了語言的「意符」本身，本身已經有個穩定的「意指」了，而這個「穩定的意指」，也就是「某種社會秩序」的先在。語言的的溝通，不只代表了這種「先在」的存在，同時，也就語言的使用之際，有意無意的在創造一種新的「社會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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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源自於社會，但一方面因為「社會」太抽象，是以在這從「抽象社會」到「具體語言」的過程中，必然會有種「選擇」; 而另一方面，則是因為語言自身的語法規則的相對穩定性。於是，語言不是對社會的簡單反應，而是有種「權力關係的選擇」，語言也不像社會那麼的不穩定與浮動，而會凝結於「語法的秩序」中。語言取得了個為社會所建構，卻又回頭建構社會的主動性。

而人，作為社會關係的存有，雖然確有「忘言」而「直觀」地了解世界的可能性，但語言終究在人的認識裡，扮演了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是「人使用語言」，還是「語言使用人」，在這樣的脈絡下，也就愈來愈清楚了。當然，或許將「人」與「語言」之間的關係，這樣簡單的二分，去說誰使用誰，在研究上並不是那麼適當，重要的也許是進一步去界定，這裡所說的「人」，指的又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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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語言與社會實體(social reality)，是了解這個世界實象的三位一體。彼此之間互為鑲嵌，但又各自獨立。獨立而不孤立，而語言在三者之中，則扮演了個「主動、活潑的中介建構者」的位置。因為語言不只是人的制度性存有，同時也是建構知識的社會要素。

在強調語言對人與社會關係中的支配性的同時，我也要強調不僅是「社會關係」有逸出語言支配的範疇，而且人對語言，也有各種反抗方式。不過，這種反抗，並不能用個體主義的分析方式，二分地去看支配與反抗，競爭與合作，這是因為人/語言/社會關係是三位一體的關係，區分成三者，是概念層次上的不同，但在實然面上，卻彼此共有。

反抗之所以可能，在於支配的秩序已然先在。這種先在，不在於外在的對立，而在於意識到自身的即在。

詩作為一種最講究音律之美的文體，卻也同時是最具顛覆性的文字。

年輕人的歪話，從不是源自於意義的真空，而是對主流語言的反抗。

而社會中最熟悉語言的知識份子，也正是歷史中各政權戒慎恐懼的革命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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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本質上是個浮士德。源自於人意識到自已的存在與流浪在社會的孤獨，語言的出現，是為了安在自身的慾望。在這脈絡下，為了種秩序與安全，他先對現下的秩序，出賣了他的靈魂。但卻也同樣的出於自已的存在，與對抗現下社會秩序中的壓抑，語言向這世界，展現它的權力。而這也就是浮士德與梅菲斯特之間糾纏不清的討價還價。

人，因為語言的慾望，而必須自囚於語言的牢獄之中，也因為語言的牢獄，他才能因此而從鐵窗的隙縫間，能看到自由。







註: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他的【浮士德】是以詩的文體寫就的，不只是德國文學的登峰之作，當是西方文明的瑰寶，也毫不為過。人存在的意義與價值，歌德透過浮士德與梅菲斯特的關係裡，表達得淋離盡致，也驚心動魄。

其實原本寫【從文字慾到文字獄】，其實並沒有要寫到這裡。一開始想寫的，就是具體的文字獄，從文學慾與秩序之間的關係開始，寫不同的人，對於秩序不同的執著，於是有衝突，就有文字獄的出現。如果是這樣寫的話，那是會連上歷史社會學，不過，寫著寫著，就陷在「語言(文字)」的形上學討論裡。

就好像，這裡文章要寫的一樣，語言有不屬於作者自身的能動性。而原本想寫的東西，當開始寫下時，這些語言，就在我所能控制的範圍之外了。被這些語言帶著走，也許這也是另一種形式的「文字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