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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05-27 21:19:36| 人氣118| 回應0 | 上一篇 | 下一篇

【惡的意義】看SARS隨想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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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來SARS疫情已經穩定下來了,幾位重要相關人,也受到檢方傳喚,開始釐清責任的問題。

什麼是責任?這有二個前題,第一,行為者是有(不)行動的自由的; 第二,這個自由的(不)行動,行為者清楚地知道有「罪」的。於是,在有行動的自由,而也知道所(不)做的事是錯的,但卻還是(不)做,那麼就有責任。

界定「責任」,基本上有二個目的,一個是法學上找出應該負責的人是誰,課以罰則; 另一個是社會科學,找出是在那個關卡上,或者,那個社會機制裡,人的因素比結構面的影響力大,於是政策的作為,就可以往那個關節上下手,效果比較大。

不過,這一篇文章的重點,並不在這二個層面上,而只是要藉由這二個面向上的討論,指出「惡的意義」,及相應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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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康文、林榮男,或邱淑媞有沒有「責任」,其實就法學上來說很簡單,也就是:「就他們的職位上,有什麼應該做,卻沒有做到的事?」

這裡所謂應該做的,通常有二個面向:第一,法制上所列舉的業務,這也就是清楚的責任區; 二,政治上的判斷,這就是「概括承受」,這三位都是單位主管,除了經常法制責任區的最後,會有個「其它」之外,實際上整個單位的成敗,均由主官承擔,而這個承擔,就是政治上的責任。

法制上的責任,該做而沒有做好的,就由法律來解決,政治上的責任,做不好,要不就自已下台,而最終的決定,就由權力的決定者來解決。市長做不好,由市民的選票來決定,局長做不好,就由市長來決定。

就是這樣的一個「依法而治」、「權責相符」的社會,建立了民主體制的基本架構。

這樣的推論,我想一點也不抽象,一點也不困難。不過,一旦將這一套邏輯應用到社會科學,就會發現當下社會科學的研究法,卻經常犯了一些就日常生活裡,已經清楚可以理解的原則,卻一犯再犯而不自知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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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的民主,實際上是根基於二個原則,其一,個人自主原則; 其二,政治上的懷疑論。

簡單地說,當代民主體制,基本上是奠基於對於王權、教權的懷疑,於是,在「政府是必要的惡」的認知下,設計了制度性的,社會對於國家權力運作的監督性機制,也就是「民主制度」。

對權力的懷疑,對國家的不信任,是當代民主體制的深層價值。不過,在對國家不信任的同時,這民主價值,卻是對「個人」信心滿滿。個人不僅有能力可以對抗國家的權力,而且,還有能力判斷什麼對他/她來說是好的,而那些又是不好的。於是,一旦國家受到監督了,個人就可以用力地追求自身所認定的「善」,而社會也就可以在各個成員追求其自身利益極大的情況下,創造整體社會福利的最大。

這一套邏輯,可以說就是「蘇格蘭學派」的價值觀,而就政治經濟學,或者說,國家與社會,或國家與市場之間的關係,最後也就由寫作【國富論】的亞當斯密集其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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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這篇文章的重點,並不是討論政治經濟學,或是政經哲學,而還是方法論。

前天寫到【李約瑟難題】:「為甚麼近代科學只在歐洲,而沒有在中國文明(或印度文明)中產生?」,我寫到這樣的問題是「有問題的」,然後在註裡簡單地提了一下我的看法,也許說得不是很清楚,就在這篇文章談個夠好了。

「為什麼Toyota的跑車,沒有像太空梭一樣,飛出大氣層?」可能會有很多人覺得這樣的問題很荒謬,不過,實際上【李約瑟難題】,跟這個問題是一樣的模式。

一樣的,是因為重點都不是中國文明,不是Toyota,我們可以將「中國」換成任何一個除了西方文明之外的文化圈,就如同我們可以將Toyota換成任何一家汽車公司一樣。

即使,可能會有人認為,汽車跟太空梭屬於不同運輸工具啊!是的,重點就在於,「不同」指的是什麼不同。我們同樣也可以認為,汽車與太空梭是「相同」的,因為它們都採用了引擎,這裡相同的意思,就好像我們在討論,西方文明(太空梭)與非西方文明(汽車)時,將二個文明的引擎,也就是「科技發展」,拿出來類比一樣。

我們不能說,西方文明,與非西方文明,討論的都是文明,於是,在這樣「同樣」指的都是「文明」的狀況下,就可以一體適用地討論不同文化圈裡的「科技發展」。就好像,不能說太空梭與汽中都是「交通工具」,所以就可以在「同樣」指的都是「交通工具」的狀況下,討論「引擎」。

而且,問題更大的是,我們以為Toyota汽車不能穿過大氣層的原因,是Toyota的問題,於是將研究的對象放在Toyota身上。事實上,Toyota汽車本來就沒有想到要飛上天際,或者更精確地說,所有的汽車,Honda, Lotus, Alfa Romeo……都沒有想過要衝上藍天。

同樣的,各個文明中,原有的科技,都沒有想到要變成現代這個模樣。因此,我們可以很正當地回答,中國科技為什麼沒有像西方一樣地發展,就像是問為什麼Toyota的汽車沒有像太空梭一樣地沖上雲霄一樣,重點不是中國文明(Toyota汽車),中國文明與其它文明都一樣(Toyota汽車與其它廠牌的汽車一樣),都沒有想到有一天科技會如此的發展。重點不是中國文明,就像不是Toyota汽車,而是西方文明,而是太空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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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明有怎樣的特質,造成了當代科技,有這樣的面貌?」我覺得這才是正當、有效的問題。當然,這樣的問題,並不是去否定將西方文明拿了出來與非西方文明比較的正當性,否定比較研究的不適當。事實上,正是比較研究,可以讓我們最方便地掌握到問題所在。前文中提了許多比較的方法論問題,重點並不是比較不可行、不可能,而是,比較的重點錯了。重點不應該是中國,而是西方,研究中國,與研究Toyota汽車一樣,研究了半天,答案出了來,說了很多Toyota汽車的問題,然後我們可以再另外將中國換成印度,就像是將Toyota汽車換成福特一樣。這樣的研究,可以一直換不同的文明,就像是一直換不同牌子的汽車一樣,研究做不完就算了,可能找不到最核心的答案。

一個適當的研究是,第一步,先找對研究的對象是誰。韋伯研究資本主義,他也同樣問到了,為什麼亞洲沒有資本主義的形成,不過,這樣的問題意識,是對應於他知道,資本主義是西方特殊歷史情境下的產物,研究的對象是西方的特質,於是在這樣的價值關連下,一方面寫作【基督新教與資本主義精神】及【經濟與社會】,來研究西方的特質; 另一方面,也寫了諸如【中國的宗教】這樣比較研究的論著,試圖在對照不同的價值體系下,找出「西方的特質」。

因此,我們可以同樣的說,文明,是一組複雜的社會體制、價值規範的組合,就像是太空梭與汽車一樣,其內部的機件關係、功能,自然就會顯現出不同的「運動方式」。文明,沒有像當代的資本主義或科技發展,才是正常的,就像汽車不會飛,也才是正常的一樣。然而,當有一天,我們看到汽車會飛了,我們就要問的是,為什麼這輛汽車會飛?是因為哈利波特,還是這輛車只是汽車的外殼,而實際上,它的內部機件結構,根本就是太空梭。同樣的,當有一天,資本主義、科技發展,在某個文明中出現了,那我們要問的,不是其它文明為什麼不能出現,而是,這個文明的內部結構,出現了什麼大轉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李約瑟難題】,其實是問錯了問題。胡適先生說了句話:「大膽假設、小心求證」,這樣的研究方法,可以說是非常粗糙的實證主義哲學,假設不能大膽,或至少不是亂想想問,而是源自於嚴謹的理論及綿密的默會致知(tacit knowledge: Michael Polan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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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謹的理論、默會致知,與民主價值,及其與責任之間的關係是什麼?而又與【惡的意義】及研究方法上的關係為何?





註:圖是Michael Polanyi(1891-1976),匈牙利物理學家、哲學家,他也就是我之前提到Karl Polanyi的弟弟。兄弟倆的政治立場或有不同,但他們對自由的堅持,卻是一樣的。但,也正由於採取的研究方法不同,對「自由」不同的理解,也就有不同的「責任」觀。

Michael Polanyi寫了好幾本哲學上的名著【默會層次: The Tacit Deminsion】,【個人知識: Personal Knowledge】,【意義:Meanning】,均值得一讀再讀。

台長: 寄居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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