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制度】
當Theda Skocpol，延著反現代化理論的系絡，提出了「回到國家」之後，國際關係的研究，也有「回到制度」的發展，也就是由Robert Keohane舉櫫的「國際典則理論(international regime theory)」。在這裡，要特別注意的是，「國際典則」是事實，就像「現代化」一樣，也是歷史發展的產物，但「國際典則理論」，則是與「現代化理論」一樣，是為了要解釋現象，所發展出來的理論。現象是現象，我們有許多理論解釋現象，但理論就是理論，只是其中一個解釋現象的理論。正如同「自由主義」並不能獨佔對「自由」的討論一樣，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宣言】最後一句話也就說了:「世界的勞工團結起來，除了腳上的鐐銬之外，你們沒有什麼好損失的。」
當然，解下了鐐銬，是走向自由大道，還是奴役之路，還另有一番爭議，不過至少對馬克思而言，自由確實是共產主義的核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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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八十年代來臨之際，國際社會的核心議題，就逐漸轉向經濟課題了。
八十年代之後的國際社會，凱因斯主義已經退位，國際社會的主要國家領導人，則都已改口說:「我們都是貨幣主義者。」美國的雷根主義，英國的柴契爾主義，這一支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除了在國內強調「money matters!」，市場決定之外，也透過GATT打開第三世界國家的市場，經由IMF與世界銀行，以「結構調整政策」，改造外債危機下的第三世界國家，要求其變成一個「市場優先」的國內經濟體制。於是，從國內到國外，再從國外到國內，在新自由主義的大櫫下，已然出現一個更自由的全球市場了。
中心國家與邊陲國家繼續「互賴」，資金、人才、貨物，依著市場邏輯，進行最適規模的分配，然後各國政府為了市場機制的維持，引吸外資，也就要維持最適規模的稅務制度---這也就是貨幣主義中所推出來的「列佛曲線」:稅課得愈重，廠商要不出走，就是關門不幹了，所以稅收也就愈低。因應這個在餐巾紙上建立出來的理論，雷根也說了句名言:「馬兒吃飽了，麻雀才有得吃。」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帶著十足十的資產階級口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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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看到一篇由經濟學者吳惠林所寫的序言，忘了是什麼書了。吳寫到:全球化帶了來更大的自由，也成就了人更高的尊嚴。這位像是只會不斷重覆「市場」的學者，他對經濟現象的解釋，跟隻的學舌鸚鵡一樣精彩。而他所認為人所享有的尊嚴，則是縴著腳銬，不斷重複「我要工作，我要工作」的自由。
事實上，正是這種新自由主義下的自由市場，正不斷地限縮了我們的自由。「我們」所說的，是台灣，是政府的政策，是勞工，甚至是中小企業。在由中心國家所強制下的市場優先的價值下，國家實際上沒有多大的政策空間，廠商在嚴竣的國際市場中，必須在會計上計較得更嚴密，當許多廠商喊了:「不出走，就倒閉」的情況下，台灣的勞工就只能:「你出走，我倒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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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情況下，國際關係理論就在80年代提出了「國際典則理論」，如同Keohane書的標題一樣，這理論是討論:「霸權之後: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合作與失序(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1984)」。轉譯成白話文，也就是:「美國霸權出走了後，那麼國際秩序也就要跟著倒閉。所以，如果用『互賴』，跟各位好言相勸，你們還不了我的話，硬是要跟我計較那麼多，那麼，我們就走著瞧。」
國際典則理論，討論的是美國霸權消失了之後，國際典則將會成為維持國際秩序的要角。Keohane從「有限理性」、「交易成本」、「理性選擇」，及功能論等的角度切入，解釋國際典則的效有性與重要性，論述「國際典則」如何重要，它的維持，也就是國際秩序的維持。只是，國際典則實際上也就是二戰之後，由美國所精心打造的，80年代之後的國際典則，還不只存在著有利於美國的規範，而且還有新自由主義的價值在裡頭。在這樣的脈絡下，美國簡直就是帶著白手套，透過國際典則，繼續支配國際秩序。
「我們已經沒有什麼好損失的了」。我猜賓拉登是用這句話，告訴那些衝往世界貿易中心的聖戰士們。
註:附圖是Robert Keohane。從他穿的衣服，我的判斷是他已經被徵召，正往波灣前進中。他應該會依著他的理論，以美國大兵當後盾，跟海珊先生說:「海大富，我想你不會瞎了眼，以致於沒看到我們美軍弟兄們因為美國景氣不好，所以都來中東找工作吧!!有關石油的問題，你老賺的也夠多了，就分一些我們賺吧。至於如何攤分，我們依著老規矩也就是了。」至於什麼是老規矩，白宮正在草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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