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青蛙王子的故事，只是個隱喻，方便我們在理解比較研究的方法論上操作時，一種依賴於「形式制度改革」的「英雄幻想(l'illusion heroique)」，也就是說，認為這種形式的制度改革，可以像小公主的吻一樣，讓王子脫離魔法，現出英俊的本身，之後再讓公主與王子過著幸福美滿的生活。制度根深蒂固地紮在社會關係之中，要拔開不容易，就像要種下去生根茁壯也不是件簡單的事一樣。
比較要有脈絡，制度是相應於其環境的有機體。不過，這並不代表了比較是不可能的，只是如何參照它的社會脈絡，對制度做有效的、出入其間的理解，將是研究過程中重要的面向。至於有了一個參考的制度，總統制、內閣制，或第五共和制，而想要在這幾個制度之間，改幾個條文，就讓台灣變得像先進民主國家一樣，那就想太多了。
不過，正如同這幾個憲政制度之間作比較，是有點危險，得要小心翼翼地處理，對於理解「青蛙王子」的故事，在比較研究中的適用之意義，同樣的也要不可以過度誇張這個童話故事在學院研究中的重要性。比較仍是可能的，但要用對方法與程序，並對比較研究的功能與侷限，有一個適當的了解與掌握。
怎樣是一個適當的理解與掌握?七言絕句與十四行詩如何比較?格林童話又與二十四孝的故事之間怎麼比較?或先放下這些問題，這幾天剛好發生了些事，讓我對這個問題有了些較具像的想法。
那是一個歷史系的學生，跟我說了句話:「所有的歷史都是現代史（All history is contemporary）; Benedetto Croce」。個人特別欣賞這種坦蕩蕩的直率，相對於那些自以為是，矯柔造作，虛偽中立的客觀史學來說，承認人作為歷史研究中的承軸位置，才是一個作研究的起點。我欣賞 H. G. Gardamer 所說的「視界的融合(la fusion des horizons)」，或是E. H. Carr 所說的，歷史是現在與過去不斷的對話。
「現在」是什麼?掉個書袋這樣說好了，「現在」，就是 Martin Heidergger 所說的「此在( Dasein)」，它所代表的，就是每個研究者的存在樣態:他/她的困思、野心、慾望，及許多可以說出來、說不出來、意識到了，及沒有意識到了的存有形式。歷史中，或者就是當下的社會形式，有無限多種的素材，人不只是只能有限地面對這些素材，選擇其中認為重要的，更重要的是，這些選擇本身，是經由人特定的立場與視野，而賦予了意義，並以觀察者不同的角度，來剪裁這些意義，形成一個有系統的解釋體系。
素材沒有意義，歷史也安靜地自在，是人給予它意義與秩序，所以馬克斯與韋伯，對資本主義的理解不同，而涂爾幹與佛洛依德對自殺的看法也不一樣。
人，才是研究過程中的核心。我們想看到什麼，決定了我們看了什麼。不要有陷進客觀主義的迷思，「價值中立」在韋伯的討論裡，不是「價值漂白」，而是一種參考了「價值關照」的倫理:什麼是我們關心的?而面對這樣的「關心」，如何現實地、具體的透過歷史、社會的理解，進一步行動，是研究者的學術倫理。
相反的另一個事情是，一個朋友請我看一篇有關國際介入社會危機的研究計劃。剛好對這樣的題目了解一些，在英國的他列了二十種危機的定義……這像是從Google上，很用功的抄下來了所有有關「危機」的討論，說實在的，基本上是沒有意義的，不過只是剪刀漿糊的工作而已。具體來說，危機的定義非常的多元，從夫妻吵架到社會革命，從核武衝突到氣候變遷，都可以與「危機」拉上關係，但我們不能也不必在一篇論文上，將所有的危機都討論上，要問的問題是「國際介入」的重點是什麼?工具有那些?正當性又在那?但這幾個問題還是很大，我們還要再進一步地精確化、縮小研究的範圍，問我們自已，關心的是什麼?然後，再進一步建立因果關係，也許題目就會變成，「全球化過程中的勞工運動形式所引起的社會衝突議題上，國際勞工組織有關勞動準則規範的變遷」，或者「後冷戰時期非洲跨國界的種族武力衝突中，非政府組織的調停功能」……
比較是可能的，但得先問的是:要比什麼?以什麼基礎來比較?參考的視界是什麼?或者再誠實一些問:研究者關心的是什麼?
二十四孝的故事與格林童話如何比較?我們有很多可能的角度，比較這些故事是如何被界定出來的，是那二十四孝?又是那些童話?這些文本確定的過程。比較政治社群的價值在這些故事上的影響，比較社群對於兒童的期待，比較故事內容裡，對於「家庭」的想像、比較戰爭對童話內容的影響、比較童話中的主角們的經濟地位………
找到一個參考點，才能看得到比較對象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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