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園裡找到了張長椅,也有陽光,我們就坐了下來,這是我們最喜歡的姿勢:陽光下,長椅,我看我的書,她讀她的文章。
「你在看什麼書?」她很少好奇我唸的書,這樣問倒是讓我有些意外。
「【L'ignorance】,米蘭昆德拉的新書。」翻到了封面,給了她看過後,我繼續說:「故事說的是68年的布拉格之春流亡的一男一女,他們各自在89年的共產政權垮台,不流血革命之後,回到布拉格的事。」
「主題是記憶、鄉愁與現實之間對比的問題。」「原本覺得自已像是奧迪賽裡的尤里西斯回到了綺色佳,可是這英雄的、偉大的回歸,在現實裡,卻好像不是那麼一回事。」
「記憶與現實的衝撞,是故事裡呈現悲劇的方式,『無知』的意思有二種,一個是像故事中女主角的法國友人Sylvie,她不曾流亡,不懂思鄉的情緒,永遠都不用也不會知道這種衝撞 ; 另一種是二個主角Irina 與Josef所表現出來,對於回歸故土的錯誤期待,這也是種無知。」
我一口氣將故事說完了,自覺得一下被這樣問了,沒先想過,倒也可以說得清楚故事的主題,說不定她會有興趣想看一下。
「你怎麼老是看這種書,日子好好過不就好了,硬是要看這麼沉重的書。我跟你說,生活沒有那麼抽象,就是看完了電影,找到公園坐下了曬太陽,時間差不多了,回家煮飯吃,想吃什麼也不用先想,到了超市看了再說,飯做好了,收拾餐盤,說不定再喝個咖啡,也許有點心,累了就睡覺。你那種【悲劇理論】是自找苦吃,就是種大腦肥大症。」
她也是一口氣說完,就像她會問我唸什麼書,讓我驚訝一樣,狠狠地這樣修理,還說我「大腦肥大症」。一下子受了強大的衝撞,不只是因為她沒考慮到她嘴下的文藝青年,有個幼小而脆弱的心靈,同時也是發現過去以為她對文學、對哲學不懂,這完全是「無知」。我根本就懷疑,她早就知道我在看什麼,而且早就準備好了,要對閒閒沒事,就愛掉書袋的我,痛下殺手。
「你老是在說什麼世界的存有是流變啦!」她繼續地說,看來不只是有備而來的,而且還拉上存有的層次上,這可像是要整個都要一起否定了的樣子,動作非常地大。
「什麼是『流變』?前腳放進河裡,後腳再放進去,河已經不是河,腳也不是腳。Heraclitus講完了這些話,如果沒有頭暈目眩,那也一定早晚精神分裂,還說什麼『戰爭為萬有之父』、『沒有錯誤,將不會知道正確是什麼』……這真是唯恐天下不亂。」
「這世界沒有絕對的事嗎?」說完了話,就往我小臂捏下去。「會不會痛?」她問。力道真的有點大。我還沒說,她就回答了:「絕對不會痛對不對,我都嘛知道你會說什麼,百分之百,萬無一失。我不會錯吧!!」
「是的,不會,妳絕對不會錯。」咬著嘴唇,有點辛苦地回答。只是我所說的「不會」,是說她絕對「不會」錯,而不是說我「不會」痛。然而,卻也就在一邊證明了她永遠是對的同時,我也發現了Heraclitus也是對的:時間不一樣,不只是「腳」不一樣,「河水」不一樣,就是「不會」的意義也不一樣。
我突然小心了起來,明明她批評的是Heraclitus,她是對的。為什麼她是對的的同時,卻也證明了Heraclitus也是對的?
「一定是那裡不對了……」陽光下,我們享受著安靜的下午,靠在她身邊,這對我來說,是種「絕對」,在這裡,對與不對之間,已經沒有了距離。
註:Milan Kundera,(1929~)捷克裔作家,認識這位作家,跟大家一樣,也是從他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開始的,之後他的作品,就不斷地出譯在中文書市上,除了【不朽】、【緩慢】、【笑忘書】、【生活在他鄉】等小說之外,【被背叛的遺囑】與【小說的藝術】則是他的文學理論。
昆德拉被認為是「存在主義的文學家」,他的小說經常以一種帶了種議論的性格,書寫他的哲學與政治批判。就這樣說吧,他的小說,寫性、愛、記憶等等激情的題目,但他的筆調總是那麼地清醒、智性,總像是論文,而不是「小說」。
小說在昆德拉的筆下,隱隱著有些「對立」,這是一種智性建構下的存在觀,而往往也就因為這種對立,世界也就更多的「衝突」,而人的存在也就被建構得更「悲劇」、「焦躁」。也許,多一些想像,多一些生活,不用那麼清楚,小說,可能更多用的是用心說(昨天諾貝爾文學獎名單出爐了,昆德拉好像離獎愈來愈遠了,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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