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在由北京前往上海的火車上認識了前往上海出差的惠公先生，車上匆忙的擦肩一面，聊了些宗教信仰的問題，一過已將近一年。
這一年來，惠公先生電話找我數次，後來因緣輾轉，我們始終沒有因緣再見上一面，八月回到北京，再次接到惠公先生的電話。隔天，惠公先生前來拜訪，一聊便是六個小時。
惠公先生是個道地的北京人，屬於滿族。交談期間，他不斷的提到他生長的家鄉、北京的種種記憶，他是個愛國愛鄉的知識人，舉凡北京的文化、歷史、政治、生態、環境變遷，他都能系統的說出期間的因緣始末和年代及其代表人物。他的口才很好，視野寬闊，當我有不對的認知的時候，他會客氣的指出我的錯誤。聽他說話，簡直是為我上了一課。
惠公先生謙沖和靄，言詞裡充滿誠懇和自信，但當他問我信仰和佛教的理念時，他卻一直保持沉默，安靜的傾聽，他的態度令我折服，我打從心底樂意與他交流，即便我小他十二歲，與他的生長背景完全不同，但是他的生命經驗分享和對學習的熱情，讓我對北京的文化人有了不同的認識。
惠公先生告訴我60年代的北京是一個美麗的古都，古城牆、四合院、護城河、原始森林、野生動物及三百六十幾所的寺院，隨處可見，聽他描述他記憶中的北京，美得猶如一幅畫，隨著他的敘述，一幕幕的畫面就會跟著跑出來。
印象最深的，是他說凌晨鐘樓的鐘聲，說當時的房子都是四合院的平房，最高的房屋僅三層樓，視野極佳，凌晨的鐘聲一響，便響徹北京城的每個角落……。他提到一個很美的畫面和記憶，就是在一個風雨交加的夜晚，他躺在屋內的床上，聽著窗外的雨聲，毫無睡意，孩童的他睜著好奇的雙眼在黑暗中探尋可能的影像。
在一片漆黑的視野中，一道閃電劃過，照亮挺立在窗外不遠處的永樂寺塔樓，那道光所看到的天地之美，從此進駐在他的生命中，隨著歲月的沖刷，越來越明亮……。
聽他說著鐘樓和塔樓，我想起前年到蘇州寒山寺的記憶。
還沒到寒山寺之前，我對祂的認識來自國中國文課本裡的詩：「葉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
抵達寒山寺的當天，天空微雨，寒山寺的鐘樓有七層樓高，每個台階都是累人的高度，七層樓上下之後，有點舉步維艱。站在樓頂遠眺蘇州城，只看到四處是文明象徵的水泥建築，和我想像的歷史記憶相去甚遠。週遭人車聲鼎沸，想此時的鐘聲若響，也會被淹沒在嘈雜的各種沸騰的聲響裡，我只能在江邊一落黑瓦白牆的古建築中尋得些許可能的想像。
最慶幸的是那天有雨，一陣雨下過之後，江面朦朧的美暉映著江上的漁舟，因著那雨，於是有走進詩畫裡的因緣..….。
據說，過去，每年農曆過年的大年初一子時，蘇州城的百姓都會齊聚到城裡，安靜的等著凌晨寒山寺的鐘聲，敲響新的一年，那種安靜期待、對生活充滿希望的祥和氣氛，始終令我嚮往。
現在的北京城太過喧鬧，近三千萬人口每日在這城裡穿梭，尋找生存的空間和機會，城市的氣質於是顯得風塵僕僕，除非到城外郊區，否則惠公先生說的北京城，是無法在現在的北京市區感受點滴的。
現在的世界講求國際化，資訊往來迅速、文化交流即時，交通發達，造成的危機就是：地域之間不再有個別的文化特色。當我走過吉隆坡和北京、哈爾濱及高雄，突然發覺，每個城市都長得一個樣。除了語言的不同，建築、服裝、街道、生活方式.…..都沒有太大的不同。
於是，保有我們地方人民生活特有的文化和思考，似乎成了我們現代文化人的責任。如果說：知識人是社會的道德良知，那麼文化人就是地區文化的信仰傳承者。
文化、藝術，都是一種信仰。一種生活的態度和美的覺醒。
當世界逐日走向國際村的文化統一的時候，其實正意味著地方文化的消亡。
記得今年我到海南的時候，很希望可以到黎族部落去感受當地的特有文化。當年從內地逃往海南的黃道婆，因為醉心於黎族的服飾色彩和編織，一待四十年，把黎族特有的編織技術帶到內地，而現在的黎族部落已少看得到當年那美麗的編織，許多人穿的、說的、用的，都與外面沒有兩樣，只有在節日和慶典上才能見到當地的傳統文化。
台灣不也是如此嗎？
對自己生長的土地的文化認同和了解，是藝術生命的基礎，曾經讀過一個故事： 有個年輕人從中國到歐洲想禮拜一位繪畫大師，向他學畫，當他見到那會繪畫藝術大師時，大師第一句話問他：「你從哪裡來？」
「中國。」
大師說：「跟我說說你家鄉的文化和特色及你對家鄉的感情。」
年輕人答不出來。多少年來，為了早日在在繪畫上成就，他只是用功的在描摹他人的作品，學習繪畫技巧，對生長的家鄉文化所知極少，更談不上感情。
於是那位大師級的老師嚴厲的告訴他：「你對你生長的地方都不了解、沒有認知、沒有熱情、肯定。你學什麼藝術？回去！等你把家鄉的文化認識了，真實的在你的家鄉和人生活過了，你再來。」
這個故事給我印象很深。
它讓我知道，藝術的生命來自於對自己生長之地文化的熱情和生活過的同理、悲憫、柔軟之心，沒有真正愛過自己家鄉和生命的人，是不會有藝術生命的。
惠公先生是個藝術家，他有一顆藝術的心，聽他的一席話，有了一點如上的心情。2003/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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