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文／林玉鳳
“五‧一”事件後澳門傳媒的功能反思之三 “我一邊看……不禁流下眼淚……絕對是澳門人的心聲……可悲的是……澳門人的心聲 ……竟然是由一個對岸官方電視節目……為 我們說出來……”
這是香港電台電視部製作的《鏗鏘集》“一石激起千重浪”播出後澳門網民在CTM討論區上的一則留言。是的，要繼續探討澳門傳媒的問題，必須要從包括香港傳媒在內的外地媒體如何報道今年“五‧一”遊行談起。因為反思澳門本土傳媒功能的時候，我們已不能迴避港澳傳媒在報道澳門本土事件上已經出現的較勁對公眾看待本地傳媒的影響。
筆者根據“慧科新聞”系統對“五‧一”遊行以後半個月的關鍵字搜尋結果顯示，從五月二日至五月十六日期間，共有三百二十八筆資料。當中一百五十三則是在澳門的傳統中文傳媒上的，另外一百七十五則是刊登在系統收集的香港、內地、台灣和東南亞傳媒上，當中又以香港傳媒的佔超過九成半的絕大多數。對這些報道內容進行簡單分類歸納以後，發現在澳門傳媒上出現的包含了事件和言論的“消息性”報道共有一百○二則，包括報章社論、來論、分析解說性質的深度報道和副刊文章的“非消息性”內容共有五十一則，佔所有報道的百分之三十三。在以香港為主體的一百七十五則境外傳媒報道當中，這些“消息性”報道共有九十七則，“非消息性”內容則有七十八則，佔所有報道的百分之四十五。
外地傳媒勝後續分析
這些數據有何意義?首先，僅從這些數據可見，在今年“五‧一”遊行以後，境外傳媒對澳門事件的報道，從“則數”而言，已經超過澳門本土傳媒報道的總量。第二，從“消息性”報道的內容看，本地和境外傳媒的內容其實沒有很大的差異，都是集中在遊行引起的衡突、鳴槍事件，以及政府、警方、社團、議員和學者就事件的聲明、反應和評論上。也就是說，境外傳媒對事件的報道，已經不是平日對澳門新聞報道那種僅具輪廓的報道，而是幾乎可以與澳門傳媒報道等量齊觀的全方位報道。第三，在“非消息性”的內容上，本土和外地傳媒都有報章社論、來論、分析解說性質的深度報道和副刊文章，可是，他們所佔報道總量的比重卻有明顯差異，如果這些“非消息性”內容可以解讀為言論觀點的多元以及報道的深度，那麼，就比例而言，外地傳媒對“五‧一”遊行的後續分析和報道，從量而言，的確比澳門傳媒上出現的多。
“差 異”有內因也有外因
不過，出現這樣的差異，並不完全是本土傳媒的問題，而是同時具有內因、外因和其他獨立因素的：既有事件本身性質的決定性因素———“五‧一”遊行衝突事件本身的新聞性足以受以香港為代表的外地傳媒重視，以及“一國兩制”這個令澳門受注目的國際新聞“中國”因素和“國際賭城”的本土國際因素；也有外地社會本身的議題需要———如香港傳媒關注的議程或香港傳媒報道澳門問題時的預設立場———“開賭與否”和“經濟快速發展過程不能忽視社會的貧富懸殊問題”。當然，也與本地傳媒的慣性操作有關。這三層因素當中，只有第三者是真正的澳門媒體問題，只是，這個澳門媒體本身的問題，卻又因為前兩種因素的作用才變得更明顯。
如果從這些不同因素交互作用的框架下再重新檢視港澳兩地傳媒對今年遊行的處理，我們不難發現，香港媒體對遊行人士，特別是發起遊行團體有更多的正面背景分析和訴求目標報道，當中以對“黑工”問題的探討最明顯。從這些報道可見，香港傳媒的報道基於一個出發點：探討澳門的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了哪些問題?澳門的繁榮背後有什麼誘因?這個出發點，又直接與前述的香港社會本身的議題需要密切相關。
本地傳媒處理有進步
至於澳門傳媒的報道，如果僅就今年的報道看，其出發點至少有兩個：一是要正視遊行人士有自己合理的訴求，另一是肯定至少部分遊行人士有“政治目的”，以警惕某種政治影響。如果翻看過去七年歷次遊行的報道看，第一種出發點其實是新鮮的。
如果就本地傳媒在處理回歸以後歷次遊行的報道的縱向分析看，平心而論，今年本地傳媒在報道“五‧一”遊行的工作其實是有進步的，至少對遊行人士提出的訴求有更公正的處理。當中最明顯的是遊行翌日的報道，即使鳴槍和衝突事件才是主角，不少媒體對遊行人士提出的訴求都至少有羅列式的報道，遊行人士提出的口號,從民生的(如交通和樓價)到最敏感的政治(反貪腐和何厚鏵下台)問題都有見諸媒體，這與過往一旦有衝突訴求便幾乎從媒體上失蹤的情況，已經有很大的差異。套用傳媒同業的評語，“最敏感的口號都有報道，這在過去真是不敢想像，這不能不說是媒體自己的一種突破。”
隱含着的社會價值觀
其次是傳媒所構建的遊行人士形象。如果翻看從二○○○年開始的幾次遊行報道，很容易發現當時媒體上的遊行人士均是一個“整體”，而且還是一個會衝擊警方的“整體”。到了今年，遊行人士已經不再是一個整體，而是由複雜的小團體甚或個體組成，最重要的是，當中的合理成份———有人真的在經濟發展中改善不了生活才上街———得到強調，這是到今年的報道才明顯出現的一種改變。
當然，媒體的這種改變，可能被視為社會上層政治操作刻意區間遊行人士的一種反應，但也不可以否
認媒體有更正面報道遊行人士訴求和正視社會問題的努力。只是，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努力的背後，其實隱含了整個社會對“遊行”這種表達訴求的方式的接受程度，已經從抗拒到正視和接受的一種變燊。
任何傳媒都不是真空存在的，它必然與其所在的社會有所關連，既受社會本身的價值觀影響，也會反過來影響社會的價值觀。証諸其他社會在變燊過程中媒體所擔演的角色，除了革命年代的革命黨角色，大多數時候，媒體其實都是首先在維護社會的原有價值的，因為媒體通常都是以穩定社會的力量自許。現在回頭看，是次“五‧一”遊行本地傳媒的報道受到的質疑，除了與影響媒體沒有發揮應有功能的某些慣性操作有關以外，其實也與媒體順從澳門社會特有的潛規則以保護某些傳統社會價值有關。
傳統思維不鼓勵抗爭
就以遊行本身為例，二○○○年開始以勞工問題為訴求的遊行出現以前，澳門本土出現的影響較大的對上兩次遊行，就只有一九六六年的“一二‧三事件”和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這兩次遊行都是本地史上的重要政治事件，又剛好都是社會至今仍然諱莫如深的事件，是多數人不願意在媒體上重提的事件。在這個前提下，加上澳門人在思維傳統上不鼓勵容易引起正面衝突的行為，在機制上依賴以社團首領與政府以更溫和的協商溝通方式解決問題。在近年的記憶裡又確實因為遊行曾引發衝突而對遊行存有陰影，於是，即使人人口中明白遊行是《基本法》也賦予的公民權利，可是，從至今仍有人認為“遊行”不是表達訴求最好的方法，每當聽到有遊行都希望用其他方式疏導，社會上隱含對遊行有所抗拒的思維的確存在，而且曾經是社會主流觀念。
就是今天社會轉變，過去的思維習慣和行事模式明顯不能解決新的問題，社會上能接受遊行甚至鼓勵以遊行表達訴求的聲音有所增加。我們仍然不能否認，社會上的確曾經長時間存在一種特殊的社會心理，想要壓抑遊行這種表達方式，以防止澳門給人“混亂”的感覺，以符合澳門人曾經自許的一種社會平和的外部形象，同時保衛原來的社會價值和解決社會問題的特殊政治秩序。因此，本地媒體在過去七年對遊行的處理，其實只是反映了在保衛傳統價值時對問題從認知到接受過程中的一種矛盾。
“諱莫如 深”後的 潛規則
類似的矛盾還有很多，而且不像面對以遊行表達訴求一樣容易處理。如果再對比香港傳媒的報道，又會發現香港媒體對“遊行”的“政治目的”是以直接分析報道的方式處理：以註冊工會的數字突然數以百計的增加來分析政情，以諸如“接近中南海消息”來解讀政治勢力的鬥爭，又或是以澳門人讀之便覺不能盡信的“抽水哥無間道”一類推論式分析來進行。可是，同一時間，澳門媒體對“政治目的”的報道來來去去還是“政治目的”，那種語焉不詳，與其說是本地媒體沒有能力報道，不如說那是適應澳門政治運作的潛規則，對政治問題以對待社會忌諱一樣以諱莫如深方式處理的又一個例子。只是，當我們可以隨時接觸的香港傳媒因為身份的抽離而對這些問題直接報道的時候，澳門人閱讀本地傳媒時感受到壓抑，又變得相當合理。
在“保衛”與“更新”中平衡
澳門社會有很多忌諱，特別是政治上的忌諱，這些忌諱的形成，固然與複雜的社會心理和歷史因素有關，也與媒體習慣以“不點破”的模式來應對社會潛規則有關。過往的很長時間，當社會平穩發展，原有的社會機制運作有效，對媒體不便報道的事情，很多人可以透過個人的社會網絡或社團組織，以近乎心領神會的方式來意會社會圖像。過往的很長時間，當我們不受世界注目，這樣的情況不被外界點破，我們可以自然自處。可是，今年“五‧一”遊行前後的種種現象顯示，這樣的日子早已過去。正如不少分析所言，澳門長期依賴的傳統社團解決社會問題的方式效力日降，媒體一直在保衛的某些傳統社會價值和秩序，也不能應對今天澳門自身的社會轉變和在國際社會上地位的轉變。
看得到說不得寫不了
文首引述的那一位網民的傷心，其實只是一種很普遍的澳門人心理。《鏗鏘集》裡報道的都是我們從個人網絡裡耳熟能詳的故事，這樣的一個專輯，以資源和能力看，澳門的傳媒怎會做不出來?只是，我們最終沒有做，因為我們“身在此山”，因為我們缺乏了陌生者的眼光，因為我們忽略了一些專業操作守則，因為原來的一些社會價值成為我們看問題的負擔，因為有些社會秩序為我們設定了很多看問題的前提。是的，媒體在這一切的問題面前都不自由，都舉步維艱，常常落入那個“看得到說不得寫不了”的困境，也就是這樣，我們更須要檢討過往捍衛的哪些價值和秩序須要調整，更需要更新應該捍衛的價值來應對社會的急速變化。
（“五．一”事件後澳門傳媒的功能反思之三．完）
原載2007年6月6日《澳門日報》“蓮花廣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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