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私人轉贈
文／林玉鳳
“我是唸新聞的，將來也打算加入傳媒工作，但我明白屆時可能寫東西要看老闆的臉色做人。所以我想趁自己仍然是學生身份，希望可以在沒有壓力之下抒發己見。 我對前景是不樂觀的，可是我還是希望可以改善一下，就是將來自己做不到，也希望有後來的人可以繼續，爭取做到媒體監督社會的作用。”
當同學在校內活動的這番發言在香港電臺《鏗鏘集》中播出來後，也眞的應了專輯名稱“一石激起千層浪”的寓意。連續幾天，面對的都是同樣的幾個問題：你們的 學生為什麼會去遊行？他們究竟看到什麼？社會眞的會令有理想的人理想磨滅？大學生為什麼要負社會責任？他們要怎樣才能負起社會責任？為什麼偏偏要在這個時 候提大學生的社會責任？
學生為什麼會去遊行？
其實，今年“五‧一”遊行翌日，本地傳媒已經有大學生在遊行隊伍中間的報道。當時的報道，已說明了一部分學生“去遊行”的原因：做功課。大學裡好幾個不同學系，都有要求學生以觀察、體驗或分析的角度去看遊行。自己所在的傳播系，也有去現場實踐採訪寫作和新聞攝影的學生。
可是，事後了解，在遊行現場的學生，除了為交功課以外，原來也有自發組織的，是為了體驗記者生涯或以把握學習機會的態度抵達遊行現場的。
舉起相機時他們看到監督的力量
正如澳門人對遊行這種表達方式仍有分歧一樣，學生當中，對大學生應否參與遊行也是有分歧的。一次課堂激辯之後，有同學建議在即將舉行的傳播周活動中加揷 “大學生眼中的五一遊行”討論會，播放他們拍得的遊行畫面，同時請來不同學系有參與遊行和沒參與遊行的同學各抒己見。於是，自己也多了一個了解事件對學生 影響的渠道。
結果，在討論會上，除了文首那一段說話，我還聽到這樣的心聲：
“當時我拿着相機，看到有警察打示威者，我便即時舉起相機，怎料警察即時停手。那一刻，我終於看到傳媒的監督力量。”
“我也看到傳媒監督的力量，而且不僅僅是監督警方或政府的，而是監督全社會的。當時我看到一個示威者好像很得意的向警方擲雞蛋，我舉起相機時，他即時停手，不再向警察擲雞蛋。”
“我眞的希望他不是澳門人”
在那很多個舉起照相機的一剎那間，學生看到的，除了媒體的監督功能與警方和示威者的行為以外，原來還有更多的：
“我跟着隊伍前行的時候，突然聽到有人大叫‘打人啊！差佬打人啊！’我回過頭去，卻看到那個人‘蹺起雙手’站在路邊。過一會，他又大喊：‘嘻！冇人理嘅！ ’他就一直‘蹺起雙手’站在路邊大聲起哄，卻沒有幫助任何人的打算，只是在旁邊大聲喊。那一刻，我眞的希望他不是澳門人！”
“我在穿揷人群的過程中，親眼目見一位婆婆，因為警方阻止她們前進的步伐，就叫喊：‘為什麼政府就可以不斷的輸入外勞，而我們就不能遊行前進？’當她開始 感到筋疲力盡時，她無奈地垂下了頭，放下手上的示威標語，坐回路旁。我突然感到份外的無力，作為大學生的我們，面對着這種情况，面對着婆婆的聲嘶力竭，當 下我們可以做到的究竟是什麼呢？”
我們究竟可以做什麼？
其實，每當有大學生提出“我們究竟可以做什麼？”一類的問題時，同學當中也會自然的出現兩種意見，就是後來同樣在《鏗鏘集》中播放出來的那兩種。第一種是 基於成長經驗當中，認為學生應該專心讀書，少管其他事情：“我們小時候，有誰沒有聽過母親敎訓，要多做事，少說話，不要多管他人閒事。衆地莫企，閒事莫 理。”
第二種是基於未來生活的壓力，未進入社會以前已經給將來的生計問題壓得充滿無力感：“我想問題比較實際。可能大家都滿腔熱誠，有很多理想。可是，將來我們 都要吃飯，要供養父母，要養家。澳門很多行業都與博彩業相關，很多東西都是環環相扣的，如果高層給壓力，這個給壓力，那個給壓力，大家便可能冇得做，冇得 食。”
可是，大學生的眞誠可愛恰恰在於此，在成長經驗與未來生活壓力的夾縫中間，仍然願意在公開場合坦言自己的顧慮，這種公開面對自己的勇氣，是我們很多在社會上打滾的人早就喪失了的。
旁觀者的正面介入
任何牽涉群衆的社會事件，其影響都不可能是單一的，也不可能全是正面或負面的。今年的“五‧一”遊行，暴露了很多我們也許不願看見不願承認的問題，暴露了 社會的複雜性，暴露了我們如何一次又一次錯失了補救和改善的機會。當我們覺得憤怒有理，傷心有因，失望是很自然的時候，原來希望同樣是存在的。筆者在大學 工作十年，遇過很多有理想有志向會關心社會的大學生，可是，今年還是第一次有學生自己提出要辦討論會鼓勵身邊的同學關心社會，要辦活動吿訴社會，自己關心 社會而且有話要說，而這樣的學生還不只一群；第一次有同學會喘着氣跑到大學餐廳截停老師，問：“我們眞的很想知道自己怎麼樣可以眞的負起社會責任？”
很多人都認為，大學生行事有時會太激進和太單純，可是，也不得不同時認同，大學生是社會最後的道德良知，因為他們對社會有比一般人更高的期許，有改變社會 不良現象的熱情，卻沒有任何利益的必然枷鎖。所以，在人類歷史的很多事件當中，事後回看，大學生都發揮了推動社會進行的正面作用。
“為什麼偏偏要在這個時候提大學生的社會責任？”因為偏偏只有在這樣社會隱含着巨大變動的時候，學生會強烈的自發希望，將社會前進的道路推向更好的一面。
“大學生為什麼要負社會責任？”因為提問的大學生聽到了這樣的問題，你聽到了，你就是受召喚了，你的良心受到社會的召喚、受到時代的召喚了。
“大學生要怎樣才能負起社會責任？”除了讀好書，充實好自己以外，下定決心保持你對理想的熱情吧！保持你因為對社會有期許而受召喚的那顆良心吧！
一批本來是事件旁觀者的大學生，在事後以最正面的方式介入了事件後期的社會論述，因為事件而對自己的責任提問了，我們從提問中看到了社會的希望，這，應該是“五‧一”事件衍生的最正面的價値吧！
原載2007年5月28日《澳門日報》“純屬角度”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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