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從一開始便以超黨派獨立和莊重的風格為目標，以新聞客觀、言論公正和報道翔實見稱，創刊僅兩個月，銷售量便達到兩萬份。而這一年，紐約的人口是五十一萬人，和澳門去年底的人口相若。
在一位記者朋友的網誌上讀到這樣的感嘆：
“澳門不會出現有意義的報道，這是一定的。……澳門地方細，人物關係重疊，更重要是記者都搏不了好名氣，名氣也不能為澳門記者謀飯碗；……澳門是個一元社會，更加不容許出位的新聞報道了，要依靠澳門記者(不是說傳媒)來改變社會，無論現實上及可行性上，都是天方夜譚。”
先不說是否同意這些感嘆當中的觀點。在澳門生活，我們對“地方細”、“人物關係重疊”應該都有切身的體會。只要在澳門住上一定時日，也許是一年半載，也許是三五七年，我們都會發現，上街總會碰到熟人或認識的人；每相識一個人，都很容易發現有共同認識的朋友；工作上遇到的，常常會是自己認識的某人的某某。這種常常讓我們發現“世界真細小”的人際關係網絡，好像一直是很多澳門人覺得既受惠又受制於人際關係的原因：姑丈在某機構做事讓自己謀到差事，想投訴有人違反公司規定時，發現那人正是自己的表妹。
這種既受惠又受制於人際關係的情況，又或是僅僅受制於人際關係的情況，對很多需要公正執行任務的人來說，的確是一種考驗。對於需要中立客觀甚至為了公義去批評和揭露的傳媒人來說，當然也是一種考驗。
可是，這只是澳門人或澳門傳媒人的考驗嗎?
澳門小，世界也小
1967年，美國哈佛大學的心理學教授斯坦利•米爾格蘭姆(StanleyMilgram)曾經進行過一個著名的連鎖信實驗。他從兩個州招募到一批志願者，隨機選擇出其中的三百多名，請他們郵寄信函給一名住在波士頓的股票經紀人。“由於幾乎可以肯定信函不會直接寄到目標，米爾格蘭姆就讓志願者把信函發送給他們認為最有可能與目標建立聯繫的親友，並要求每一個轉寄信函的人都回發一個信件給米爾格蘭姆本人。結果有六十多封信最終到達了目標股票經紀人手中，而且，這些信函經過的中間人的數目平均只有五個。也就是說，陌生人之間建立聯繫的最遠距離是六個人。”這就是著名的“六度分隔假說”(或六度分隔理論)(SixDegreesofSeparation),又稱為“小世界現象”(smallworldphenomenon):“你和任何一個陌生人之間所間隔的人不會超過六個，也就是說，最多通過六個人你就能認識任何一個陌生人。”
米爾格蘭姆的理論在2001年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利用Email進行全球範圍的驗証，有166個不同國家的六萬多名志願者參加了是項研究。哥倫比亞大學首先隨機選定18名目標人物，再由志願者選擇當中一人為自己的目標，並發送電子郵件給自己認為最有可能發送郵件給目標的親友。刊登在《科學》雜誌上的研究結果顯示，“這些郵件要達到目標，平均只要經歷五至七個人左右。”(註：上述兩個例子均引自PSYTOPIC網站，網址：
http://www.psytopic.com/mag/post/394.html )
澳門沒有相關的研究，不能確定我們的人際關係網絡，是不是一定密切到只有二度分格或三四度的分格。可是，可以肯定的是，澳門以外的世界雖然大，人際關係網絡卻沒有我們想像的寬廣；在美國，在世界的範圍內，人際網絡可以密切到只需要經過六個人，就讓我們到達世界另一邊的任何一個陌生人。所以，那些警察發現自己要拘捕的人是自己好友的兒子，又或是記者發現自己要揭發的醜聞，居然跟自己叔叔有關的情節，不僅在荷里活上映，在日劇韓劇裡頭，也常常有近似的人生交叉點。
如果人口少是一個理由，就不會有《紐約時報》
如果人際關係密切可以是其他地方也面對的問題，只是情況可能不如澳門嚴峻的話，那澳門人口少，是不是不能中立客觀的根源?
1833年，紐約著名的《太陽報》(TheSun)創刊。這是美國歷史上第一份真正以大眾為讀者對象的報章，報價大大降低至一般工人與小市民都能負擔的“一分錢”，正式開啟了美國的大眾化報業或曰“一分錢報”的時代。《太陽報》有很多當時被視為革命性的舉措，像將自己定位為內容偏重紐約本地新聞的地方報紙，寫工人小販都能看懂、會關心的報道。出版四個月後，《太陽報》的發行量是五千份，成為當年美國的第一大報，三年後發行量一萬九千份,超過了倫敦《泰晤士報》(LondonTimes),成為當年的世界第一大報。《太陽報》在當時美國政黨報紙林立的年代，首次提出了報業獨立的宣言：“我們決定辦一份獨立的報紙，採取獨立的方針，……不接受謀求官職者的錢財。”而當年，紐約的人口原來只有二十萬。
兩年後,《前鋒報》(Tribune)創辦，她的創刊號上說：“本報的讀者對象是社會的廣大群眾———商人、機械工匠……書記與官吏……我們將不支持任何政黨，不做派系或小團體的機關報。……我們將致力於記錄事實，記錄公共的和主要的事件與問題。我們不說廢話、不帶偏見公正地、獨立地、無畏地和善意地進行報道，並且適當地加以評論。”這一年，紐約的人口仍然只有二十多萬。
如果說，後來的《太陽報》和《前鋒報》因為過於讀者導向過於煽情而壞了自己的名聲，不足以成為可堪傳頌的傳媒代表，那在美國攻打伊拉克以前的百多年一直保有良好名聲的《紐約時報》(NewYorkTimes),應該可以作一個例子。
1851年，《紐約時報》創刊，其創刊辭說：“我們將永遠地站在道德、工業、教育和宗教的立場上，報道世界各地的新聞，成為紐約最好的報紙。”她從一開始便以超黨派獨立和莊重的風格為目標，以新聞客觀、言論公正和報道翔實見稱，創刊僅兩個月，銷售量便達到兩萬份。而這一年，紐約的人口是五十一萬人，和澳門去年底的人口相若。如果當年《紐約時報》的創辦人也以地方小人少人際關係密切為理由，歐美新聞系教科書上令人敬重的獨立傳媒世代，根本不可能出現。如果二十萬、三十萬和四十萬都是不能中立客觀的理由，到了五十萬———內地用來定義大城市人口的五十萬，《紐約時報》創刊時的五十萬———就不可能再是理由了。
限制真確存在，突破才會可貴
當然，這樣類比，無可避免要受到不了解“澳情”的指責。可是，正因為“澳情”當中有時代不同，社會氣氛不同，政治氣候不同，人口結構不同，文化不同，產業結構不同，市場規模不同、營商成本不同，讀者意識不同……當這一切的不同都被確認存在而且正在限制我們的時候，我們才會比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都打從心裡渴望突破這些限制的聲音。
“有意義的報道”不一定要揭爆挖瘡疤和出位，不一定要轟天動地，可以是冷靜的分析和敢於擺事實說道理的；任何地方的記者，都不應該被必然剝奪寫這樣一篇有意義報道的權利；任何地方的傳媒，都不應該被必然剝奪獨立客觀默默推動社會健康發展的功能。面對限制，人的選擇至少有兩個，一是完全屈服於限制的環境，一是嘗試逐漸突破限制。如果你曾經嘗試，曾經因為那一兩篇報道覺得對得起自己，對得起公眾，對得起自己的專業時，世界就會變大，大得可以容下你的理想了。
新聞教科書裡的例子，不是為了說明限制而存在的，而是為了歌頌那些敢於抵抗壓力、誘惑與限制而推動社會健康前進的專業精神的。加油吧!就因為限制真確存在，突破，才會顯得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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