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茶餐室討論成為公共意志
──澳門公共知識分子如何誕生
林玉鳳
中間失語的“正式的公開場合”
澳門的茶餐室一直是個很奇特的地方。先不說那些老闆和“事頭婆”有多大的本事跟你熟落，就是裡面的食客，多見幾次面，也常常讓人覺得那就是自己的朋友，又或是反過來的，你就是他們的朋友，因為他們會在發表一通評論以後，忽然向你丟下一句：“你話係咪，姐姐！”當然，忽然做了鄰桌哥哥的“姐姐”有時會令人措手不及，可是，那種爭取鄰桌認同的能耐，常常會令人思考之前大家在“奶茶菠蘿油”之間的評論，應該是一種很認真的意見。
很多人愛說澳門人沉默，最近一兩年，再流行一點的說法是“中間失語”，意指社會的中間階層又或是中產階級或知識階層，對社會事務很少發言。可是，在澳門生活上一定年期的人，很容易就會發現，“沉默”和“中間失語”，只是在正式的公開場合上的狀態。很多時被大家視為“私底下的”場合，像茶餐室甚或午市時的茶樓，像辦公室裡的非會議時間，只要這樣的場合裡沒有多少個陌生人，澳門人一點都不會沉默和失語，相反，還很可能是活躍甚至吵鬧的。大至新聞頭條，小至“事頭婆”娶新抱，正經至朝鮮核爆特區政策，瑣碎至王菲腳趾甲的顏色，大家都有可能議論一番，好不熱鬧。
那麼，“沉默”和“中間失語”的澳門人，究竟存在於什麼空間？怎樣的場合才算得上“正式的公開場合”？如果以一個在工作空間的在職人士來說，“正式的公開場合”應該是有老闆在場的場合，又或是會議舉行的時候，因為不少人在這兩種場合裡，都特別不愛發言，倒是老闆走開了以後，還有會議結束之後，大家就容易進入議論紛紛的境界。如果以一個在社會空間的市民來說，“正式的公開場合”應該是大型的會議和有媒體採訪的任何場合，公開性在後者顯得更為明顯，願意在大眾媒體上發表意見的人更少。
社會言論的平放沙漏
當然，這樣說多少有點對已經習慣於或熱衷於在媒體發表意見的人不公平，而且，大家也很容易舉出例子反駁，說早上打電話到澳門廣場和在網上討論區發表意見的人其實也不少。可是，我們面對的問題就正正在於此。除了因為需要爭取選民支持的政治人物，特別是澳門的立法議員，還有個別的社會人士以外，我們日常在媒體上可以發現的這些人以外的澳門人的意見，其實少之又少。相反，雖然是媒體，可是卻允許大家能夠以近乎“匿名”形式發言的渠道，像電台的烽煙（Phone In）節目和網上討論區，大鳴大放卻是常見的現象。
於是，一方面我們覺得社會上有很多聲音，但那些聲音，不是集中在那一個特定的“發表人群”裡，就是無法辨別身份的大氣語言和網絡語言。另一方面，我們又覺得澳門人很沉默，澳門的公共事務，少見正式的公開的討論，常常處於中間失語的狀態，像近期的《勞工法》草案在媒體上讀到的觀點、意見和分析，數量少得讓人吃驚。社會言論就像一個平放的沙漏，屬於政治上層建築的政府人員、立法議員以及在澳門具有特殊地位的傳統社團代表的一端很寬，最近幾年發展出來卻仍然難以整合和歸納其代表性的大氣語言和網絡語言的一端也很寬，兩端之間，是又長又窄的管道，而且經常是中空的，聚不了任何沙粒。
這個位處中間又經常中空的窄長管道，究竟應該是什麼？證諸其他穩定的社會，那裡應該是公共知識份子經常出現的地方。那麼，澳門的公共知識份子在哪裡？借用婁勝華的話（婁勝華《歷史貧困與現實障礙：澳門公共知識份子集體失蹤的背後》，見2006年10月8日《澳門日報》D7版“學海版”），“以知識和智慧論，澳門從來不缺乏知識份子，較之於其他地區，未必遜色”，澳門的知識份子，不論是本土培養的還是外地移居的，應該說從來都不缺乏。可是，我們今天面對的不是有沒有知識份子的問題，而是見諸於社會公共空間的知識份子不多的問題。
什麼才是社會的公共空間？套用公共空間理論權威哈貝馬斯（J郑rgen Habermas）的研究，十七、八世界在英國等歐洲地方出現的最早公共空間，是宴會和咖啡館興起以後的沙龍聚會，也就是像我們今天的茶餐室和某些社團敘會。透過在這些場合的討論，當時的城市新興階層，特別是後來成為中產或中間階層的人群，可以不論社會地位，只透過在這些場合的公開討論，逐漸形成公眾對某一議題的觀念，“雖然說不是有了咖啡館、沙龍和社交聚會，公眾觀念就一定會產生；但有了它們，公眾觀念才能稱其為觀念，進而成為客觀要求，雖然尚未真正出現，但已在醞釀之中。”（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
重要的是，哈貝馬斯所述的這些場所，人們交往的方式可以不論社會地位的平等，而是單純作為個人的平等，並在這個基礎上，“論證權威才能要求和最終做到壓倒社會等級制度的權威” （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其後，隨著雜誌報章等等大眾傳播媒介的興起，也因應社會的人口已經增長到咖啡館等等空間不足以凝聚具有更普遍意義的公共意志的時候，公共空間開始從咖啡館逐步擴展或游走至大眾傳播媒介。今天，傳媒如何建構公共空間和建立了何種公共空間，已經成了研究公共空間的一大課題。
“有人”的公共知識份子
回頭說茶餐室的例子，那不是用來引誘大家讀這篇文章的比喻，相反，這應該是個嚴肅的社會問題。當存在於社會空間的個人，熱衷於在茶餐室等“私底下的”的空間針對時弊，而在媒體提供的公共空間中噤若寒蟬，這個社會究竟會是什麼樣的社會？如果連擁有知識份子身份的個人，不論是在建制內的、在建制邊沿的又或是在建制外的，不論是官員、學者、專業人士又或是其他擁有比較容易為公眾接納的身份的個人，不論是像葛蘭西（Antonio Gramsci）所定義的與社會有所聯繫的“有機知識份子”，抑或像薩伊德（Ddward W. Said）所推崇與當權者疏離的具有批判精神的“游離知識份子”，在澳門，我們都很難肯定他們的影蹤。說“很難肯定他們的影蹤”，意思是我們不能否定他們的存在，只是沒有辦法確認他們在哪裡。因為，除了在形形色色的“私底下的”的空間以外，我們都很難發現他們的言說。
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肯定有很多，有歷史的問題，有社會風氣的問題，有言論空間的問題，有媒體自身的問題，可是，這些都是客觀環境的制約的問題，需要制度的建立特別是媒體的操作來完善的內容。屬於知識份子主觀意願的選擇，也就是知識份子有沒有利用和擴闊業已存在的公開空間、建立尚未成形的公共空間，則肯定也是當中的一個問題。
如果從哈貝馬斯的學說，公共空間可以由咖啡館一類的場所發展為大眾媒體這些公共性更為明顯的空間，我們在茶餐室甚或午市時的茶樓等等場合的公眾討論，其實也可以形成公眾觀點，發展為公共意志。維吉尼亞•吳爾芙有一句名言是：「一切不曾發生，直至它被描述。」要在這些場合的口水式討論成為現代社會的公眾觀念和公共意志，一個關鍵在於這些討論成為可以記錄、分析和進一步推敲的文本。如果我們當中有人願意把“私底下”的討論轉化為可供大眾進一步研究的寄存在現代大眾媒體之上的意見文本，有人願意在大眾媒體上收斂一下情緒式的發泄，有人願意從只求一時討好大眾的政治投標機制中退出，有人願意理性討論問題，以論證權威取代社會等級權威，把公共事務導向更符合社會最普通利益、最多人最長遠受惠的角度，這裡的“有人”，就是公共知識份子，因為他們願意將自己的知識與智慧在公共空間之中貢獻給社會的公共事務，貢獻給大眾的長遠的公共利益。
平放的沙漏位處中間又經常中空的窄長管道，其實是可以擴闊的，它的擴闊途徑可以來自外部的拉力，也可以來自當中的內聚力，只要中間聚合的沙粒有足夠的數量和質量。這樣，平放的沙漏就會發展為不會因為中空窄長而易斷易折的一棒健康的具有內聚力的玻璃管。
原載2006年10月22日《澳門日報》“學海”版《公共分子專輯》
延伸閱讀：
知識分子就是公共的－－香港文化學者梁文道專訪
（
http://manfaiw.blogspot.com/2006/10/blog-post_25.html）
體驗弱勢，反思權力──弱勢經驗如何啟蒙了我（李展鵬）（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chinpang/3/1274672685/20061024134849/）
咖啡室圖片來源：lauranyro.net/cafeutne.jpg
沙漏圖片來源：
http://sucai.dabaoku.com/shenghuo/shalou/010j.jpg
玻璃棒圖片來源：
www.chzp.com/sysqc/pbolibang.files/pxilia17.jpg文章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