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塵埃版主以下連結的引述，有感而發，簡略記要發表心得。
http://mypaper.pchome.com.tw/dnalife/post/1320724289(已刪除)
殺人者死，亙古定律。
但，汽車肇事致死，何以仍要區分意圖與責任
另，戰爭殺人，何以免責
所以，殺人者死，並非定律。
若殺人者死，是定律；則應處死者，必須要是殺人者。
遺憾的是，機械化定紛爭的審判，轉移到對人生命剝奪的判斷時；再先進的科學技術，也無法百分百呈現事實的原貌讓所有的判斷者做出相同必然的判斷。
因為有這個重大誤差存在，所以才會主張死刑不要由人決定。
唯若一旦法院不為死刑判斷時，又會陷入私人自行私下報應的輪迴裡；同時也違背公民社會將判斷執行權交給政府處理的民主框架思想。
結論:廢除死刑，前提必須要有高度的民權背景社會，台灣連最基本的民事判決都屬恣意判斷了，更遑論高深的刑事理想與誤差思維。王清峰太急躁了，他以為大家都是刑事被告家屬，以為大家都能了解"誤判"機率非常高。
註1:路痕版主有不錯的註解，詳如以下連結
http://mypaper.pchome.com.tw/lovefactor/post/1320727222 (已隱藏)
註2:我對版友的回應文
我接受殺人者死,但,我無法確定,我對被告的判斷一定正確.
法律,只是一個判斷工具,是一個絕對人為的工具,他無法保證一定的正確.
在這兩難間,存有無限多的折衷假設方式,唯若只要有折衷,永遠排除不了"誤判"的可能,所以死刑存廢,不是對錯問題,這是一個生命哲學.
三權分立學說中，司法是中立的，廢了司法，形同瓦解了近代民主架構。
人為了要扮演中立、睿智的神，所以戴上了假髮，或劃上月亮表示青天。但不論如何裝扮，人不會變成神。
因為人不是神，又要扮演神；所以用"自由心證"、"皇后貞操"、"罪刑法定"等學說來自我包裝。
既然是包裝過的制度，那麼"司法"的核心價值，只是"裁決"，也就是了斷一件事。等同於切割機，切完定江山。
切割完，是否一定公平? 公平只是理想與希望；我只知道司法"不保證公平"，卻"保證一定會有答案"
因情而推理，因理而立法，這是最早的概念；
但現在立法卻被獨立看待了，導致以法領政，以法導理，以法定情。
也就是大家忘了自然的次序，倒果為因，所以產生矛盾。
法律可以為了保障男性或女性，而規定一夫一妻；但卻不能禁止一隻公狗到處找母狗苟合的自然特性。但這又是法律反自然性的可愛之處。
這就是我們所要維護的對象 VS 我們可能犧牲的對象
這就是權衡與裁量，端看大眾對維護與犧牲的感受而定
一般人，只會將自己想像為被害人，卻不會將自己假想成無奈的被告
存在版主寫得更好，忍不住複製過來
http://mypaper.pchome.com.tw/fevlaner/post/1320782767
我想談談其他作品。
我沒有權力探討是否應該原諒，或值得原諒的問題，接下來我想介紹另一本書，從不同的角度觀看這個議題。
卡謬（異鄉人），於麥田新版的書腰上，出現這句文案。
「我知道這世界我無處容身，只是，你憑什麼審判我的靈魂？」
（異鄉人）是一部怎麼樣的作品？
（異鄉人）由第一人稱的觀點描述，主角在母親死亡後，度過日常的生活，與女孩子交往，認識一個品行不好的朋友。在一個意外中，因為朋友與阿拉伯人發生過節，展開鬥毆。友人當下受傷，他們的旅行也黯然落幕。再度回到海水浴場的主角，遭到阿拉伯人逼近，他看著那樣的太陽忽然感到目眩與難過，於是朝向對方開槍，並且在對方倒地後又連開四槍。
故事的重點從這邊開始，主角進入監獄遭到審判時，他選擇不相信上帝，也不接受懺悔。他試圖理性地分析這一切事情，包括他犯的錯與應該接受的懲罰。即使法官詢問，他仍然拒絕向神悔改，也拒絕接受上帝。檢察官除了指責主角殺人，更指控他『擁有冷酷的心靈』，包括在母親的靈前抽煙、進行不正當男女交往、與皮條客為友，更包括射殺阿拉伯人冷酷地補上四槍。
主角最後被判死刑，對讀者這並不讓人意外，問題是，誰有資格判他死刑，又憑什麼審判他？
檢察官起訴他，法官要求他悔改，因為他不相信神。什麼是可笑的部分？這個社會憑什麼審判人類？
主角死了，在這本作品最後，他感到悲傷的理由不是因為死刑，而是因為這些人討厭他，認為他應該被社會淘汰，因為他缺乏良心，也因為他不相信神。
多麼可怕又可悲的劇情啊！
我不知道什麼人該死，相反的，我也不知道什麼人不該死。
如果我們把『無罪』認為理所當然，那麼，證明某人該殺就變得可笑。人們創造了一個標準區分自己與對象，或者，區分對象與其他人。當法律存在這種荒謬的地帶，存在各種減刑，存在各種不可思議的制度之際，死刑是可笑的，廢死也是可笑的，應當廢除的不是死刑，而是司法。
我已經厭倦應報理論、教育理論與預防理論等各種說法，這不是實驗過後就能明白的真理，而是許多人的空想，並且不斷試圖透過世界抓取一些證實自己理論，也說服他人的虛偽。
我想舉出第三個故事，請各位思索這個議題。
著名的美國律師丹諾（Clarence Darrow）在『婁伯˙利奧波德』這個案件中，作出一番詮釋。
十七歲的『婁伯』與十八歲的『利奧波德』兩人家境良好，被指控殺了一名叫做羅伯的男童。兩人綁架羅伯，對家中發出勒索信，但交款前警方即已發現羅伯的屍體，並根據屍體附近一副罕見的眼鏡找到利奧波德。
利奧波德、婁伯與羅伯三人的住處相去不遠，一開始警方考量兩人的家境，並未懷疑兩人涉案，只是根據線索詢問利奧波德，利奧波德宣稱當天晚上他與婁伯兩人開車兜風，婁伯則回答他不記得這個禮拜去了哪裡。但進一步詢問後兩人很快自白犯案，這個案件立即引起輿論嘩然，認為應該將兩人處以死刑，輿論甚至對辯方律師展開道德攻擊。
時年六十八歲的丹諾瞭解輿論對這個案件的影響，更瞭解輿論對陪審團的影響。在一番思索後，他仍然決定為兩名被告辯論，並且決定為兩名被告認罪。
我在商周版的（丹諾自傳）中沒有找到這段，不過陳之藩的散文集當中卻有看見以下這段辯護：
「人是很懦弱的，人是很可憐的，自己的一些衝動，自己也不明白所以然的。這兩個學生究竟為什麼作出這類蠢事來，他們自己又何嘗知道。
有一位哲人，叫做尼采，他把他所想的印成了書，書放在芝加哥大學的圖書館，學生到圖書館看書是意中事，超人的學說就在頭腦裡生長起來，無可超人者，即作出這麼個超人的罪案來。『法官，為什麼這兩個孩子的生命與三十年前死去的尼采連在一起，我不明白。但，我卻很明白，下列事實：任何人的寫作經我過目一行一字，或多或少的總是對我發生影響的。我很明白，我所曾經歷過的人物，都對我多少有影響的。
『法官，我願保證的說，你可以去芝加哥大學，你到那個大圖書館，你會發現一千本尼采的書。如果這個孩子是罪魁禍首，那麼誰給他的？這個大學應先獲罪。這個世界的所有的尼采學者應先獲罪，這個大出版商應先獲罪，法官，把個十九歲的孩子處死因了尼采哲學是不公平的。
『每一個新觀念都有其後果的。每個宗教的教條都會創造犧牲者的。每一個哲學都帶來痛苦與死亡的。每個新機器，在服務世界以前先要軋死幾個人的。沒有任何一條鐵路上沒有血跡。沒有任何一個大樓沒有摔死工人的。沒有任何的理想是有百利而無一弊的。
『我想找箇中的原因，我想誠實的找出其中的原因。我盡量用我所知的去找箇中的原因。我只能說，這兩個孩子是不能負全責的。
『法官先生，我們不要忘記歐洲的戰爭。我不知我是否瘋狂；有些時候，我想或許我是的。我加入這個瘋狂與絕望的大眾叫囂，我推動人們去戰，戰，戰。反正我自己是安全的，因為我太老了，不至於去了。我們在幹些什麼？對，還是錯？合理，還是不合理？我們今天不能討論。但戰爭在改變這個世界卻是事實。大家殺紅了眼。
『我們每天在讀成千成萬的砍殺的新聞。我們每天在吃著人肉，喝著人血。這兩個孩子是在這種戰爭氣氛中長大的。我知道，你也知道。這兩個孩子是訓鍊成這麼殘忍的！
『這種影響要有五十年的長時間才可以自人類的心靈中抹去，如果能抹去的話。我知道一件很清楚的統計，即美國南北戰爭以後罪案驟增。犯罪像其他的任何疾病一樣，是有其原因的。
『我祈求的是未來，我期望的是終有一日到來，恨與殘忍不再控制人們的心靈。我們可以由推理、判斷，瞭解及信仰而學習到所有生命都是應該拯救的。而慈悲是對人類最高的禮讚。』」
陳之藩，（在春風裡），遠東，頁79～81
這個案件結果如何並不重要，不過，我想再舉出另一個角度。
馬丁˙柯亨在（101個兩難的哲學問題）中也提及了這個著名案件，裡頭除了更加詳盡的介紹尼采哲學，並且也在之後的討論提及另一個案例。
1979年離職的員警懷特（Dan White）被控謀殺市長以及一名助理。因為罪證確鑿，兇手並沒有對這點展開辯論，相反的，懷特宣稱他是吃了太多了垃圾食物而得到暫時性的精神耗弱，並且因此獲得減刑。
懷特所聲稱的『垃圾食物』名為金其蛋糕（Twinkies），是一種很常見的小點心。兇手宣稱他在犯案當下極度沮喪，因此被判處過失殺人罪，而非一級謀殺罪。
另外，在這個案例前面的討論是『山姆之子』，著名的大衛˙柏考維茲（ David Berkowitz）。他犯下多起案件，殺人後正常的出外用餐，並且繼續進行下一起犯案。被逮後他宣稱自己受到惡魔控制，犯案前會看見『惡魔狗』要他犯案，被告律師便以妄想型的精神分裂辯護，並且使大衛未獲死刑判決。
我們從頭看待這些例子。
在第一個故事中，沒有死刑的問題，而是當事人的選擇。那不影響司法判決，是經由當事人的選擇作出，也是當事人認為『正確』的舉動。
後頭的幾個故事就依序走進司法當中。裡頭有一個文學故事，三個真實故事。在（異鄉人）當中我們看見什麼？是看見死刑的應該，或者相反？同樣的，在丹諾的『婁伯˙利奧波德』案、以金其蛋糕辯護的1979懷特案，或者震驚美國的『山姆之子』，那些故事說明了死刑應否存在或者廢除？
那麼卡夫卡的（審判）呢？在台灣社會那是否更具備價值，讓人思索我們生存的環境，面對的社會問題？
這篇文章不會給出任何解答，而是繼續累積問題。同時，我也反對對於某個議題太快作出結論，或者試圖以各種文獻累積自己的正確性。人類太過容易相信自己擁護的立場，不論廢死或反廢死都值得批評，而難以深思其中的意涵，更絕非以單一案件作為依據。
鼓勵廢死的情懷值得讚賞，只是如果單純以道德論述，那麼我們是否應該要求他人節儉並且立法禁止浪費？這種層面上的混淆，以及對於他人的反駁因此流於空談。
反對廢死的人則或許單純的認同死刑的用處，死刑能否減少犯罪？死刑一定可以減少犯罪，因為它確實地殺害了一個人，殺害這個人的未來，使得再犯率降到零。這同時除了再犯率的討論，也進入經濟、倫理、感情與法律等各層面的討論。其中包括誤判的可能、對審判的不信任、對於獨立審判的質疑、對國家機關權力的懷疑、對自身安危的驚恐……
一個很少討論的重點在於：要求死刑的民眾，除了要求懲罰犯人，是否另一方面也要求著更好的治安？即使這樣的代價包括了無辜者的冤死、包括殺害我們周遭的鄰居、親友、包括我們對於治安的恐懼已經到了即使誤殺也無可奈何的心態？
人群組成國家，對於國家來說，任何一個人都是主宰，卻相反的擁有能夠剝奪生命的權力。正因為國家已經組成，個人的重要性逐漸遭到剝奪，成為可以被替代的零件。
任何一項死刑的執行都無比沈重，某些人認為這樣的沈重擁有價值。即使殺害了個體，殺害了國家的一部份，它仍然應該被執行；某些人認為國家缺乏權力、認為刑法應當教育、應當寄託未來與希望。
我們知道，丹諾的結辯在今日不怎麼具備力量的。即使社會出現了這樣的兇手，國家也應該理所當然地割捨，或者國家更應該理所當然割捨掉，並且尊重自由意志的可能，也尊重這種無可避免的決定論者的走向。
這個年代，海明威或許更加飢渴，更加茫然，卡夫卡則可能更加入世，卻又悄悄閉世鍛造著自己的思想。
一個人的喪鐘響起，每個人為了鐘聲爭執，而無人哀傷。
或許這就是這個社會的寫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