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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鐵面特警隊》的蓋皮爾斯〈右〉與羅素克洛〈右二〉)


“電影不是學者的藝術，而是無文化者的玩意兒。”──溫納何索(德)


○ ‧前言：羅羅湯馬西


這篇稿子是近日應香港友人之邀而寫，也是借著這個機會，將自己糾結了多年的「書寫電影」的情結，不羈理性地理了一部份出來。


很高興的是，不需勞駕太多的自我面壁思過，無庸動用太多他人字字珠璣，發現這次的「書寫電影」釋放出多年來在這方面的壓抑情懷。


感覺上有點近乎友誼因此更堅定，思緒上好像天上飛的與地上走的，沒怎麼驚動科學系統與社會網絡，就搭上了線。


很可能是，我在戲院外面走的時間，比(書寫電影的)他人在戲院裡坐的時間久。(據很多專家強力表示，人的老化就從腿開始)


雖然就完整性而言，此文離我向前走的目標還一段不小的距離，然而，為了符合本文的主旨──文字的電影「動、力」，我還是做了些剪輯(真抱歉的是，還是超過香港友人的文數限制)。


忍不住要一提的是，在這個剪輯過程中，想起最多的竟然不是那一部電影，而是老杜(杜斯妥也夫斯基)。


大概是我最初認識老杜的文字，以及他那狂野到不行的敘述熱情時，正也遇到我從詩意的古龍轉換跑道到史意的金庸時；大概是武俠片開始被我從戲院裡帶出場之時──老杜常在我那時的凌晨漫遊中，一路拉著我的手(停下來把我的筆叉進小紙片裡)；來自我腳底的熱度與腦海中他的武當綿掌，令我的青春過得很滾燙。


在最初書寫電影時，正巧搭上我的社會科學火車期。「綿掌」不覺中戴上西式白手套，影像後面不斷有金髮碧眼的外國人在穿梭(由法國人李維史陀帶隊)，中華道統不時來到耳邊對我說話；
就這樣在西方論文的格式的跑道蹦跳了起來。有天終於忍不住脫下這付白手套，於是一併也把「書寫電影」封藏了起來。


這樣的表現形式，那樣(西方學院式)的知識系統，引我懷疑其對人的生命活力的壓迫感，壓碎感，以及堵塞你柔情般的直覺。


最關鍵的疑問是：自古以來，人類很容易犯下「陷在其中，忘記自拔，或難以自跋」的錯誤。


在中央研究院工作那段時間，見識不少國內乃至國外赫赫有名的大學者，有人甚至在學術研討會中，經過與會人士輪番檢討，逼得他最後不得不低頭承認「我的基本假設有問題」，那些現場經驗令我當時震驚到，第一次發現我是在場中唯一「沒有假牙」的人。


記得電影《鐵面特警隊》(1997)中，那個野心十足的(被凱文史貝西如此嘲笑的)「大學生警探」蓋皮爾斯(Guy Pearce的近作是2002《時光機器》)，有次問凱文史貝西：「你還記得你當初為什麼當跑來當警察嗎？」凱先生說他忘了，他反問蓋先生。


蓋先生說：「羅羅湯馬西。」


原來蓋先生的父親也是個警察，當年為了抓一名搶匪，卻反遭那名搶匪的黑鎗致死。這名搶匪後來始終沒抓到，蓋先生於是在心中給他取了個名字，羅羅湯馬西。這個名字成為他後來非緝兇歸案不可的，最強烈意象、動力，也成為他信仰的符號。


很詭異又很俗常的是，人常犯這種錯誤：進到了那個當初最想投入的領域，過了一段時期，愈是老沉(or老陳)於個中環境(community)生態之道，那個個人最初的純淨信念，以及同時併存的火浪熱情，反而卻喪失或遺忘了。


人，多半是「這樣衰老」的。「書寫電影」也存在著同樣的問題與困境。


許多人最初投入「書寫電影」，內心中與握筆的拳頭裡，既飽藏且大膽地釋放出電影的活力與熱情(我至今始終忘不了，在最初「書寫電影」的時期裡，我的體溫常常是升高的)。


然而，時日久之，(肉體與筆之)筋骨僵之，現實必須顧之，利益必須罩之，電影的活力隨之從其筆、腦與心溜之。──滾燙的青春就這樣被人們說成悠悠離其遠去。


世界並沒有因此貼著人更近，卻壓得人更碎，擠得人更精(金)明(名)。

猛然有一天，世界翻了一個身(其實早就翻過不知幾萬次了，只是這次沒先知會他)，他在猛然醒悟中，不是發現世界離他遠矣──而是那個裝滿了全世界熱情的火光與水流的他，已然再也不可能喚回。


「書寫電影」很離奇又奇妙的是，它教人「不斷試圖」(一旦你遺忘了這條線，你就不可能再找回你的「羅羅湯馬西」)回返到沒有文字，乃至沒有文化的赤裸裸狀態(嬰兒？！)中，去重新尋找那份天地人合一的渾沌狀態──真力四射，活力八開。


這種狀態不是運轉任一種文字(理論與表現形式)可以致之，也不是知識與經驗積累可以轉之。──只有不斷保有「羅羅湯馬西」的人，可以親近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