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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兒好玩，哪兒去！」

新電影所背負的「菁英文化」的消亡，與八十八年後影劇版所帶動的「大眾文化」的勢不可擋，首先點出了戒嚴與解嚴這兩個時代間的巨大分野。這種分野究竟有多巨大？恐怕這已然不僅是客觀上（菁英與大眾）之別，更不只是新電影工作者的「心理情結」可以「認同」；影劇版至今仍被絕大多數知識份子視為不「值」一顧，其道理或許正可以解釋即便身處在二十一世紀的台灣電影工作者，為什麼念茲在茲票房問題卻難以突破此大關卡──就那群以「菁英文化」為尚的中產階級而言，始終是困在：質問「藝術有什麼用」，根本就是個野蠻的行徑；沒有一個中產階級可以「打從內心深處」裡深深地信服，文明滾動得愈快，「野蠻的行徑」不僅也跟著轉動得更快，而且還更多到不容思議。

然而，新電影之消亡並不只是與大眾文化間「巨大的分別」而已，而是分裂：菁英文化講究的是美學上乃至哲學上的心靈沉澱，因此即便他們意識到電影作為一種娛樂工業，電影在他們手中「最多只能」發生「陶冶身心」的娛樂作用；即便妥協至此，大眾文化卻是無「暇」顧及的，因為百無禁忌的時代「想要」的是狂歡節式的「解放身心」，他們要從工作的規律中解脫、他們要從被壓抑的日常生活中解脫到一種無法言喻的快感狀態──環顧所有報紙版面（靜態又平面的媒體），只有摩天輪式的影劇版，才能激動當代消費族群「一『讀』為『快』」！

「人生在世，不就圖個痛快嗎！」──這是有史以來最賣座華語片（在奧斯卡頒獎典禮上，它的名義是台灣電影）《臥虎藏龍》中的碧眼狐狸，最後如此告訴徒弟玉嬌龍。

我們要說的是，「圖個痛快」既是身為大眾文化龍頭的新電影的罩門，也是影劇版或說當代大眾文化的活門。雖然，新電影在全新的身體中找到文化上空前的快感；但，解嚴後急速蓬勃發展的大眾文化，則不斷催動影劇版造就出隨手可得的非美學的快感。

正由這種天壤之別般的「快感」，不僅造成新電影的消亡，更使得新電影之後的台灣電影付出了空前的代價：九零年代初，當初一群擁護新電影最狂熱的知識份子，高呼「新電影之死」；九零年代末，整個台灣社會迷漫著「台灣電影已死」的氛圍。

直到世紀之末（2000），《臥虎藏龍》的出現，戲劇性地將新電影的「氣質」與大眾文化的「體質」，在一部電影中一起動蕩萬千地攤展開來。

李慕白與俞秀蓮之間壓抑的情感，以及他們所代表的一切江湖規矩，最能隱喻新電影何以殺不出「成長」與「反省」兩大主題：新電影標榜的「壓抑的美學」，註定要把掌握在他們手中的那個空前的知識身體（電影），壓抑地深鎖在他們的戒嚴身體中（新電影中的肢體語言在台灣電影史上，恐怕也是空前愁眉深鎖的）。

不少人用「叛逆」與「反傳統」乃至「女性主義」來形容玉嬌龍的特質；然而，作如是觀者（文化界的「老江湖」？）正好最足以說明他們似如李慕白、俞秀蓮，這輩「見不到本心的老江湖」（玉嬌龍在竹林一戰中如此大罵李慕白）之「本心」──盜走青冥劍為的是「好玩」；還不還青冥劍全憑一時「高興」；就為了一把梳子，與沙漠大盜半天雲死纏爛打到「性」情糾葛在一起；逃婚離家出走，兩位老江湖攔路問她往那去，她一臉不屑地回說：「哪兒好玩，哪兒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