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臺灣新民報》社所出版
陳逢源著《新
支那素描》
《臺灣民報》,是臺灣日治時期中臺灣人所創辦影響力最大的報紙。前身為《臺灣青年》月刊(1920年創辦)、《台灣》月刊。
歷史
東京時期
1923年(大正12年)4月15日,《臺灣民報》創刊於日本東京,全部為漢文版(在此之前的《臺灣青年》雜誌、《台灣》雜誌為漢、日文各半),號稱「台灣人唯一的言論機構」。《台灣民報》原先是半月刊,10月15日改為旬刊(每十天發行一次),並併入日文版。1925年(大正14年)7月12日起再改為週刊(每週日發行),增設台北支社,社長為王敏川。
遷台
在《臺灣民報》發刊前,就有不少人主張將發行地遷回台灣;但由於台灣總督府的關係,該計畫一直不能實行。直到第三任文官總督伊澤多喜男上任後,遷台之事才有了轉機。1927年(昭和2年)8月1日,《台灣民報》以增加日文版的條件下遷入台灣,仍以週刊形式出現。1930年(昭和5年)3月增資改組,並易名為《台灣新民報》。1932年(昭和7年)4月15日,正式獲准發行日刊。廣受台灣民眾喜愛。而為了使台灣民眾能避開日本警察的騷擾,台灣文化協會也在各地成立讀報社,方便民眾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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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台灣台北市大同區延平南路二段的《臺灣民報》總批發處解說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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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台灣台北市大同區延平南路二段的大安醫院(位於《臺灣民報》總批發處隔壁)解說板,2001年10月13日製。
內容
《臺灣民報》橫跨1920至30年代,可說是台灣各種社會運動的機關報,同時也是研究1920至30年代台灣不可或缺的史料。《台灣民報》對自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以來的政治、社會運動均熱烈支持,積極鼓吹農民、勞工、婦女爭取權益,亦支持學生運動、文化啟蒙運動、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也呼應要求台灣自治及抨擊台灣總督府。而對新文藝鼓吹及提倡白話文也有不少貢獻,更是台灣新文學的重要園地。此外還引進對新知識、新思想的介紹,也經常報導中國政情及世界新知,諸如中國軍閥混戰、蔣汪對立等。發行量更突破一萬份,足以與日本人創立的《臺灣日日新報》相提並論。在編輯群方面,更是高手如雲,如新文學旗手張我軍、醫生兼小說家賴和、文學家楊雲萍、台灣第一位醫學博士杜聰明等人。而對總督府施政的批評與諷刺也使《台灣民報》在新聞檢查方面遭到百般刁難,最久一次還被扣押了44天。
不過,1927年臺灣文化協會在台中醉月樓召開第一次全島代表大會,通過議程第14點「《台灣民報》拒買同盟之組織」[1]之後,《南瀛新報》
亦出現許多批判《台灣新民報》的言論,如〈台灣新民報馬腳露現 批評大講演會將開催
定舊曆五月十三日夜於大眾講座〉及〈暴露欺騙民眾的台灣新民報告親愛同胞檄〉(《南瀛新報》1932年6月17日24版)。《南瀛新報》1932年6月
25日14版、1932年7月9日13、14版、1932年7月16日13版、1932年7月23日13版、1932年9月10日13版、1933年6月
17日23版,均曾出現批判《台灣新民報》的記載,彰顯日治時期台灣輿論的多元。[2]
沒落
隨著日本軍國主義抬頭,《台灣新民報》所受到的壓力也越來越大。在另外3個日報同業(《台南新報》、《台灣日日新報》、《台灣新聞》)
壓力下,1937年4月1日,《台灣新民報》漢文欄減半。1937年(昭和12年)6月1日,《台灣新民報》被迫廢止漢文版,仍可刊漢詩。台日語言雖不
同,日人使用綴讀法,仍能閱讀漢詩,且日本政府並未正式下令禁止漢文。1937年6月1日之後,仍可看到《風月》(《南方》)、《孔教報》、《崇聖道德報》、《詩報》、《南國文藝》等漢文雜誌、《韮菜花》、《白香山之研究》等漢文書籍刊行。
1941年(昭和16年)2月,在《台灣新民報》常務董事兼總經理羅萬陣及主筆兼編輯局長林呈祿讓步下,將《台灣新民報》改名為《興南新聞》,但言論風格已大不如前。1944年(昭和19年)4月,日本政府由東京派員來台,將台灣島上較具規模的6家報紙《興南新聞》、《台灣日日新報》(台北)、《台灣新聞》(台中)、《台灣日報》(台南)、《東台灣新聞》(花蓮)、《高雄新報》(高雄)合併為《台灣新報》;《台灣新民報》於次日發表《停刊之辭》,結束自《台灣青年》以來25年的歷史。1945年10月25日,《台灣新報》由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接收,改名為《台灣新生報》,但已不如以前《台灣民報》為民喉舌的特質。
太平洋戰爭後,部份原屬臺灣民報社的新聞從業人員,在台灣新生報社成立前曾自立門戶創辦了《民報》,然而1947年二二八事件後,《民報》於當年3月8日被迫停刊,社長林茂生失蹤被害。民報社與戰前的台灣民報社有相當的淵源,但是以報社沿革的角度來看,並無延續之關係。[3]
2009年8月4日,在義美食品贊助下,台灣英文新聞(Taiwan News)重新刊印《台灣民報》1925年新年特刊號,義美食品總經理高志明主持在「義美大樓」(台北市信義路二段88號)舉辦的「重刊發表會」,蔣渭水的長子蔣松耀、總統府秘書長詹春柏、監察委員黃煌雄、文建會副主任委員洪慶峰、台北市政府文化局副局長陳冠甫、台灣綠黨創黨主席高成炎親自出席重刊發表會。[4][5]
文學
在台灣作家新詩作品的刊載上,「1930年《臺灣民報》推出「曙光」欄,刊載新詩,一時之間,也使新詩人輩出,如賴和、楊守愚、楊雲萍、楊華等優秀詩人的作品,因此和同時期的日文新詩相互較勁,蔚為大觀」[6]。
在台灣作家、政治運動等人士散文作品的刊載上,較為人知的有蔣渭水的〈獄中隨筆〉,該文刊載在《臺灣民報》第59~62號。
賴和、張我軍、楊守愚、楊雲萍、蔡秋桐、朱點人、陳虛谷、郭秋生等習慣使用中國白話文的作家,常在《臺灣民報》及其改名以後的《台灣新民報》發表短篇小說作品。
《臺灣民報》是日治時期台灣文學相當重要的論述發表園地,張我軍一
系列批判舊文學的論文,如〈致台灣青年的一封信〉(1924年台灣民報)、〈新文學運動的意義〉(1924年台灣民報)、〈糟糕的台灣文學界〉(1924
年台灣民報)、〈為台灣的文學界一哭〉(1924年台灣民報)、〈請合力拆下這座敗草叢下的破舊殿堂〉(1925年台灣民報)、〈絕無僅有的擊缽吟的意義〉(1925年台灣民報)、〈文藝上的諸意義〉(1925年台灣民報)等,絕大多數發表在該報。此外,許乃昌的〈中國新文學運動的過去、現在和將來〉(1923年台灣民報)、蔡培火〈台灣新文學運動與羅馬字〉(1923年台灣民報)、蘇維霖〈二十年來的中國古文學及文學革命的略述〉(1924年台灣民報)、半新舊〈『新文學之商榷』的商榷〉(1925年台灣民報)、蔡孝乾〈中國新文學概觀〉(1925年台灣民報)等引介中國新文學運動的文章,也在大量刊載在該報。
除了刊載介紹、評論中國新文學運動或是抨擊舊文學的文章,《臺灣民報》也曾經轉載不少重要的中國新文學作品,例如:1923年民報轉載了胡適的〈終身大事〉;1924年轉載胡適的〈新式標點符號的種類和用法〉一文;1925年則轉載魯迅的〈鴨的喜劇〉、〈故鄉〉、〈狂人日記〉、〈阿Q正傳〉等小說作品,以及冰心的〈超人〉與郭沫若的〈詩;仰望〉等作品。
相關研究
博碩士論文
使用「台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查詢,到2011年10月10日為止,已知的有:
- 鄧慧恩,〈日據時期外來思潮的譯介研究:以賴和、楊逵、張我軍為中心〉,清華大學台灣文學所碩士論文,2006年。有一本碩士論文是在談論台灣日治時期外來思潮的譯介,論文是以那些主要發行在台灣本島或是以台灣人為活動主體的11種文學雜誌作為檢視的對象,而《台灣青年》、《台灣》、《台灣民報》是其中的三種。
註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