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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晚／喬裝辦案需謹慎

高雄市刑大指派女警假扮社工查獲販毒案，原本以為大功一件，未料引來社工界批抨警方，破壞社工體系與弱勢族群建立的信任關係，衛福部更發函警政機關禁止冒充社工。警方此舉衝擊社工工作，甚至可能影響社工的人身安全，不可不慎。

為了辦案需要，掩飾自己真實身分接近犯嫌、鬆懈其心防，以利蒐證，有其必要。警方常偽裝成酒客、計程車司機、維修工人、郵差等；太陽花學運期間，也有警官化身大學生，混入抗議的學生團體。在國外，加拿大溫哥華社區因出現專門打劫殘障人士的搶匪，當地警員坐輪椅，喬裝身障人士穿梭，誘捕搶匪。

警匪鬥智，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警方為了績效，使出喬裝等各種辦案技巧，台北市保大前小隊長陳豐盛，以三重大藥頭「鬍鬚仔」身分，混進毒品走私集團，就是知名案例。台北市警局警正監李莉娟任刑事局女警組長時，曾與現已退休的警官林福來喬扮夫妻，打入「殺人魔王」吳新華犯罪集團，緝捕吳新華到案。

警方為防止危害發生，在「緊急時」也可以權宜改換身分，究責時會因為犯意有無，排除刑罰。只要不以不當「釣魚」、「誘捕偵查」等手法，教唆犯罪，並無可責，但一旦冒充與勤務無關的公務員，卻犯了大忌。

政府單位人員各有職司，若高雄警方認為查緝毒品人口，也要兼顧社會關懷，那就找里長或真社工敲門，同樣達到查緝效果，也順便接手倆夫妻送辦，幼兒無人照顧的問題。

社工是一門助人的專業，協助個人、家庭、團體、社區能適應社會環境，預防或減少社會問題。社工接觸的個案更常常是高風險、弱勢族群，彼此信任的建立並不容易，警匪鬥智，高雄警方踩到別的單位專業上的紅線，未來面對日益複雜的犯罪型態，警方的偵辦手法更要謹慎，別再弄巧成拙。




 

經濟／台灣逐漸被全球供應鏈孤立

隨著台灣出口疲弱程度加劇，許多專家學者診斷出的病徵就愈多，諸如缺乏具有全球能見度的自有品牌、研發能量不足、產業轉型不順、紅色供應鏈崛起、未搭上雲端趨勢及新ICT生態體系的特快車等結構性問題；但有一個影響巨大的病灶，總未被認真看待，那就是過去十年間，台灣逐漸被全球供應鏈孤立。在缺乏上下游支援及高度競爭的環境下，廠商只能依靠削價競爭求生存，而長年的削價競爭，讓廠商利潤率處在低檔，也缺乏研發能力，只能愈來愈依靠價格競爭，形成惡性循環。

為何台灣會落至如此境地？主要是中國、東協等低成本的生產基地崛起，使台灣出口愈發偏重中間財。2000～2015年台灣中間財占總出口比由61%提高到75%，消費財則從12%下滑到9%；中間財的出口重心也從「美國＋東協」，轉為「中國＋東協」。此一轉變，原本有利於台商藉由與其建立龐大互補關係，進行全球布局，但在中國產業價值鏈快速擴展後，台灣廠商在中間財出口上，漸失主導地位，導致台商愈是強化中間財的角色，就愈難逃被壓縮的命運。

國際知名企管顧問謝祖墀於2010年出版的《中國策略》（The China Strategy）一書指出，1990年代後期，中國便將其在全球產業鏈的角色從製造，延伸到行銷及物流；21世紀前十年，又挾著生產規模及龐大市場的絕對優勢，再納入採購及服務的角色。此時，中國廠商的議價能力大幅提升，導致輸往中國的中間財廠商開始被迫面對長期性的削價競爭，但這時期的中國與台灣貿易互補性仍高，台商縱使無法取得價格優勢，卻能因出口數量大幅增加而受惠。

問題是自2011年起，中國科研能量的成果漸受重視，且逐步朝更上游的產品研發階段邁進，使其產業鏈展開一場新的質變。如此一來，過去台灣出口產業所依靠的技術優勢快速消失。中國技術之所以能快速發展，雖是國家大力培育所致，但其能夠突飛猛進，實則與跨國公司的助拳有關。

根據美商韜睿惠悅（Towers Watson）亞洲總部調查指出，全球有50%的跨國企業願將亞洲總部設在中國及香港，只有9%願意在包含台灣在內的其他國家落腳，顯見台灣並非跨國公司區域營運中心的首選。同時，這些跨國公司對投資台灣亦興趣缺缺，2000～2013年跨國公司對中國的外人直接投資（FDI）占其出口比達10%，遠高於台灣的2%。於是，台灣既無跨國公司營運總部，也沒直接投資，在全球供應鏈中居於弱勢地位，也就不算意外。

相對的，當中國獲得這些跨國公司青睞後，不但強化其競爭優勢，更挾其可觀的市場規模，吸引跨國公司將其技術輸往中國。佐利（D.Jolly）等人在最新一期的《策略與商業》（strategy＋business）中指出，過去十年跨國公司在中國研發中心的角色出現兩次質變，其早年在中國的研發中心著重降低生產成本的成本驅動模式，之後轉為開發中國內需的市場驅動，近期跨國公司愈來愈看重中國的研發能量，逐漸將最新的技術研發整合在中國的研發中心，進而轉往知識驅動模式。而當中國在自助與人助下，快速掌握最新的生產技術後，台灣的技術優勢怎能不拱手讓出。

由此可知，在中國產業價值鏈更臻完整且研發能力提升後，一方面讓中國中間財進口商的議價能力大幅提升，另一方面又弱化中國與台灣間的產業互補角色；再加上台灣未獲跨國公司投資，更進一步衝擊台灣在全球供應鏈中的地位，逐漸走到被孤立的險境，導致今日進退失據的局面。事已至此，一般性的產業政策已難挽回頹勢，欲突破這樣的困境，政府必須以國安問題的高度、跨部會運作的思維，規劃走出僵局的戰略，才有可能讓台灣的外銷訂單不再連月黑、出口不再被箝制住咽喉，難以喘息。




 

聯合／監察院好意思罰嗎？

柯文哲去年在競選期間收到兩筆「未成年人」的捐款，被監察院認定違法，並發函要求說明；若未在期限內處理，依法可罰廿萬到一百萬元。問題是，看看這兩案的情況，監察院好意思從重開罰嗎？

這兩筆捐款，一筆是再隔幾個月才滿廿歲的大學生捐了一千元，另一筆是導演洪淳修應邀參加柯總部活動時，順手將收到的一千六百元出席費以一歲兒子的名義捐出，結果兩人都收到監察院的違法通知函。儘管公文只是要求當事人說明，但由於訊息的混亂加上若干媒體的過度解讀，此事已被演繹為「柯文哲亂收捐款將挨罰百萬」。

依法論法，監察院追究不當的政治獻金，當然是職責所在。然而，若未揪出財團或大金主的不正當捐獻，卻一味在這些顯然只是無心之過的小民身上大動干戈，難免令人反感，質疑國家機器捨本逐末、欺壓善良。畢竟，政府部門執法，必須合乎比例原則。

再說，《政治獻金法》規定候選人不得收受「無投票資格者」的捐款，主要是未成年人沒有行為能力；既認定其無行為能力，即表示認知他們未必清楚法的規定。在這種情況下，向這些僅捐出區區千元的未成年人裁罰，便顯有「殺雞用牛刀」之嫌。

何況，像洪淳修這樣順手將出席費捐出的情況很多，捐款人多半是出於「隨手公益」的善意，不覺得這是「政治獻金」；若要將他「移送法辦」，豈合比例原則？對這類情況，監察院比較合理的處理方式，應該是要求收錢的政治人物退回捐款，並課以適當罰款，而毋需發雙掛號公文去恫嚇百姓。

四年前蔡英文競選時，也曾發生三胞胎獻「三隻小豬」的風波，不就以奉還小豬收場嗎？




 

聯合／柯建銘的院長夢只能繫於逼退他人？

此前數月，民進黨一直在談「禮讓」，將若干地區的立委戰席讓給「時代力量」的新人出征；現在，民進黨卻開始轉向時代力量談「逼退」，要求該黨律師邱顯智退出新竹市的戰局，以免綠營總召柯建銘在此敗北。儘管邱顯智目前表現得相當強硬，但時代力量最後會不會妥協接受逼退，關係民進黨與「後太陽花」勢力的分合，頗受矚目。

表面上，這只是老將柯建銘與新人邱顯智個人的立委席次之爭，看似無足輕重；實質上，這卻是民進黨和所謂「第三勢力」共組聯盟或分道揚鑣的關鍵點，除檢驗民進黨美其名的「政治改革」和「權力分享」是虛是實，更可由此預見明年新國會及台灣政治生態的沉淪或提升，值得觀察。

對柯建銘而言，若贏得此役，他將可憑其在國會的資深經歷直攻立法院長寶座，創造政治生命高峰；若輸掉此役，他只能退居政治第二線，不再享有指揮、穿梭、運作的政治風光。對時代力量而言，若就此向民進黨屈服，逼迫邱顯智退出戰局，那麼，它作為民進黨「附庸」的角色將愈發明確，太陽花學運期間創造的公民社會能量也將付諸一炬，甚至立刻影響到它這次的參選形象。

更值得注意的是，民進黨近幾年和反核、太陽花、反課綱等運動的掛鉤，皆打著「公民力量」的招牌，藉此指責執政黨的決策難服人心，並因而造就了去年底的九合一大勝和蔡英文今天的大好形勢。但今年以來，第三勢力的新政黨，除了「時代力量」和民進黨合作，接受民進黨的「禮讓」，其他不願接受民進黨「招安」的小黨，諸如綠黨和社會民主黨皆自行推派代表獨立參選。在這種情況下，若民進黨為了力捧柯建銘搶攻議長寶座而強逼邱顯智退選，果真如此，公民力量豈非如衛生紙一樣被民進黨「用過即棄」？

柯建銘的情況，其實和王金平類似。兩人均嫺熟立院議事及政治運作，長袖善舞，時常左右立法進度；但因囿於已連任兩屆不分區的限制，必須改選區域立委，卻因疏於經營地方及政治形象欠佳而缺乏必勝把握。柯建銘在新竹市享有九成的高知名度，但支持度僅兩成，這是邱顯智拒絕退讓的原因；從力主改革及打破藍綠對峙的角度看，新人的堅持何錯之有？事實上，民進黨若非要柯建銘直取立法院長寶座不可，何不修改內規，放水讓他走不分區的捷徑？

柯建銘是政壇老江湖，邱顯智是律師出身的政治新人，誰更值得託付，是新竹市民要決定的事；至少，不斷用政治力去逼退新人，顯然有失公允。但除了民進黨，目前卻有不同力量介入綠營新竹立委選情，殊堪玩味。例如柯文哲，他標榜「白色力量」，也數度為「時代力量」參選人站台；但對於自己家鄉新竹的選舉，他卻一再公開聲明「唯一支持」柯建銘，並以「促成在野整合」為名向時代力量施壓，要求邱顯智退選。柯文哲不僅挺柯建銘，並替他背書，說柯建銘就是「替台灣做了太多事」，才會傷痕累累。這些說法，不僅暴露柯文哲的政治本色，他在政治上的現實取向也一覽無遺。

另一項值得觀察的，則是陳為廷遭清大社會所退學事件，在時機上也有值得玩味之處。表面上看，陳為廷是因為缺課太多及修業欠佳，無法通過校方的資格審查，而遭到退學，這是社會所的斷然處置。但進一步看，陳為廷其實是在邱顯智總部擔任競選總幹事，以回報邱律師義務協助他打「丟鞋事件」官司之恩，因而堅不放棄助選工作；經社會所所長姚人多勸說不成，而決定將他退學。許多人應記得，姚人多就是二○一二年幫蔡英文寫下動人的「敗選演說」之操刀者，也是太陽花學運中不少健將的導師；那麼，他在此際讓陳為廷退學，不免引人遐想。

邱顯智是否當選，其實無足輕重；但他堅持參選，卻具有象徵意義。如果他或時代力量接受民進黨的逼退，或作出任何形式的交換條件，那麼，民進黨所有的改革大話都將現出原形，一切關於「公民力量」的美好傳說亦皆將付諸流水，太陽花學運締造的美好想像也將土崩石裂。柯建銘將他的議長夢寄託於逼退，結局便是如此。